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京津冀都市圈治理结构研究

20世纪末期以来,新区域主义理论逐渐成为全球化背景下跨域合作治理研究的显学。新区域主义理论关注权力与资源的依赖关系、行动规则的构建与网络协作的达成,主张面向空间、功能和部门等纬度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间的协调机制。从新区域主义的理论视角审视京津冀区域合作治理的现实可以看出,目前我国京津冀区域的治理模式仍处于构建阶段,面临着缺乏区域认同、协调方向单一、社会力量参与有限、合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需要注重顶层设计,从国家首都地区战略的高度构建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机制,打造决策——协调——执行相衔接的综合治理体系,并加强法制保障建设。     

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的大背景下,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体制、机制和政策工具层面所暴露的问题,亟需掌握着区域内主要资源和权力的政府组织调整策略,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束缚,协同治理区域公共问题。从政府层面破题,以大气污染问题最为突出的京津冀区域为例,基于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在系统分析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路径:在体制层面,实现由"属地管理"到"区域协同治理"的转变;在机制层面,实现由"运动式"协同治理到"常态化"协同治理的转变;在政策工具层面,实现由"单一型"工具到"复合型"政策工具的转变。     

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基于体制机制视角探讨

京津冀是生态超负和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资源管理体制的尚未统一与系统性缺失,地方利益追求的制约和地方治理成本收益不对等,共同造成了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的困局。基于生态治理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和区域性环境问题的“脱域化”特征,京津冀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要以协同发展为契机,从区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区域府际协同治理两大路径入手。     

京津冀工业源大气污染排放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能源消耗强度最大、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是全国钢铁、火电、水泥等重工业集中发展区。考虑到京津冀严峻的大气环境形势和区域间大气污染物跨界传输的现状,开展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需要明确大气污染排放的空间集聚特征。基于京津冀2013年企业污染源环境统计数据,应用核密度空间分析工具模拟了京津冀工业源大气污染排放空间集聚特征。研究结果显示:(1)京津冀钢铁冶炼行业、电力热力行业、非金属制品业以及基础化工是京津冀主要大气污染排放行业;(2)工业源大气污染排放主要集中在唐山、天津、邯郸和石家庄,合计占到整个区域SO_2和NO_x排放的60%和64%;(3)京津冀区域SO_2和NO_x排放密度高于5 t/km2的区域分别占整个区域面积的19.3%和19.1%,在唐山、石家庄、邯郸、天津、保定、廊坊等形成集中的大气污染集聚区。针对上述重点污染行业和污染排放密集区域,应开展区域协同综合治理,通过区域间排污权交易、绿色金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措施,提升区域大气环境质量。     

京津冀非公经济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对策

京津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非公经济作为拉动京津冀发展的主要引擎,其生态环境治理状况直接影响京津冀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进展,加强非公经济生态环境治理是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文明共建的可靠保障。本文基于对京津冀非公经济生态环境治理现状的分析,提出其中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并就现存问题提出相应解决对策,以期促进京津冀非公经济生态环境治理规范化、法制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度困境与对策建议——以通州与北三县协同发展为例

推进通州与北三县协同发展,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北京大都市圈发展的应有之义。纵观全球都市区域发展规律,区域间的关系都是从竞争走向竞合、从功能隔离走向功能融合、从分治走向共治。研究发现,自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处于由竞争向合作、功能隔离向功能融合的阶段,但同时也面临一系列阶段性的发展困境。建议设立通州与北三县协同发展改革试验区,以通北协同发展为突破口,通过促进通州与北三县在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制机制等方面创新探索,既有利于加快城市副中心建设,促进高质量的都市圈发展,更能够探索突破现有治理格局,创新京津冀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为京津冀乃至全国区域协同治理积累经验。     

刍议京津冀“十面霾伏”下的法律困境及其对策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至国家层面,成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环境问题既是协同发展的前提,又是三地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保障。雾霾治理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城市管理水平等的差异,京津冀三地在环境治理方面面临不同挑战。在京津冀治理雾霾过程中,三地都采取相应的措施,雾霾却久驱不散,究其原因主要是三地缺少整体思维、区域环境立法以及经济因素制约。对这些困境的对策就要从区域发展一体化思维入手,加强区域协同立法,完善利益补偿机制,一步步有条理、有秩序地治理,应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因地制宜地治理,雾霾的驱除才能指日可待。     

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运作机制研究

从生态系统的视角分析,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创建了一个开放、多元、协同、创新的生态空间,改善了京津冀区域间交互作用、催化影响的互动态势。在发展演化过程中,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逐渐形成了动力机制、整合机制、创新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等多层面机制。     

以雄安新区建设为契机 促进京津冀融合发展

雄安新区与京津冀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成立雄安新区之前,政府对它们的支持力度不均衡。京津冀融合发展遇到瓶颈,缺乏新力量的带动。促进京津冀区域融合发展将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京津冀应以雄安新区的建设为契机,促成三地融合发展新的增长极,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从而带动交通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打造区域"城市群"协同发展新模式。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效果与展望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三年来,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水平不断提高,2013—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由13.7提高到17.1,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未来京津冀要实现协同发展应加快天津、石家庄次级经济中心的培育,科学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打造产业协作平台,实现环境的协同治理。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顺利的进行,需要稳定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政策为保障:政策调控手段需要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尽快转变到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打破区域行政壁垒,实现产业高效协作;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资源环境负荷;进一步完善交通网络,关注交通软硬件环境的提升;提升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能级;尽快建立京津冀利益共享机制。     

