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精准扶贫与企业创新——基于外部融资视角的分析

为实现消除农村贫困和区域贫困的目标，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参与到精准扶贫战略中，然而学术界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经济后果影响的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以2016-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文章实证检验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在改变变量度量方法、更换模型以及使用安慰剂检验和PSM模型控制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了创新绩效，而资源效应（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和提高税收优惠）和声誉效应（增加媒体正面报道数量）是参与精准扶贫所发挥的外部融资作用。最后，基于宏观社会层面、中观市场层面以及微观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地方扶贫压力较大、资本市场信息环境较差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不仅丰富了参与精准扶贫和企业创新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对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中的作用以及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基于资源禀赋的精准扶贫PPP项目可持续发展新路径研究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运用PPP模式,对扶贫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精准扶贫重在保持扶贫工作的与时俱进和可持续发展,因地制宜地发掘和利用地方优势资源,以开发减贫PPP项目。在政府、社会资本和贫困群体之间搭建一个有效的合作平台,有利于扩大政府力量的有限性,增强资源配置的灵活性,调动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成为社会资本选择贫困地区开发项目,是参与扶贫建设的焦点,也是精准扶贫PPP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贫困村农民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治理研究

农民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工作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而"合作社+扶贫"模式现已成为贫困村有效脱贫、贫困户增收致富的重要方式。贫困村的农民合作社大多是政府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产物,而非农民自发成立的经济合作组织,其发展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尤其是自我发展能力问题。发挥好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治理的作用,要围绕贫困户和合作社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强制度创新和特色产业规划,规范合作社的管理制度,有效整合扶贫资源和自有资源,以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增加合作社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增量,形成多元扶贫治理体系。     

肃南裕固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长效机制构建

肃南县并未发挥旅游资源优势突破贫困难题,根本原因是缺乏旅游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本文以肃南草沟村、 大都麻村为试点村,在贫困人口中,根据能力和参与意愿提取旅游精准扶贫可扶之人,对旅游项目识别主要是结合少数民族旅游资源特色展开.从居民自主建设、 当地居民主导、 专家指导三方面提出肃南裕固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长效机制构建的建议.     

民族地区的智慧化精准扶贫——以青海省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较为集中的区域,在诸多致贫因素中,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渠道滞后是民族地区致贫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大背景下,通过整合智慧城市中的各种资源及信息化平台、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于帮助我国民族地区实现智慧化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青海省实施的精准扶贫工作为例,分析了青海省智慧化精准扶贫的框架,提出了智慧城市建设对西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推动因素,同时针对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现状,在PDCA循环圈理论指导下,对"智慧城市+精准扶贫"进行质量控制分析,并基于精准扶贫的6个精准内容和4个扶贫模块提出了5种扶贫效果,最后,总结了民族地区大数据平台构建、互联网+政务与服务、保障机制、智慧产业、智慧农业与旅游、智慧教育等有效的精准扶贫策略。     

精准扶贫:扶贫主体间的矛盾分析

到二〇二〇年确保在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是举全党之力领导全体人民进行的精准扶贫脱贫攻坚行动。精准扶贫的主体是政府、企业、社会、贫困户,各主体之间由于物质根源问题、隐性贫困问题、扶贫常态化问题的未解决,终将影响全局的扶贫,产生贫困数字下去但是贫困依然潜在的矛盾。基于此,必须探讨矛盾可能产生的根源,使矛盾朝着有利于扶贫开发的方向发展。     

我国农村精准扶贫实践与创新

我国农村贫困形势经历了普遍贫困到区域贫困、规模贫困到分散贫困的发展变化。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是新形势下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贫困治理政策体系的历史演进,从精准识别、扶贫投入、项目整合等方面深入分析了精准扶贫实践面临的主要困境,从创新举措、科技带动、教育培训、制度建设等方面明确提出了今后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措施建议,旨在推动我国农村精准扶贫的创新探索。     

