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聚集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文章探讨了金融聚集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发现金融聚集对企业的融资约束产生正向的缓解作用。研究样本包括2009 年至2019 年A 股上市公司，通过采用排序逻辑回归方法，构建了企业融资约束的指标并发现融资约束是一个广泛存在的问题，但其在不同企业之间的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利用区域熵指数来衡量中国31 个省、市、自治区的金融聚集水平，结果显示，除了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外，宁夏和青海在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聚集水平相对较高。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的实证检验证实了金融聚集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积极作用。从机制上分析，金融聚集能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另外，更深入的分析表明，保险行业的聚集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尤为显著。该研究扩展了现有关于金融聚集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而且为企业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政府在制定金融产业政策时提供了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效应，在改善企业投资不足的同时会刺激企业过度投资；数字普惠金融在缓解投资不足方面无显著的所有制差异，但在过度投资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更易导致民营企业过度投资；机制检验发现，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途径；分组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缓解”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加剧”作用主要体现在小规模企业。研究结论为进一步约束企业投资行为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     

外包还是垂直一体化:供应商融资约束对跨国公司在华采购形式的影响

针对跨国公司在我国主要通过垂直一体化而不是外包获取中间产品的现象,本文将供应商的融资约束引入简化了的Antràs和Helpman(2006)模型,探讨东道国金融发展和供应商融资约束对跨国公司"外包-垂直一体化"决策的影响。模型结论认为,东道国金融发展落后将导致供应商的融资成本上升和中间产品任务投入的不足,从而降低外包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利润,因此跨国公司倾向于通过垂直一体化而不是外包的形式获取中间产品,且这种影响随着中间产品复杂度的上升而加强。提升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助于减少从事低端加工贸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改善外资产业结构。     

基于负债和经理激励视角的企业投资不足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1999-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考察了债务融资和经理激励对企业投资不足影响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债务融资和经理薪酬均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投资不足行为,二者对投资不足的联合效应表现为替代关系,负债率较高的公司采用相对较低的经理薪酬就可以起到缓解投资不足的效果。我们进一步按企业所在地的金融发展水平和企业产权性质进行分组后,发现负债与经理薪酬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效应表现略有不同。此外,我们实证得到经理持股和期权激励可以显著约束到公司投资不足行为。     

融资约束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

文章首先构建了一个融资约束影响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理论模型,然后使用历年中国出口到123个国家(地区)的HS-6位码贸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融资约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集约边际、负向影响扩展边际的作用,这说明中国出口增长主要沿集约边际实现的现状确实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的融资约束有关。为改善这一现状,政府应加快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要提高金融资源的市场配置效率,这不仅能缓解潜在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且能扩大出口企业的"广度",进而实现对外贸易结构向扩展边际为主的方向调整。     

区域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基于中国情境探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意义重大。基于2005—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和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数据,分析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①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②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投资不足”企业和“投资过度”企业的投资效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行业竞争能力越强以及股权较为集中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区域金融发展促进企业投资效率过程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数字金融如何赋能中小企业绿色投资？——来自沪深A股中小企业的证据

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效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绿色投资，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了企业绿色投资，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还发现，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绿色投资的作用更为明显。最后，从政府和企业管理者两个角度提出相应建议。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动态优化与企业融资约束

选取 2011-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构建渐进 DID 模型,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动态描绘并检验了持续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与融资约束的关系,以及其中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政策效果在不同区域、不同规模、不同企业性质间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地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该政策可通过提高金融包容性和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影响企业融资约束。     

东道国资本管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上市企业跨国并购的微观证据

文章使用中国2008~2015年上市企业匹配的微观数据,研究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东道国资本管制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可以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原因是资本管制放松会降低资本使用成本,方便企业在当地融资,而且这种正向效应主要发生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上。另外,在拥有较高法治和金融发展水平,特别是政府治理水平的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更大。文章的研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融资约束紧的企业更适合选择到资本管制较轻的国家或地区投资。     

金融结构、资本运行效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在厘清金融结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机制的基础之上,运用200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机制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显著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但在不同阶段下,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不同的作用。同时,一系列内生性问题处理方法也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机制分析表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通过提高资本形成效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和提升资本产出效率的机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的适应性和对创新水平的匹配性,有助于显著增强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     

