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利益分配的失衡与均衡——“地利共享”框架下耕地征收案例研究

农村土地利益均衡分配是持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宏观层面的土地利益分配注重审视政府、村集体和农民的关系，比较而言，微观层面的土地利益分配主要聚焦于乡村社会内部。研究冀中南案例村庄的集体耕地征收事实发现，纵向地看，征地利益分配实践主要经历了失衡阶段、调整阶段和均衡阶段；横向地看，征地利益分配矛盾主要表现在农民之间、干群之间和村组之间。农村地利共享秩序建构有其内在逻辑，以农民利益为核心，在外部权威有限介入、村干部内生整合与农民权利意识提升的耦合作用下，农村土地利益分配可以实现地利共享。然而，地利共享秩序的长期维系需要进一步提升分配方案的民主化与共享秩序的制度化。基于此，通过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确集体成员资格认定标准，推动土地利益分配矛盾“公共化”,并有效激活农民主体意识，进而建构乡村社会场域的“地利共享”秩序，可以为化解村域层面的利益分配矛盾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过日子”:农民日常维权行动的分析框架——以湘中M村移民款事件为例

"过日子"作为本土性概念,是理解农民日常生活行为的关键词。在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运作实践中,农民的日常维权行动与群体性利益表达因受过日子逻辑的考量而迈向"不情愿的抗争",并在选择行动策略时采取有节制的"出气"与忍声吞气的"认命"行为。认识到过日子逻辑在农民日常利益表达中的价值和影响,对于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市化进程中“村转居”社区集体经济利益分配问题北大核心CSSCI

"村转居"是目前我国各地推进城市化的主要方式之一,而"村转居"的难点之一是"村转居"社区集体经济利益的分配,因为它既关乎"村转居"能否顺利进行,又关乎转居村民的权益,甚至还会影响"村转居"社区的和谐稳定。基于调研资料,本文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村转居"社区集体经济利益分配中遇到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因集体资产类型繁杂导致清产核资和折股量化困难、股权设置不合理和股权确认困难、集体经济无力承担社区建设和管理费用、股权流动性差、缺乏有效的集体资产运营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红帽子”还能戴多久——关于假集体现象的透视

对以集体的名义领取营业执照,而实际是个人投资、个人承担风险的"集体企业",给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带来许多挑战,圈内人管它叫"戴红帽子的个体私营户"。尽管人们对这种假冒行为嗤之以鼻,甚至横眉冷对,但在我国相当一些地方,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欠发达地区,"红帽子"依然大有市场。"红帽子"企业正因为有市场,是由于集体单位和个体私营企业,双方都从各自的利益角度出发,从"红帽子"中得到实惠。——思想实惠。促使红帽子假集体形成的思想基础,在于长期姓"社"姓"资"的争论,使得人们对个体私营经济心存疑虑或有偏见,总认为个体私营业主"为富不仁"、"无商不奸"。一些个体私营业主也因此缺乏自信心,不理直气壮,畏首畏尾,怕政策变,怕冒富,怕"树大招风",不敢放手发展。一部分党员干部怕谈论"私",怕卷入风险难脱干系,不敢和个体私营老板正面打交道,不敢优惠扶持,不愿放手发展。在这样的心态和思想的驱使下,个体私营企业与集体空壳两者便有了"共同语言"。——经济实惠。对于集体来说,只要给了个体私营企业一只红帽子,不仅不要集体投资一分钱,还能得到协议上缴的"管理费"。而对于个体私营户来说,只要戴上了假集体的红帽子,有面子、有牌子、有路子,优先获得生产要     

感知利益对农户黑土地保护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 ——以“梨树模式”为例

研究目的：基于“梨树模式”典型案例,揭示感知经济、生态和社会利益对农户黑土地保护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方法：计划行为理论（TPB）和结构方程模型（SEM）。研究结果：（1）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态度三者之间相互影响显著,行为态度对农户黑土地保护行为的直接影响显著。（2）感知经济、生态利益对农户黑土地保护行为有负向影响,感知社会利益对其有正向影响。在各维度感知利益中,感知生态利益影响最大,其次是感知社会利益、感知经济利益,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43、0.34和-0.06,且农户感知生态利益降低成为激发农户采取黑土地保护行为重要原因。（3）“行为态度→感知利益→农户行为”短期内可以促进保护性耕作和质量保护等行为实施,但由于“行为态度→农户行为”的负向作用,农户行为决策与感知利益需求不匹配,导致农户黑土地保护热情的间断性缺失,阻碍了黑土地保护行为的实施。研究结论：研究区应继续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框架,发挥黑土地保护行为与经济、社会、生态利益感知的协同效应;尊重代表农民利益取向的意愿和选择,构建人才、技术、资金、管理一体化的长效保护机制;强化资源要素共享与政策制度协同,积极推进黑土地保护立法。     

