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总需求结构的中国"高M2/GDP之谜"解析

从总需求结构深入分析了中国高M2/GDP比率的原因,结果发现:导致中国高M2/GDP比率的原因是中国的高投资和高净出口,而问题的根源又在于中国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要解决中国M2/GDP比率的问题,关键并不在于紧缩货币供给量,而在于真正改变中国现行的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的消费需求来推动,同时真正进行市场化(特别是要素的市场化及投资体制)改革.     

M2/GDP水平的国际比较及中国畸高原因探析

M2/GDP是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说来,该比率越高,经济货币化程度越高,金融业越发达.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不但存在M2/GDP持续上升的普遍性问题,而且这一问题相对其他主要经济国家表现得更为异常.造成中国M2/GDP畸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货币化论、货币沉淀论及货币反替代论.M2/GDP的比例越高,整体支付风险越大,若任由这种局面发展,央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和银行体系的支付能力都将逐渐蚀空,因此研究如何提高我国金融配置效率、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及我国现行外汇体制改革等议题,是有效解决我国M2/GDP畸高的必经之路.     

试论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选择

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作为政府配置资源不可替代的手段、收入不公平分配的有效法码、宏观调控的基本工具的财政，配以中央政府科学的使用必会极大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论我国西部地区金融的发展:和谐金融视角的分析

和谐金融主要包括金融体系内部结构和谐、金融与经济和谐发展、金融与社会和谐,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不和谐集中表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结构性资金缺口,原因是西部金融体系内部存在不和谐性,因此,我国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模式应是建立金融中介体主导型的和谐金融体系.     

中国金融发展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比较检验

从中国1978~2005年间金融发展的模式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和它们之间的动态特性可以看到,广义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指标GDP的长期均衡关系支持中国金融发展的“供给导向型”模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短期和长期效应不一致;财政支出增加的经济增长效应要弱于货币供应量的扩张。     

香港离岸金融发展对大陆金融深化的效应——基于离岸金融中心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离岸金融中心对周边国家(地区)的金融效应模型,并经推导发现,离岸金融中心发展短期内会引发离岸金融中心和周边国家(地区)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长期内则会强化周边国家(地区)的金融深化。本文综合香港和大陆相关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证明,短期内香港离岸金融中心发展不会促进中国大陆的金融深化,只会推动中国大陆的资本开放;长期内香港离岸金融中心发展则对中国大陆金融深化却存在正面效应,香港离岸金融中心发展与中国大陆金融深化之间具有兼容性。本文最后提出对策性建议。     

我国区域经济政策与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呈现较大的不平衡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金融发展是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主导推动的。本文首先通过泰尔指数来描述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发现东、中、西和东北地区间及地区内均存在金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进而分析中央政府的财政、股票、利率等政策所带来的效应,发现区域政策会进一步加剧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     

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约束与金融深化——基于湖北省县域经济的思考

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了对金融的现实需求,金融供给却不能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银行信贷管理制度、县域经济主体的经济素质和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生成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约束。深化金融在县域经济的作用要尽快建立健全县域金融组织体系和信用担保体系,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和充分发挥监管部门的职能作用。     

金融监管制度变迁与商业银行成长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商业银行的成长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金融监管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良好的金融监管不是商业银行的“紧箍咒”,而是商业银行成长的“推进器”,可以更好地促进商业银行的成长和发展;反过来,商业银行的持续成长也进一步促进了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因此,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实现金融监管的激励相容,就成为当前金融监管的政策取向。     

对中国M2/GDP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我国M2／GDP畸高的原因十分复杂。本从M2的构成入手，深入探讨了M2／GDP不断攀升的理论成因，最后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出M2／GDP畸高的主要原因：经济的货币化，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储蓄率居高不下以及国家的债务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