精准扶贫视域下兰州农村地区精神扶贫工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精神贫困是兰州农村地区贫困问题的主要方面,同时也是制约兰州农村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主要因素。当前兰州农村地区精神扶贫工作的现状及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些农村党员干部对精神扶贫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农村地区精神扶贫的方式方法陈旧呆板,农村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运行机制不够完善三个大的方面,通过对兰州农村地区精神扶贫工作的现状及问题分析,可以对当前农村地区精神扶贫工作现状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只有理清问题,找出原因,问题的解决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找准弱项短板,全力以赴推进,才能切实把各项脱贫任务抓实抓好、抓出成效,最终实现农村地区的"精神脱贫",打赢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     

企业参与乡村振兴中的同群效应研究——来自精准扶贫阶段的证据

在新发展阶段，企业参与是巩固拓展扶贫成果和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一环。文章揭示了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受到同地区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的影响。竞争机制能够解释精准扶贫同群效应：行业层面，竞争更加激烈的行业精准扶贫的同群效应更加明显；地区（省份）层面，地区精准扶贫工作获奖传递了竞争信号，激励该地区更多上市公司模仿精准扶贫决策。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在精准扶贫工作上起到了表率和引领作用，能够带动非国有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此外，行业龙头的精准扶贫决策起到示范作用，行业内其它上市公司通常会追随行业龙头的精准扶贫决策。文章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使用上市公司平均异质收益作为工具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变换估计方法、剔除金融行业样本，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同群效应的影响结果来看，精准扶贫是可复制的扶贫模式，上市公司的模仿行为有利于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降低债务成本、增加销售，最终提升企业业绩，实现与贫困地区协作共赢。文章对于我国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以政府为主导的乡村振兴存在诸多约束，应该充分发挥企业的同群效应，促进企业广泛参与乡村振兴工作...     

整村推进中的村民参与机制与精准扶贫——以甘肃省L县B村为例

以甘肃省L县B村为例,从村民参与角度探讨了整村推进的实践逻辑和扶贫效果。研究表明,在一个县域之内扶贫机制既定的情况下,村民参与机制是影响整村推进扶贫效果和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由于对扶贫资源的性质和利益相关者认识不清,在村民集体参与下公共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但资源的平均主义分配导致益贫效果减弱;贫困户能力贫困,自愿参与项目中资源获致受限,造成资源向中等及以上农户集中,影响整村推进的目标实现。为了实现整村推进的扶贫目标和精准扶贫,建议明确整村推进资金和项目的性质,对农户分类,加强贫困群体的参与。     

医药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以2016—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其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医药企业精准扶贫投入水平越高，对企业绩效的提升越显著；政府补贴在精准扶贫投入水平与企业绩效间起负向调节作用；相较于非国有医药企业，国有医药企业提高精准扶贫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效果更好。研究结论丰富了精准扶贫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为后精准扶贫时代医药企业继续进行扶贫成果巩固工作提供借鉴。     

精准扶贫进行时——精准扶贫进行时（系列）

重庆，8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上，既有繁华的都市主城，又有偏远的贫困山村。为加快贫困地区减贫脱贫步伐，确保贫困地区与全市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庆市委、市政府决定，人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即对照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六个精准”要求，找准“穷根”、扶到点上、扶到根上。同时进～步推动政策、资金、力量向贫困区县、贫困村、贫困户聚集，坚决限时打赢扶贫攻坚战。     

从粗放扶贫到精准扶贫——运动式治理下的风险防范

精准扶贫是一项有明确时限、需要在短期内集中各项资源高效推行的贫困治理方式,但这种带有运动式特点的治理方式,由于其自身具有的缺陷,通常无法实现常态治理。文章探讨了从粗放扶贫到精准扶贫的制度逻辑演变,分析了运动式治理视角下存在的主要障碍性因素。提出更好开展精准扶贫应从创新精准扶贫机制,完善第三评估监控机制,健全精准扶贫配套制度以及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等多方面完善我国精准扶贫路径。必须进一步创新精准扶贫机制,使其发展为一种长效治理贫困的方式。     