“双碳”目标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推动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有助于实现“双碳”目标。基于2010～2018年京津冀地区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与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耦合协同与互动关系。研究表明：京津冀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均有所提高，耦合协调度也呈上升态势；从空间聚集来看，耦合协调度的全局莫兰指数呈“M”型的正向分布，基本呈现“低—低”聚集的空间特征；从互动关系来看，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据此，应多措并举持续推动生态环保综合协同治理；因地施策提升两者耦合协调度；强化区域内部合作，提升区域内部发展协调性。     

区域协同背景下对泉州南翼地区空间优化与治理的思考

在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背景下,对泉州南翼地区的发展历程和现存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在新时代政策背景下,判断区域格局的发展趋势,深入分析泉州南翼地区的发展阶段,并重新审视了南翼地区的区域价值,进而提出了该地区的发展目标。为了实现南翼地区的区域价值和目标,从区域协同发展的视角下,进一步提出空间优化与治理的对策。     

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定量测度

本文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定量测度京津冀的系统协同度。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序度呈现出极大的空间差异性,京津两地为有序度的最高值区,京保石和京唐秦为次高值区,沧州、邯郸、邢台和衡水为较低值区,而张家口、承德等区域为低值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协同度在不断上升,并且2010—2015年的协同度增速要快于2005—2010年,可见京津冀协同发展程度在近五年逐步深化。     

京津冀流通业协同发展水平测度与协同路径研究

本文研究京津冀流通业协同发展,从理论上探究了区域流通业协同发展的内涵。基于区域流通业协同发展的地区内与地区间、产业内与产业间的联动关系,运用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京津冀流通业协同发展水平进行合理测度,结果表明京津冀流通业协同发展水平低下,各地流通业仍以服务本地生产生活为主。为推动京津冀流通业协同发展,本文进一步构建了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基本框架,紧密联系主导产业的发展构建了京津冀流通业“点—线—面—网”的协同发展路径,并提出了具体的发展建议。     

设立雄安新区的逻辑和十大关键问题

设立雄安新区既是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所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又是贯彻落实五个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示范区的一项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从京津冀内部发展格局来看,雄安新区设立的现实逻辑是解决京津冀区域差距过大,多种区域病并存,区域内部不同行政区域间利益矛盾与冲突不断,要素流动不合理等协同发展问题,进而实现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和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从区域发展生命周期规律来看,雄安新区设立的理论逻辑是促进北京和天津成为典型的高水平要素净流出区,河北成为典型的要素净流入区这种京津冀协同发展理想目标的具体安排。而实现雄安新区战略目标需要处理好十个关键问题,即雄安新区设立的主要意图,主要定位,建设规模,将承接的功能,建设速度,建设模式,人地协调,行政建制,政策支持,以及对雄安新区未来的影响评价。     

京津冀产业协同网络的联系强度及优化策略研究

从区域产业关联及其分工合作角度出发,对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网络及其优化策略进行研究,促进区域内分工合作更紧密,布局更合理,推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首先运用"产业空间联系强度系数"度量京津冀三大板块及各市之间的产业关联程度及其分布规律,得出在2001-2014年间,京津冀区域各城市间产业联系强度总体呈增长态势,环京津区域始终是发展核心区;各市间产业联系强度差异悬殊,中部地区关联较强,且强关联城市呈规律性分布。其次,运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区位熵"等工具对以上结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将各市的主导产业与对外产业联系强度结合分析,提出京津冀的产业协同优化策略,并提出"中心区—主轴线"发展、交通建设、人才引进、机制完善等政策建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动力与动力机制

京津冀地区区域协同发展一直以来受到严重的诟病,区域内部恶性竞争明显,缺乏科学合理的区域协同发展合作机制,严重制约了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构建区域协同发展动力模型,从区域发展动力分析入手,引出区域健康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而分析京津冀地区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问题。研究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要素禀赋优势突出,但产业同构化严重,区域分工不够明确,导致区域聚集能力低下,发展动力不足。因此,明确三地定位与分工,制定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空间结构演化、区域辐射能力提升等实施路径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     

区域治理框架下省域城市经济网络演变特征与治理迭代模式——以福建省为例

融合关系经济地理学和区域治理理论，以尺度、关系、领域为核心变量建立区域治理和城市经济网络演化互构作用框架，探索省域尺度城市网络演进与治理模式。结果发现：(1)区域治理框架下尺度、关系、领域协同交互演化，促使治理空间和经济网络动态重配，形成相对稳定的地理架构与“流空间”深度嵌套构成的城市经济网络体系。(2)福建省城市经济网络呈现沿海延展、纵深发展、递进演化、空间趋同等特征，形成以厦门和福州双核带动，多尺度镶嵌推动大中小城市网络健康协同演化。(3)福建省治理过程呈现不同治理模式创新迭代的过程，创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均衡网络化治理迭代模式。     

关于京津冀区域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的若干思考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中,京津冀协同创新是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三地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而京津冀区域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又是促进三地协同创新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本文试图通过对区域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探索京津冀区域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的总体思路,京津冀区域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促进京津冀区域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措施和基本途径,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京津冀区域协同应急管理机制的构建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随着京津冀区域发展体系的不断改革,对于京津冀区域协同应急管理机制的构建提出了新要求。为推动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提升对协同应急管理工作的认知,有效解决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困境。京津冀区域协同应急管理机制的构建,也是实现各个区域之间合作发展、协调进步的必然方式,这样也能推动区域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充分发挥京津冀区域协同管理和发展的作用和优势。基于此,文章结合京津冀区域协同应急管理机制的构建问题,分析加强区域协同应急管理机制的构建意义,最后提出京津冀区域协同应急管理机制的构建策略,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管理的作用和优势,提升应急管理工作的发展水平,不断推动相关工作的合理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