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视角的农民合作社形成逻辑、边界与本质分析

本文从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视角分析了农民合作社的形成逻辑、边界和本质规定。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合作社的形成是由利益相关者的两次集体选择决定;两次集体选择和交易契约的边界共同决定农民合作社的所有权边界和经营边界;农民合作社本质上是利益相关者相互关系的联结。本文提出了一个"三角型框架",主张运用架构分析方法理解中国农民合作社的组织特性,并强调"殊途同归"的重要性。     

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与农户收入的相关性研究

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并不是完全的集体行动,也不是单个家庭的个体行动,而是在我国农村公共产权的前提下农户相互博弈的一种行为结果.本文利用"涓滴效应"和"囚徒困境""理论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认为在这种制度环境下要走出农户经济行为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关键是从各个方面创新农户收入体制,提高农民的收入,从利益驱动的角度增加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     

论“有为集体”与“经营村庄”——乡村振兴下的村治主体角色及其实践机制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集体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村庄发展是普遍面临的挑战。本文以W市M村的个案调查为例,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村集体角色及其实践机制。研究表明,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面对村庄衰落,村集体需要整合资本、土地等要素资源以促进村庄发展。"有为集体"与"经营村庄"是对村集体角色及其实践机制的概括。村集体通过"筑巢引凤"、进行土地流转、申请项目做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村民失地后的退养与劳动权诉求、做好村庄整体规划,"经营村庄"才得以实现。通过村集体的中介机制、利益交换与平衡机制、平等协商机制等三个机制,"经营村庄"最终能够有效运行。在乡村振兴中积极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有为集体"大有可为。     

农村公共品形成后的管理困境及求解

农村公共品的管理,包括利用和维护两个方面,这个阶段决定了农村公共品的使用效率,但其长期被专家、学者忽略,政府官员们对此也关心不够,农民们总是在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徘徊,导致使用效率低下,困难重重."公地悲剧"、"囚犯困境"和"集体行为的逻辑"三个模型描述了农村公共品形成后的利用和维护中可能会出现的可怕情况,不过现实却并不总是如此,因为困境还是存在着一些治理之道.     

“谋利型纠纷”:后税费时代的村治困境

税费改革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重新调整,农民从义务本位向责任本位转移。一方面,村集体治权和治责大大弱化,村级治理陷入乏力困境。另一方面,农民却越来越强势,部分农民表现出为获得更多利益而不择手段,这就是本文所指涉的"谋利型纠纷"。究其原因,这既与后税费时代国家治理的转型有关,又与农村社会自身基础的变迁相关。"谋利型纠纷"的凸显并蔓延映射出村庄治理的失序和困境。因此,加强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和村庄组织能力的建设就成为当务之急。     

“小产权房”的困境与出路

"小产权房"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制度和经济背景,是房地产开发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多方利益主体博弈的产物,也折射出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存在的缺陷。"小产权房"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我国现阶段缺少"小产权房"合法化的相关规定,使其面临着生存的困境。"小产权房"的出路是合法化:应以"合法化"为目标,恰当处理好"小产权房"问题,以保护出让者、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运用商品经济规律指导农村税费改革

一、农村税费改革的经济利益关系分析　　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旨在探索建立规范化、法制化的农村税收制度和分配制度 ,从而规范现行农村税费制度 ,遏制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及各种摊派 ,从根本上解决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此项改革的关键是费改税。费改税从本质上说就是规范农村分配形式 ,明确农民应尽的义务与不应有的负担。从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而言 ,税是农民应向国家、集体尽的义务 ;而费则是商品经济的范畴 ,并非农民应向国家与集体尽的义务 ,它是向农民提供商品或劳务价值的货币表现。依此为基本思路 ,划清税和…     

