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中国金融条件的测度与分析

本文采用利率、汇率、股价、房价、信贷和国际油价缺口构建了新形势下我国的金融条件指数（FCI），并考察了FCI对我国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测能力。在确定FCI各变量权重时，我们基于联立结构模型，明确设定所有金融变量通过总需求进而影响通货膨胀，同时允许国际油价直接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FCI对通货膨胀和GDP增长率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说明FCI可以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变量与证券市场关联性的实证研究

检验股票市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股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更是当前研究的热点。文章将重点研究我国的宏观经济变量与股票市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文章选取了能够较为全面代表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相关指标,并将这些宏观经济变量与代表中国股票市场运行的上证综合指数一起建立数据模型进行分析,探讨宏观经济变量与股票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更好发展提出有效建议。     

金融周期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异质性分析*

宏观经济稳定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在“新常态”时期被更加广泛关注。金融稳定作为宏观经济稳定的必要条件，以洞悉金融周期为前提，要求细究金融周期变量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为政策精准性提供支持。本文利用相关金融周期和宏观经济变量季度数据，使用滤波方法找出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平稳时期，运用机器学习算法验证所选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的匹配度，并测度各输入变量对输出变量的重要度。本文发现波动期和平稳时期宏观经济表现虽有不同，但资产价格指数和信贷水平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重要度之和都达到50%以上，而其他金融周期变量如利差、杠杆率和金融机构风险暴露的重要度则有限。这表明相关政策需有的放矢，相较于无差别的大规模释放流动性，可将重心置于维护资产价格稳定和优化信贷政策配给，为宏观经济稳定保驾护航。     

金融周期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异质性分析*

宏观经济稳定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在“新常态”时期被更加广泛关注。金融稳定作为宏观经济稳定的必要条件，以洞悉金融周期为前提，要求细究金融周期变量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为政策精准性提供支持。本文利用相关金融周期和宏观经济变量季度数据，使用滤波方法找出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平稳时期，运用机器学习算法验证所选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的匹配度，并测度各输入变量对输出变量的重要度。本文发现波动期和平稳时期宏观经济表现虽有不同，但资产价格指数和信贷水平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重要度之和都达到50%以上，而其他金融周期变量如利差、杠杆率和金融机构风险暴露的重要度则有限。这表明相关政策需有的放矢，相较于无差别的大规模释放流动性，可将重心置于维护资产价格稳定和优化信贷政策配给，为宏观经济稳定保驾护航。     

资本流动易变性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资本易变性是描述资本流动的重要维度。本文在对相关研究背景的文献综述后，尝试性地构建了资本易变性的测度指标——资本变异系数，并给出若干样本国家的测度值。通过对中国资本易变性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尽管中国尚未完全放开资本账户，资本易变性已经能够显著地影响GDP和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所以应该采取相应措施控制资本易变性。     

中国证券市场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协同性的实证研究

理论上，证券市场常被称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本文选取工业增加值、广义货币供应量（M2）、消费者景气指数和国房景气指数等宏观经济指标，深入考察了宏观经济与沪深两市股价走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股价指数波动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性特征，中国证券市场与国民经济之间尚未呈现出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证券市场并未发挥“国民经济晴雨表”的功能。这也表明，中国证券市场的宏观协调效率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纳入金融因素的DSGE模型与宏观经济稳定研究

笔者通过构建包含金融因素的DSGE模型分析货币、房地产价格、通货膨胀率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之间互动与联动机制。分析表明,货币存量与增长率是宏观经济稳定的关键因素,房地产相对价格与实际利率是货币冲击效应的核心传导变量。目前中国主要宏观变量偏离稳态水平较远,并存在房地产价格泡沫,化解房地产价格泡沫风险应该坚持规则性货币政策原则,控制货币存量与增长率,使房地产相对价格与实际利率趋于合理。     

房价“粘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内生化系统性风险的DSGE模型

面对处于高位的房地产市场,我国政府开启了新一轮严苛的房地产市场调控,然而房价却出现下行困难的高价格粘性局面,使得我国金融与宏观经济稳定受到威胁.本文构建了包含房地产部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内生化DSGE模型,分别考察了在不同房价粘性下,杠杆率等金融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在面对不同外生冲击时的动态响应.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冲击使房价、产出和通货膨胀等宏观变量呈现正向响应,使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风险溢价呈现负向响应;紧缩的货币政策冲击使房价和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下降,杠杆率和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上升.此外,不同的房价粘性情况下,金融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对外生冲击的响应程度存在差异.高房价粘性情况下偏离稳态的幅度较小,同时高房价粘性的存在会影响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果.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有效调控和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实现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区域经济复杂度与企业创新行为

构建包含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区域经济复杂度和上市公司特征变量“宏观-区域-企业”的实证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区域经济复杂度为视角，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行为作用机制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存在正向激励综合效应，同时，区域经济复杂度不仅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行为，而且能够强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即抑制负向作用而强化正向作用。考虑内生性，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检验稳健性以保证研究结论可靠，并且，研究企业特征发现，高科技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存在差异。     

宏观经济变化对商品房需求影响的研究——基于VAR模型

本文选取多个宏观经济变量,并对各经济变量进行检验,确定了对商品房需求有显著影响的4个宏观经济变量,通过建立VAR模型,利用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对宏观经济变量如何影响商品房需进行分析.     