精准扶贫框架下的城市贫困治理

贫困问题是全球面临的重大难题,亦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大事。我国为响应全球治理贫困的需求,同时为化解国内严峻的贫困形势,2013年在农村地区开始实行"精准扶贫"战略,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反观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却一直居高不下,不仅缺乏精准化救助理念与形式,而且在治理主体与体系方面也缺少精准性,为实现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也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分析精准扶贫对城市反贫困的契合基础上,欲运用精准扶贫作为指导,从救助理念、形式、主体、体系这四个方面进行精准化设计,实现精准性城市贫困治理。     

扶贫专列,开出了精准扶贫的内涵

<正>春运期间,扶贫专列成为铁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广铁集团联合广东省人社厅等部门开行了多趟"精准扶贫爱心专列",向在粤务工的贫困青年及贫困学生免费赠票。在客运紧张繁忙的春节时期,扶贫专列的开通,不仅让贫困群众顺利买票踏上回家旅途,免费举措还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经济紧张的局面。更重要的是,这一举措体现的是铁路部门参与精准扶贫工作的积极性,这一态度更能让贫困群众倍感温暖和鼓舞,对脱贫攻坚战更具信心。     

贵州精准扶贫的实践与启示刍议

精准扶贫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民脱贫致富、实现同步小康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贵州省是全国农村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最多、扶贫开发工作最难的省份之一。文章结合贵州精准扶贫的实践,深入诠释精准扶贫的提出背景,系统梳理贵州产业、教育、科技和文化等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索,从精准扶贫在贵州的成功实践中总结贵州精准扶贫工作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好地推进新时代贵州精准扶贫的开展。     

秦巴山区精准扶贫的创新路径

<正>秦巴山区是四川省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片区之一,也是贫困分布较广、程度较深的地区之一。区域地理条件复杂、发展基础薄弱,使扶贫开发工作的推进面临一系列突出问题和困难。为破解这些难题,实现对秦巴山区贫困人口的精准帮扶、精准脱贫,巴中市巴州区根据区域贫困特征,积极探索帮扶机制和帮扶手段的创新,形成了精准扶贫的"巴州经验",为精准扶贫战略在秦巴山区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演进与精准扶贫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减贫形势变化,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结构先后呈现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贫困县瞄准为重点、贫困村瞄准为重点等阶段性演进特点。精准扶贫是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阶段,国家推动新一轮扶贫攻坚和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扶贫开发新格局的一项重要扶贫机制创新。当前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帮扶资源供给与扶贫需求未能最优匹配,帮扶资源动员非制度化,社会组织等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精准帮扶的制度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需要通过不断完善精准扶贫工作制度加以解决。     

农村多维贫困的网格化管理和精准扶贫模式

农村贫困是一个多维度、主观和客观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致贫因素的结构是减贫的关键,农村减贫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类型家庭的致贫因素采取差异化的扶贫措施,其中的关键在于贫困户和贫困成因的双重瞄准机制上。文章设计一种网格化管理的精准扶贫模式,将贫困农户按照致贫因素和地理分布,建构贫困分布网络,实施网络化管理,并利用网络化的动态管理,针对属于不同贫困网格的贫困户实施精准扶贫机制,提高精准扶贫效率,降低扶贫成本。     

参与精准扶贫对上市公司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选取国内沪深A股主板市场于2016—2019年连续完整披露参与精准扶贫信息的36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证实检验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企业规模的门槛估计值为1245.69亿元,规模在此门槛值以下的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给财务绩效带来的正向影响程度不如门槛值以上的企业;扶贫规模的门槛估计值分别为0.2965亿元及2.3419亿元,门槛值以下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给企业带来的正向效应十分明显,每超过一个门槛值正向效应就会急剧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