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国过度劳动问题研究动态

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过劳是否应该继续成为常态,值得我们考虑.基于过劳问题的日益严峻及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中心对过劳研究的推动,我国学者在过劳的内涵、成因、形成机制、后果等方面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和成绩,然而相比发达国家却仍有一定的差距.本文在回顾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后续研究应进一步加强多学科交叉分析、走过劳的中国特色研究型道路、进一步推进与规范实证研究、持续完善过劳研究框架.     

劳动规章制度公示问题研究——以凌某诉某银行劳动争议案为例

我国现行立法规定,公示是劳动规章制度生效的要件,但对如何公示以及如何认定是否公示均未规定,有可能导致司法机关对同一案件作出相反的判决,从而既影响法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也不利于引导用人单位准确适用法律。本文以凌某诉某银行劳动争议案为例,探讨劳动规章制度公示方法以及认定是否公示的方法。     

韩国、越南和中国香港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及启示

2005年8月笔者赴韩国参加了“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国际培训与研讨会”,对越南、韩国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有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在此整理成文,供大家参考借鉴。韩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1.韩国劳动争议处理机构。韩国处理劳动争议的机构是劳动关系委员会。根据1953     

南京国民政府社会保险政策探析

社会保险是国家和社会按一定的立法对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特殊困难和意外灾害提供保障的福利制度.社会保险在民国时期介绍到我国,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到南京国民政府时初步成型.本文将对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社会保险的原因、社会保险的机构和政策法规以及存在的缺点等作一初步探讨.     

浅析事实劳动关系

我国当前的劳动立法中对事实劳动关系和劳动法律关系都做出了规定,事实劳动关系包括有口头劳动协议、无效劳动合同、兼职劳动等,本文以事实劳动关系的具体表现为主线,拟就相应的立法规定,完善事实劳动关系制度相关的建议等问题进行探讨.     

新组织形态下工资基准的解构与重构

当前以最低工资制度为代表的工资基准制度依旧属于“劳动关系的基准”,将此种工资基准的适用范围扩张至新组织形态下劳动者群体,存在制度成本过高、可行性较低等现实问题。出现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最低工资制度与新组织形态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逻辑并不相符,解构既有工资基准确有必要。劳动者以提高抽成比例为代表的收入提升诉求,实质属于劳动定价权的配置问题,工资基准在新组织形态下的重构应着眼于劳动定价权的规制。劳动定价权背后隐含市场主体定价自由与政府定价约束之间的张力,《价格法》规制框架下的劳动定价权涉及劳动法与竞争法的协同。以反垄断法规制剥削性滥用的竞争法手段在劳动定价问题上力有不逮,以合规制度为代表的激励型监管或可成为劳动定价权的规制手段。具体的规制内容需要兼顾定价权的行使逻辑和劳动基准法的强行法属性,因而在国家立法与企业章程的合法性控制层面须实现“手段强制、内容自治”,议价能力、激励因素、价值因素应当在合理性控制层面得以凸显。     

论对劳动合同中违约金的立法

对劳动合同中所约定的违约金应如何认定，这是司法部门及劳动争议处理部门在实际工作中非常棘手的问题。本作曾经建议在立法条件未具备的情况下，通过集体合同谈判来限制违约金的约定。现在，正逢《劳动合同法》的制订，作希望以立法的形式将违约金约定加以明确。劳动关系双方在现阶段选择违约金的约定是必然的，也是适合国情的，但进入市场经济的成熟阶段，     

驰名商标认定实践中的异化现象及其治理——在驰名商标认定理论框架基础上的讨论

近年来，企业寻求认定驰名商标的数量呈现爆炸性增长趋势，导致驰名商标认定实践逐渐出现了与立法初衷相背离的异化现象。为了治理这种异化现象，有必要在立法上对驰名商标认定的标准、原则和机制进行完善。     

浅析事实劳动关系

我国当前的劳动立法中对事实劳动关系和劳动法律关系都做出了规定,事实劳动关系包括有口头劳动协议、无效劳动合同、兼职劳动等,本文以事实劳动关系的具体表现为主线,拟就相应的立法规定,完善事实劳动关系制度相关的建议等问题进行探讨。     

搭售行为违法性认定基准的探析

搭售行为违法性的认定虽然经历了从“本身违法原则”到“合理原则”的演变，但是在实践中对于搭售行为的违法性认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的国家、地域有不同的立法、司法和执法模式。本身违法原则适用可以保证执法行为的效率，合理原则的运用更多的体现一种个案正义。我国反垄断法中对于搭售行为违法性的认定倾向适用“合理原则”，但法律并没有对于合理性的范围进行界定。搭售行为并不是必然违法和反竞争的，其可以带来效率，所以对于搭售行为违法性认定基准的确立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