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非转基因大豆

近些年来大量进口大豆涌入国内市场，使我国天然的非转基因大豆产业逐渐沦陷。中国4000万大豆种植者面临失业和生存危机，主产区的大豆加工企业生产基本陷于瘫痪。而作为我国唯一1块生产非转基因大豆的净土——黑龙江，油脂企业停产、千万豆农面临生存困境。针对当前我国大豆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中国大豆产业协会、中国工程院、中国农业科学院、黑龙江省大豆协会、黑龙江省农科院等均表示，中国大豆产业背水一战已刻不容缓：要从战略高度对待进口大豆，从长治久安的高度规划非转基因大豆产业的发展。     

一周经济速览

中国外贸四虎拦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5月21日发布《2003年春季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报告》认为,当前对外贸易发展需要关注4个问题:进口需求旺盛对国际收支平衡形成压力;世界经济发展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强化对我国出口增长形成重大障碍;"非典"疫情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负面影响。从国际收支平衡形势看。从去年9月份以来,进口增速持续走高,特别是由于国内能源供给偏紧和钢铁产品结构不合理,原油和钢材的进口量增长较快;2002年农产品进口总体上并未对我国农业生产形成冲击,进口关税配额使用率明显不足,但是今年配额使用率很可能全面提高。     

进口大豆保税现货交易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大豆进口量大但无议价权,研究进口大豆保税现货交易,有利于形成我国进口大豆价格。通过查阅文献与调查研究,中国推行进口大豆保税现货交易,需要解决政策、检验检疫、基础设施与监管制度等问题。探索进口大豆保税现货交易,可借鉴保税交割的操作,利用保税仓库存储,并加强检验检疫制度与完善监管制度,在进口现货大豆严格监管前提下,允许货物所有权发生更改。对进口大豆现货交易发展研究,有助于解决我国大豆交易价格话语权的问题。     

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中国大豆进口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1980-2016年中国大豆进口贸易的前8位贸易伙伴国的相关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将变量划分为基础变量和贸易非效率项同时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中国大豆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贸易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贸易双方的大豆产量、中国人口、双边汇率等对中国大豆进口贸易呈正相关;出口国人口、与中国的绝对距离、是否为内陆国家和是否采用转基因安全管理政策等对中国大豆进口贸易呈负相关。根据实证结果计算中国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大豆进口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争取更加有利的中国大豆进口贸易环境,保证大豆贸易安全。     

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管理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国内对油脂需求的不断增加，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数量不断增加。2002年以前，中国在转基因农产品进口方面未采取任何特定的管制措施，转基因农产品在以欧盟为代表的国家出口受阻之后，便将出口目标转向对转基因农产品没有限制进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转基因大豆进口量激增。2009年10月至2010年9月大豆累计进口4389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26%，占世界总进口量的54％。进口大豆将占国内总压榨量的80%以上。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

对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国内的实证分析大多集中在对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探讨上,而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讨论较少。本文综合运用了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检验等多种方法,利用1982-2002年度间的相关数据,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进口和出口分别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单向因果性,即进出口分别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没有长期稳定关系。     

对我国大豆产业安全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高速发展，对原油、铁矿石和大豆等国际大宗商品需求越来越多。2009年我国大豆的进口依存度已经商达70％，但在国际大豆定价权方面，充当“大买家”角色的我国，话语力量仍然十分微弱。我国对大豆生产和收购成本高，大豆产业链不合理，缺乏一个自己强有力的大豆国际定价中心等原因造成中国大豆产业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只有加大政府对国内大豆产业的支持力度，合理规划整个产业链，建立完善的大豆期货市场，加强大豆市场信息系统建设，才能增强我国大豆产业安全和在国际大豆定价方面的话语权。     

日本的植物蛋白产业

日本不仅是经济大国,目前也进入了世界长寿国行列。人均寿命不断延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大量食用了植物蛋白的原故。日本的植物蛋白主要是指大豆蛋白和小麦蛋白。而日本大豆和小麦主要依赖进口,是世界主要进口大豆国家之一。1985年日本从美国、巴西、中国、阿根廷、加拿大等国进口大豆478万吨,按日本12千万人口计算,人均食用大豆40公斤左右。日本每年进口大豆数量相当于我国年产大豆950万吨的50%、世界大豆总产量9800万吨的20.5%。日本大豆年产量只有20余万吨,远远满足不了本国的需求,95%靠进口。大豆原产于我国,至今已有五千年的栽培历史;     

如何破解我国大豆产业难题

我国的大豆产业贸易形势十分严峻,进口数量持续上升,进口价格受制于外商,出口比较优势下降,外资逐步渗透,国内政策对大豆产业的扶持力度不够,大豆出口"绿色"优势未能凸显等等问题困扰着我国的大豆产业。     

非市场经济地位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非市场经济地位以及由此引发的反倾销、反补贴诉讼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最大障碍之一。本文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融入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过程着手 ,分析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渊源及其危害 ,并指出了它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及各种改善措施。作者认为 :充分利用我国加入WTO对外市场开放的机会 ,并借助我国的进口市场的吸引力 ,利用建立或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契机 ,促使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地区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我国谋求市场经济地位的最有效选择。长期来看 ,推进国内的市场化改革是治本之策。     

