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鲁迅译介活动

鲁迅作为一代文学巨匠和伟大的翻译家,其早期的科学译介活动是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下做出的适应性选择;他寄予厚望的《域外小说集》既遭到了当时翻译生态环境的"事后追惩",却又具有着"超时代"的意义;他开拓了"弱小民族"文学翻译的传统,并影响了中国的翻译生态环境与现代文学翻译的进程。     

从文化视角看“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在中国的百年翻译史

文章从文化视角出发,梳理了＂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在中国译介的四个阶段,探讨了影响其翻译活动的历史背景、社会意识形态及文化语境等文学外部因素。     

新时期中国童话的译介与创作

新时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转折点。此时的童话译介与创作不同于十七年，出现了新的特点：译介在走向多元与系统，创作走向开放与多元。本论文意在探讨新时期对译介童话的选择，以及在译介影响下，中国童话的创作。     

“启蒙”与“救世”——茅盾早期(1916-1927)译事的文化解读

茅盾的文学生涯是从翻译开始,在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以前,茅盾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值得译界深入研究。以"文化转向"为视角,从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要素来分析茅盾早期译事,茅盾翻译活动初期受其职业影响,其译事具有鲜明的"启蒙"特色;在五四运动后,随着社会思潮的变革和主流诗学的影响,茅盾的译事活动开始具有明显的"救世"色彩,主动提倡翻译苏联和弱小民族文学作品,译介共产主义思想,并最终摆脱了"赞助人"的约束走上革命道路。     

从“熊猫丛书”英译本看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译介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熊猫丛书"在树立中国新时期女性形象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向西方读者有效传达了文本以外的背景,又调动了他们的阅读兴趣。女性文学作品的翻译在选择上要多样化,要选择合适的译者,并且要注重翻译外的因素。     

麦尔维尔在中国:译介与研究

中国学者主要翻译了麦尔维尔的《白鲸》和《毕利·伯德》,对其的研究集中于《白鲸》和他少数几篇短篇。麦氏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麦氏作品开始在中国的得到翻译和研究;二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麦氏作品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三是二十一世纪出现了较有影响的麦氏研究专家和研究成果。总体而言,对麦氏的译介与研究要进一步加强。     

多元编辑理念烛照下的《人民文学》--解读新时期十年题头作品

《人民文学》是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是新中国第一本全国性大型文学期刊,从创刊的那一天起,就在建设中国当代文学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我国当代文学史和期刊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其题头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新时期《人民文学》的四点主要编辑思想。     

中国寓言文学的译介与传播

中国寓言文学的译介与传播始于20世纪初,逐渐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人哲学思想、生活态度、爱情观念、民间习俗与神话传说的一扇窗口。中国寓言译介的数量日渐增加,传播的形式和途径渐趋多样,但也存在着"古多今少"和"杂多专少"等倾向性问题。推进中国寓言的译介,需要综合考虑目标受众接受度、文本创造性书写、多模态传播方式的利用,以提升译介效果。     

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会翻译活动的影响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社团,同时也是最早的翻译社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1919-1949)和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均有着重要的地位。作者以操纵学派的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会翻译活动的影响。意识形态从原文的选择、翻译模式和翻译策略等几个方面直接影响了文学研究会的翻译活动。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确有影响,但它的影响并非绝对,从意识形态角度解释翻译现象不应忽视其解释力的有限性。     

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理论的发展

文学思想、文学主张或者理论追求是文学思潮形成的标志。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批量涌现的女性文学理论译介及研究成果,标志着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的形成。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理论研究以翻译介绍世界女性文学及其理论为发端的,并很快就在与本土作家创作研究的结合中走向繁荣。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女性文学理论已显示出向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的拓展和深化。     

从翻译文学地位的变化看文学翻译的策略选择

在多元系统论的理论视野中,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多元系统中所处位置的变化可以带来不同翻译策略的变化,即:当翻译文学处于本国文学系统中心时,译者倾向于采用异化式译法;当翻译文学处于本国文学系统边缘时,译者更多使用归化式翻译方法;当翻译文学介于本国文学系统中心与边缘中间时,异化与归化会呈现均衡拉锯状态。"归化"和"异化"只是一对描述性概念,由特定历史文化条件决定,并不存在高下正误之分。     

论外文文献翻译与研究的现代转型

面对西方正在生成的次级经典和准经典,外文文献研究进入了翻译与研究同步共进的新时期。翻译能扩大研究者的学术和文化视野,呈现学术的国际前沿,但翻译不能代替研究。两者既有差异,又交叉互渗。构述法有助于提升译介工作的价值。     

浅谈互文性与文学翻译

互文性理论作为一个成长中的文本理论,可以为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提供方法论。本文旨在从互文性的角度探讨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不仅分析互文性及其与文学翻译的联系,同时介绍文学作品中互文参照的翻译策略。     

文化软实力建设视野下壮民族典籍翻译活动研究——以百色高校译介活动为例

壮民族文化发展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东南亚国家认同和崇敬壮族文化。积极开展壮民族典籍翻译活动,是提高民族认同感,提高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国际地位的重要活动。本文阐述了在百色高校译介活动中的壮民族典籍翻译活动,突出壮民族典籍翻译活动在文化软实力建设视野下的重要作用。     

20世纪上半叶苏联法学在中国的译介

翻译活动是复杂的文化交流活动,社会文化环境、政治因素、翻译动机等都会对翻译活动产生影响。在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法学通过著作和文章的翻译这一途径进入中国,为中国革命政党所接受,成为中国法律体系构建的重要借鉴。     

从法国文学看文学、文化全球化的内涵

如今世界是个地球村,这种全球化涵盖了各个方面,其中文学、文化是整体软实力建造的基础,更是发展的灵魂.新时期以来,如何正确地从总体上理解文化、文学全球化的现实意义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是研究以及制定相关战略和策略至关重要的环节,更是在我国当今学界最为基本、最为重要,也是在文学、文化前沿难度相对较大的根本性任务.在探索前行的今天,可以借鉴法国文学的意义.因为从法国文学身上可以分析出文学、文化全球化之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人民的多元内涵.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还是译介学?

在国内学术界,Translation Studies在翻译界是指"翻译学",在比较文学界则成了"译介学"。二者的学科边界因为交叉而变得模糊不清,误解与争端因此而起。分析目前的研究现状,理清各自的学科疆域,就成为翻译学和译介学各自学科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     

对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思想的描述性研究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是中国当代翻译史久负盛名的＂黄金搭档＂翻译家。他们珠联璧合地将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到西方,同时也将许多优秀的西方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根据收集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活动资料,对其翻译目的、标准和策略进行描述性梳理。     

诗歌翻译：文化与文学构建

1990年,苏姗·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弗维尔合著《翻译、历史和文化》,标志着译学研究正在经历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转向,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翻译同历史、权力、意识形态等社会实践活动的外部因素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十几年后,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又被提出,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翻译的文化与文学构建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已势在必行。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一种,本文以近代诗歌翻译对中国新诗学的影响为例阐述了诗歌翻译的文化与文学构建,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探讨诗歌翻译的意义。     

“本色译者”与译者本色

"本色译者"应是那些能在翻译实践中逐步形成具有个性化的翻译理论和策略,反之又指导和应用于翻译实践,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的风貌,创造出个性化译本的译者。译者本色是指译者的性格、文学修养、个人阅历、生活态度、审美能力等个性化因素,对翻译活动具有重要作用。傅雷和许渊冲是中国翻译界出色的"本色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