特色农产品经营中的声誉机制研究

特色农产品是受特定自然条件赋予区别于其他农产品属性的农产品,因特色获得的声誉类似于质量声誉是集体声誉,由特色农产品的共同质量来决定.在我国目前的农地制度、生产经营条件限制下,特色农产品的供给存在明显的寻租行为.借助重复博弈分析表明突出的行为是中间商利用特色农产品的特色声誉进行配销售,最大化自己的投资利益却不断降低特色农产品的质量声誉.根本的原因是农户的分散销售,特色声誉没有明确的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需要引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扮演特色农产品声誉的所有者,构建质量保证体系.通过经营"特色"、维护"特色"来维持声誉.     

我国实施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必要性及其演进过程

农产品价格政策是指政府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农产品市场供求状况以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经济利益,为了影响农产品价格形成和价格结构,通过各种经济杠杆、并辅以行政和法律手段直接或间接调节价格,从而调节农产品供求、农业生产结构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分配而制定的各种行为准则和措施的总称。农产品价格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经济收入、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的安定,它历来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引人关注的一个问题。     

国家与社会生活:农民上访的一种理论解释

在转型中国农村社会中,伴随国家权力的介入及传统权威的衰弱,村庄生活共同体走向式微,由日常生活矛盾纠纷引发的农民上访行为普遍发生。信访制度成为村庄边缘人借以抗争主流社会的武器,为他们的抗争行动创造了"政治机会结构"。应对边缘人的挑战成为村庄治理中的"剩余"问题。国家通过信访体制吸纳村庄生活政治。国家塑造农民上访行为的三种机制呈现为激发机制、吸纳机制和再生产机制。基于生活政治的视角研究农民上访行为不仅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学界对"国家如何塑造农民抗争"这一问题的理解,而且有利于进一步反观国家。     

大村庄制与就地内生城镇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研究

"大村庄制"农村社区建制的推行,使得离散型多村庄转向同质型自治共同体,在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政府财政成本、实现农村集体资产集约利用方面具有突出优势。但现实中多村庄的撤并不彻底,就地内生农村城镇化动力不足。厘清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分析"合村并居场域"和"资产统合场域"两个子场域内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行为,由此提出"大村庄制"模式下农村社区复合治理建设新路径。     

农合组织利益联结机制应多种类型共同发展

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利益联结机制具有多种类型,利益联结机制不同其行为特征也不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利益联结机制的选择具有客观性,没有初级与高级之分,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因地制宜地构建多种类型同时并存共同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     

红豆杉:山沟沟里栽下的“摇钱树”

<正>红豆杉又称紫杉,是近年来植物界走红的"明星",它可以提炼出的"紫杉醇",是国际上公认的防癌抗癌药剂,其本身又是国家一类保护树种。不仅可广泛应用于水土保护和园艺观赏林,在室内盆景方面也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如今,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龙头街道的龙湖村已建成红豆杉基地70余亩,其中育苗棚10个,占地面积11亩,培育红豆杉小苗100万株。龙湖村的村民们习惯把这些红豆杉叫做"摇钱树"。这些树木不仅给村里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益,更带来了间接的发展机遇。     

村庄环境整治要下大力气

宿迁市委书记缪瑞林认为,村庄环境整治,首先要注重规划指导。村庄环境整治不是简单的扫扫涂涂,也不是拆旧建新,更不是城市的"克隆"。既要重视"面子",更要重视"里子";既要抓形象,更要抓实效。要真正把村庄环境整治纳入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做到城乡规划"一盘棋"、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齐步走"。在编制和实施规划时,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使村庄环境整治工作真正尊重群众意愿、带给群众实惠、得到群众支持。     

交互嵌入：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协同机理——山东省D村“三社”“三自”实践的理论解读

交互嵌入是两个系统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同时,通过有形或无形要素的双向联结,实现行动协同、功能互补、同向发展的社会过程。在交互嵌入视角下,以纯农业村庄山东省D村“三社”“三自”实践为样本的理论分析表明,积极推动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在资源、关系和认知等方面对于乡村治理体系的主动嵌入,激活乡村治理主体在诉求、行为和精英等方面对于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主动嵌入,并在此过程中有意识地建构村民利益联结机制、集体理性机制和共同发展机制,不失为后发村庄内生发展动力积累和发展模式优化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