中国对外反倾销的产业保护效果研究——基于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向效应的视角

本文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评估了中国对外反倾销的产业保护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实施反倾销措施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对指控对象国涉案产品的进口明显减少,即存在明显的贸易破坏效应;二是对非指控对象国相关产品的进口明显增加,即存在明显的贸易转向效应。但从整体来看,反倾销措施会使得我国限制对国外产品的进口,对本国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     

Import competition from and offshoring to low-income countries: Implications for employment and wages at U.S. domestic manufacturers

Using confidential linked firm-level trade transactions and census data between 1997 and 2012, we provide new evidence on how American firms without foreign affiliates adjust employment and wages as they adapt to import competition from low-income countries. We provide stylized facts on the input sourcing strategies of these domestic firms, contrasting them with multinationals operating in the same industry. We then investigate how changes in firm input purchases from low-income countries as well as domestic market import penetration from these sources are correlated with changes in employment and wages at surviving domestic firms. Greater offshoring by domestic firms from low-income countries correlates with larger declines i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nd in the average production workers’ wage. Given the negative association, however, the estimated magnitudes are small, even for a narrow measure of offshoring that includes only intermediate goods. Import penetration of U.S. markets from these sources is associated with relatively larger changes in employment for arm’s length importing firm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employment changes at firms that do not trade. Given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both offshoring and import penetration, we find substantial variation across industries in the magnitude of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low-income country imports.     

基于投入产出理论的江苏省进出口商品结构合理度评价

文章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对2000-2010年江苏省进出口商品结构演变及合理度进行评价,发现江苏省进出口商品以工业制成品和加工贸易产品为主、外资企业进出口产品占比逐年提升、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其支柱和瓶颈产业不匹配、进出口商品结构合理度指教下降、金属品与机电设备制造业演变为支柱产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有支柱和瓶颈产业双重身份、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演变为瓶颈产业等现象,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我国大豆产业发展的现状、危机与对策

近年来,我国大豆产量仅占世界豆业资源较小部分,生产成本和出售价格波动较大。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大豆进口国,并且外资已基本上控制了大豆进口和加工产业。同时,我国正面临耕地数量稀缺制约着大豆增产空间,预期收益不稳定打击农民种植大豆热情。大豆过量进口影响社会经济生态发展,以及依靠进口不能从根本上满足我国大豆需求等一系列危机。因此,今后我国需要扶持本国大豆产业发展,充分挖掘本国大豆潜力,依靠技术性贸易措施控制大豆进口的速度和质量．以确保大豆供需平衡和大豆产业健康发展。     

中国纺织品贸易摩擦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中国作为纺织行业全球第一生产大国,纺织品出口在对外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近年来,欧美等国与中国在纺织品贸易中的摩擦不断,使得中国纺织品出口频频受阻,成为制约我国纺织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瓶颈。因此,我们有必要认清中国纺织品贸易的现状,分析摩擦产生的根源,从而思考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以解决纺织品贸易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     

对外贸易结构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吗?——基于半对数模型和结构效应的实证检验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背景下,考察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带动作用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以对外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相关性分析为基础,基于半对数模型和结构效应就对外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带动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两大类贸易产品对三次产业的影响来看,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有利于降低第一产业比重,提高第二产业比重,这是我国工业化由初期向中期跨越的特定时期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对外贸易政策的体现;从结构效应的角度看,进出口结构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发挥作用存在一定的时滞。     

我国服务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证分析

关于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理论和实践工作部门更多地关注其对优化我国出口结构、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服务贸易本身,尤其是在服务业的国际"碎片化"生产发展趋势下,其不同环节同样具有"高端"和"低端"之分,服务贸易增长同样也面临着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从服务贸易技术含量角度的分析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方式虽有所转变和优化,但进口技术含量更高,而且出口技术含量与进口技术含量差距有逐步拉大的趋势。换言之,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较之于其他服务贸易强国而言,在增长方式转变方面呈滞后状态。因此,实现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扩张的同时,加快转变服务贸易增长方式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     

安徽省外向型经济与本土产业结构优化的灰关联分析

开放宏观经济学认为,外向型经济的提升与国内本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文章利用2000-2012年数据对安徽省外向型经济的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和生产开放度等五大指标与本土产业结构优化关系进行灰关联分析,结果显示,外向型经济中外贸对本土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作用更显著。通过GM(1,1)模型对其后五年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尤其是进口将对安徽省本土产业结构优化有明显促进作用。     

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对我国TFP的影响

文章在研究进出口贸易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基础上,采用中国1985-2007年数据,通过改进的LP模型,将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TFP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不仅通过进口贸易渠道溢出的国外R＆D投入对我国的TFP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且出口贸易通过专业水平、规模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等渠道对我国TFP增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特征研究

基于2000—2018年中国贸易进出口数据,将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进行对比分析,从进口和出口两个角度研究中国服务贸易结构变化特征,并与服务贸易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占总体贸易比重偏低,服务贸易逆差额不断扩大;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渐趋优化,服务贸易进口结构则呈现两极分化的不平衡发展态势,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依旧占据主体部分.因此,应高度重视国内服务业发展对服务贸易的基础性作用,优化服务贸易产业结构,扎实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拓宽服务贸易合作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