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及其宏观经济效应

本文综合金融市场的多维信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我国的金融周期指数。在此基础上,构建TVP SV VAR模型研究2003—2017年间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及宏观经济变量间的时变互动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时变互动关系。（2）金融传导渠道可能扭曲货币政策效力,通过金融传导渠道,货币政策不仅会抑制经济增长,还可能加剧通货膨胀。（3）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影响滞后于对价格效应的影响。短期来看,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时变特征与金融传导渠道无太大关联,但随时间推移,金融繁荣对产出的负面影响可能最终使货币政策产出效应发生反转。货币当局应警惕金融繁荣对货币政策效力的扭曲,审慎操作,且不宜承担过多刺激产出的任务。     

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 周期性变化的宏观经济动因研究

本文为了揭示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周期性变化的宏观经济动因,构建了一个宏观经济因素影响上市公司商业信用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宏观经济发展状况、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水平对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周期性变化的影响机理。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季度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随着货币政策宽松、宏观经济扩张和通货膨胀水平的增加,中国上市公司提供的商业信用净额都显著降低。这些研究结果折射出,当货币政策收紧或宏观经济收缩时,商业信用资金从上市公司部门流向非上市企业部门;反之,当货币政策过度宽松或宏观经济过度扩张时,上市公司部门通过商业信用渠道从非上市企业部门吸纳商业信用资金。     

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冲击及其宏观影响*

本文根据1999-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考察了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及其传导机制。本文研究发现：第一,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均具有显著的宏观经济效应,二者合起来可以解释3634%的产出波动、1424%的就业波动和618%的物价波动;第二,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直接影响经济均衡系统不同,预期到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关于未来经济状态的信念来改变经济的均衡配置;第三,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不仅取决于所选取的政策类型,而且受公众预期的影响。因此,政府不仅应当根据宏观经济目标理性选择财政政策工具,而且需要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以增强财政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前瞻性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有效吗*——来自中国上市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证据

本文根据新古典资本需求理论和实际余额效应理论建立了一个包含投资需求和投资效率的前瞻性泰勒规则模型,并构造了一个反映企业投融资需求状况的企业综合状况指数,将其引入扩展的前瞻性泰勒规则模型,然后从宏观和行业两个层面对加入企业综合状况指数的前瞻性泰勒规则进行了检验和比较。研究发现：（1）前瞻性利率传导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基本有效,短期名义利率对于超过80%行业的企业综合状况指数缺口的反应系数显著,但对不同行业的反应差异较大;（2）短期利率对企业综合状况的反应系数较小,而对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相对较高,显示货币当局调整利率可能更多的是针对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反应;（3）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反应不足”,其对股价的反应系数非常小,对房价的反应系数不显著。     

持续探底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2015-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2016年是中国经济持续探底的一年。在世界经济周期、中国房地产周期、中国债务周期、库存周期、新产业培育周期、政治经济周期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将在2016年出现深度下滑,而本轮周期的第二个底部在第3-4季度开始出现,预计将在2017年后期出现稳定的反弹,步入中高速的稳态增长轨道。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取决于以上七大周期的调整情况,其决定着本轮经济下行的底部以及底部的深度和持续的长度。我们必须对改革动力体系的构建、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世界经济的变异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问题进行高度关注,并认识到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在低迷中有繁荣,在疲软中有新气象,在旧动力衰竭中有新动力,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铸造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     

汇率-资本流动性的制度安排和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笔者通过拓广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并突破了传统的"三元冲突"汇率制度安排理论的研究路径,考虑引入资本流动性相对强度系数的概念,又在固定汇率制下引入"冲销"干预政策因素,提出了一个在固定和浮动汇率及不同资本流动性制度安排下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指数曲线的新假说,对汇率-资本流动性制度安排对于宏观经济政策(财政-货币政策)综合有效性的影响问题做了一些较为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应尽可能地拥有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权,考虑到我国当前金融市场体系尚不够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还存在严重障碍,所以在近期财政政策的权重应大于货币政策,从而在我国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为保留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在加快放宽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同时必须加强相应的资本管制.     

Macroeconomic policy regimes,real exchange rate overvaluation,and performance of the Brazilian economy (2003–2015)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o present a review of the workings of the macroeconomic policy regimes in Brazil since 2003 in order to show that both the macroeconomic policy tripod and the new macroeconomic matrix were not capable of ensuring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in the medium- to long term due to their incapacity to avoid a persistent overvaluation of the real exchange rate or to stop the increasing trend in primary expenditures/gross domestic product, which produced a major fiscal crisis in 2015.     

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重构*

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微刺激”效果下降,而“强刺激”带来了严重后遗症,导致这种状况的关键原因是政策框架在整体上出了问题。重构我国宏观政策框架的战略定位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短期应对不断加剧的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2）中期应对结构调整的负面冲击;（3）长期构建高效的、可持续的和动态一致的宏观调控模式。重构政策框架的原则性要求包括：（1）宏观经济及金融的稳定性与国际收支平衡应该成为显性目标;（2）财政政策主要指向结构调整期的短期阵痛,货币政策指向宏观经济及金融稳定性;（3）宏观政策应该遵循市场化、可预期的操作模式。在具体策略上可以选择国债市场作为突破口,通过改变国债发行规模和方式,推动国债市场的大发展和大开放,以此拓展整个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开放程度。     

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后果

本文采取贝克的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运用FAVAR方法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经验结果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GDP、投资、消费、出口和价格变动会带来负向影响,导致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促使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同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宏观经济的主要机制为预期渠道。该结论表明,政府应当尽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并加强引导公众合理预期。     

负利率政策的传导渠道和有效性研究*

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深陷长期停滞状态,欧元区与日本相继实施负利率政策。负利率打破了政策利率零下限的教条,对现有理论提出了挑战。本文分析了负利率政策可能的传导渠道和影响负利率政策有效性的因素,并对现有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本文发现负利率政策较容易对市场利率和汇率等金融市场变量产生影响;但就实体经济复苏而言,负利率政策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有效增加贷款需求和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