“上访村”的村民们

早就听说在北京南站附近有一个“上访村”,上访村和上访者的存在折射着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作为当今的大学生,尤其是法学系的大学生,应该关心社会、关心这一特殊的群体。今年暑假前,经过一番准备,我们北京交通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几个老师和同学走进了“上访村”,走近了这一群因为各种原因而游离于正常生活之外的“上访者”。“上访村”“上访村”“上访者”。在“上访村”,我们和这些进京上访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从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这部分来京上访人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的调查统计中:上访者的基本情况性别及年龄情况:上访者以中年男性…     

“上访村”的日子

11月1日清晨5点，天开始放亮。刘金元抖索着从通铺上爬起来，准备赶到最高人民法院排队。睡在她身边的其他人也都陆续醒来，这是上下两层的一个大通铺，每层人挤人睡了十个，一个起来了，其他人也跟着醒了。大家沉默地穿好衣服，跑到外面的水龙头接水洗脸。没多久，村庄的肮脏的马路上开始出现三三两两的人群，他们大多数人衣着普通，头发蓬乱，背着大大小小的包袱。他们的目标也几近相同，不是北边的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便是离这里一站地的“两办”人民来访接待室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东庄，北京南站边上一个普通的村庄，来自…     

信访制度：告别过去与现在

●“访、访、访,访到党中央。” ——固然,这反映了上访者的坚定意志,但在坚定意志的背后,不是也透露着他们的无奈么?而且还包含 着矛盾向党中央转移的现实危险性。●“信访办,信访办,门难进,脸难看,一推二拖三下转,访来访去事不办。”——这表达了信访者对于信访办的不满,但是信访办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它们的地位实在尴尬。     

走进“上访村”

“上访村”的故事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一个长长的巷道里,道路两边可以看到零星散落的一个个就地搭建的窝棚,它们有的以破烂的草席垫底,依着墙根,用已经风化的半透明的塑料膜虚掩着挂在铺上面;有的只有块块发灰的塑料泡膜拼在地上,靠着水果摊贩的小车,借着一角雨伞遮盖风雨;还有的干脆就是用报纸盖在上面,地为铺,石为枕。它们的主人们就是我们需要调查的对象——“上访村”的“村民们”。经过请他们回答问卷以及和他们多次交谈,我发现,这些来京上访的人多数都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通过查看报刊对相应的法律法规有所了解,但对于自己的权利了解比较…     

中国信访制度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是信访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从农民税费抗争到土地维权,再到信访改革,于建嵘展现了一位学者关注现实最尖锐问题的勇气和敏锐,他所发出的声音也屡受高层重视。     

信访制度及解决争议的机制亟待创新

信访制度的功能是什么?是救济,是监督,是解决争议,是听取民声、反映民意,是维持社会稳定?抑或是所有这些功能兼有?无论信访制度是具有所有这些功能,还是具有这些功能之一,其发挥得怎么样呢?就救济而言,信访者的怨声有多少通过信访消失了?就监督和听取群众呼声而言,信访者反映的问题有多少在信访后被查处了,信访者提出的建议有多少在信访后被采纳和实施了?就责编/王平解决争议和维持社会稳定而言,信访者们通过信访有多少不再重复信访,生活和情绪都安定下来了?对于这些,我们没有准确的量的统计,但是从目前全国各地、各部门仍在不断增长的信访…     

“民告官”突围

1989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颂布并于次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自那时起，行政诉讼(即“民告官”)案便一直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透视其屡屡成为“新闻”的背后，是自古便有“屈死不告官”的草根阶层与“刑不上大夫”、“官尊民卑”传统势力的博奕与较量。“民告官”案是从1998年起开始呈逐年激增的势头。2001年，我国的“民告官”案首次突破10万件，从1992年年受案不足3万件增加到这一年的100921件，这一数字后被法学界视为我国行政审判的突破性标志。2003年，全国各地法院审结行政诉讼案件114896件，胜诉率为30％。安徽青…     

记者附记：呼唤“路宽灯亮”的信访

怎么看待农民上访?当有些地方还在习惯地一味地压、堵的时候，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却提出了名的“4个80％”问题。即在当前的信访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     

“公民”之路

2002年的5月份，一个偶然的机缘，我来到了中国改革杂志社。但上访的农民并不找我。我穿吊带装，染红头发，戴奇形怪状的手饰，偶尔还喷洒名贵的香水，在办公桌上摆放鲜花，在办公室里听布兰妮的《Babyonemoretime》。那些衣衫褴褛的上访者带着汗臭味进入我善于审美的双眸时，我没有给他们留下一闪念的空间，即使是在轮值的接待日，我仍然无法完整而又认真地去倾听上访者的语无伦次。我真正接触上访者始于2003年的元旦，上访的找到我，我保持距离，上访的告诉我在东庄上访村有人冻死了。这一天是新年，我在收发短消息，跟朋友们互道新年的…     