金融发展缓解公司融资约束程度研究

文章利用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各地区金融发展指数,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视角,实证考察金融发展和市场化进程对公司外部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和市场化程度能够显著降低融资约束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缓解其外部融资约束程度。因此,为了促进公司投资和总体经济的增长,国家应进一步深化金融和市场化改革,加快金融发展和市场化进程的步伐。     

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壁垒及其应对策略——基于东道国与企业的利益博弈模型

海外投资壁垒是"十二五"期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在分析我国企业遭遇海外投资壁垒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东道国与企业的利益博弈模型,对海外投资壁垒产生的原因、严厉程度以及企业强化利益分享对东道国设置投资壁垒的影响进行研究。最后,本文结合博弈模型的相关结论,就我国企业如何应对海外投资壁垒提出政策建议。     

双边贸易成本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吗?

文章首先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分析了双边贸易成本对母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决策的作用机制,继而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合并后的微观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2000~2007年间中国与全球100个东道国(地区)的双边贸易成本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整体和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均表明,中国与东道国(地区)双边贸易成本的上升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几率。上述发现意味着"就近集中权衡"理论关于贸易成本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的预期对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而言并不成立,其背后蕴含的政策涵义是,降低中国与东道国(地区)间的双边贸易成本应成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题中应有之义。     

融资约束、政府资助与企业R&D投资——基于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3—2016年沪深两市448家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和政府资助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面临融资约束问题,且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R&D投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政府补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融资约束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的不利影响。研究结果为我国政府更好的制定和执行企业R&D补贴政策,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R&D投资提供了理论参考。     

东道国政党换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合法性的角度研究东道国执政党换届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存在的政治条件。这一新的分析视角为进一步认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障碍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分析路径。文章基于合法性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和发展假设,运用2004～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面板数据和107个国家执政党换届及政权体制的信息,并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执政党换届显著降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二,东道国执政党换届对直接投资的负作用在西方民主化程度高、法治水平较高和否决者制衡较弱的东道国更显著。文章首次为探讨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党换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提供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分析结果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高质量出口是新时期中国外贸发展的本质要求和主攻方向,融资约束是困扰中国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大样本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显示:第一,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利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及进行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中间品进口是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机制,且该机制在高技术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第三,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在大型企业中显著为正。文章从微观层面诠释了金融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为缓解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过程中的融资约束提供了经验证据和解决思路。     

融资约束、政府资助与企业R&D投资——基于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3-2016年沪深两市448家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和政府资助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面临融资约束问题，且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R&D投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政府补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融资约束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的不利影响。研究结果为我国政府更好的制定和执行企业R&D补贴政策，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R&D投资提供了理论参考。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基于“陆港通”开通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是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文章以中国启动"陆港通"交易试点为背景,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引入"陆港通"机制显著抑制了企业避税,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缓解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增强外部监督,削弱企业避税的动机和能力,进而发挥资本市场开放的治理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治理作用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弱及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与企业内部治理存在协同效应,但未能产生对外部税收征管的替代效应。本研究为坚定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战略、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实现税收公平和正义、促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产业政策激励影响了企业融资约束吗？

文章以2001-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产业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政策激励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其核心机制在于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相对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的激励作用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程度更加明显,相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产业政策激励对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的融资约束更加显著。此外,文章还进一步检验了产业政策激励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的两种机制：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文章扩展了融资约束的研究边界,深化了对产业政策影响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的理解,为实施产业政策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沪深港通”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对实体企业经营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以“沪深港通”开通为准自然实验,将2008~2020年沪市A股上市企业和2012~2020年深市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Staggered DID)进行回归分析,检验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沪深港通”显著缓解了标的企业的融资约束,并且主要通过提升标的企业的信息透明度、提高分析师关注度、改善股票错误定价和增加企业权益融资比例这4个机制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利润率较低、市场化程度较高、非QFII持股和行业竞争度较高的标的企业中尤为明显。研究结论为中国进一步实施资本市场开放相关政策,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