“空壳村”走出困境应采取的措施

一、“空壳村”的现状亟待改变江北县不少的村没有集体经济实力一般称为“空壳村”。据1990年底统计,在全县859个村中,共有“空壳村”346个。当年收不抵支的村有215个。这两种村合计占总村数的65.31%,另有“空壳社”3176个,当年收不抵支的社2057个,这两类社合计占总社数的79.15%。由于全县有大量“空壳”村、社的存在,一直困扰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心理服务驱动下信访“分类治理”的理路——以河南省西平县为例

学界对于信访分类治理的研究大多基于因“人”分类或因“事”分类展开,形成了信访分类治理研究的基本范式。然而,社会心理服务嵌入信访治理体系,为信访分类治理提供了新的视野:因“心”分类,即按照信访人“心理诉求——利益诉求”的两分原则,将信访人分为利益型、心理型、耦合型和无意识型四种。本文以西平县信访治理实践为个案,提炼出由“心”而治的信访分类治理模型,并对该模型的治理理路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信访频次、情绪和事件的三维叠加形成了信访分类治理的参照维度,而地方政府对治理技术的灵活性运用则构成了信访分类治理的动态实践。本文为信访分类治理过程中信访人的心理诉求与利益诉求间的关系提供经验事实,并为社会心理服务驱动下的信访分类治理理路提供分析框架。然而,受限于研究区域和案例数量,本文提炼出来的由“心”而治的信访分类治理模式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和完善。     

“三审一听”息访制——对“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的思考

三审一听息访制,指因非涉诉事项到政府信访部门上访,三级审理程序走完后,上访人仍不服的;因涉诉案件到法院、检察院上访,对法院一、二审判决不服,对申诉案件处理结果仍不服的(三次审理),发挥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职能,人大可牵头进行听证,本着实事求是原则,有错必纠,无错劝上访人息访的制度。     

花秋：“土鸡”产业为何难以走出困境

花秋“土鸡”主产于贵州省桐梓县花秋镇以及该镇邻近的风水、容光和习水县桃林等乡镇,它具有肉质细嫩,味美鲜香等优点,市场销路好。 　　1998年,花秋镇党委、政府围绕调整产业结构,培植支柱产业的发展思路,决定将花秋“土鸡”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采取政策鼓励、资金扶持、技术指导等措施,鼓励村民大力养殖“土鸡”,并引进技术,投入资金,建立了一个年孵化 50万只鸡的孵化场;率先从干部人均饲养 50只,每户平均饲养 50只,每村建 20户 100只以上的示范入手,拉开了政府组织抓“土鸡”产业的序幕。 　　然而 3年过去了,花秋“土鸡…     

“中国市场第一村”一村走出500多个千万富翁

从上海市郊的一个农民到齐名华西村吴仁宅的“中国功勋村官”,57岁的吴恩福打拼了35年。他见证了七宝镇九星村迈向“中国市场第一村”的每一步。在这块面积仅1．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走出了500多个千万富翁。     

打开信访“干干结”——天津市武清区以制度创新根治信访潮

近几年来信访浪潮节节攀升，这对于各级政府来说，既是巨大的挑战，也蕴藏着推进政治改革的难得机遇。天津市武清区委区政府从法律和制度创新的角度切入，为化解信访潮、保持稳定大局做出了有益探索。     

村财公开筑就“连心墙”

<正>山东省临沭县近年来高度重视农村财务公开工作,把其作为推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要事常抓不懈,不断创新农村财务公开的形式,村级财务运作全程做到了规范透明、阳光作业,月公开率基本达到100%。2009年以来,全县共退回不合理开支42笔,制止村级不良举债6起,涉及财务问题的信访案件量逐年下降,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     

“项目嵌入型上访”——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信访的解释框架

与既有研究偏重个体微观层面的解释不同,项目嵌入型上访的研究视角聚焦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上访的结构性因素。综合运用田野工作、历史研究和文献研究等方法,借用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概念,本文对贵州省桐乡农民信访问题进行了拓展个案研究。研究发现,项目嵌入型上访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协调推进为场域,农民上访不是孤立的、脱嵌的个体行动,而是嵌入在以项目为维系纽带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中,其结构性诱因由经济性嵌入、政治性嵌入和社会性嵌入共同形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