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立法完善——《刑法修正案九》颁布后的再思考

反腐一直都是我国党和政府所重视的工作,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更是关乎着我国反腐工作的打击力度和强度。在《刑法修正案九》颁布的背景下,对已经确立的"数额+情节"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进行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主要对这一标准的利弊进行分析,并对受贿罪与贪污罪定罪量刑标准分立、定罪量刑具体数额和情节如何确定等问题进行探讨,希冀对惩治受贿罪有所帮助。     

偷税罪立法完善的思考

我国刑法对于偷税罪的规定存在诸多立法缺陷导致很多情节严重的偷税行为有罪不能罚,如罪状方面的立法疏漏;数额加比例的犯罪成立标准;法定刑与其他涉税犯罪的不相协调;建议针对这些立法缺陷进行相应的修改予以完善:以单纯的偷税数额代替“数额加比例”的犯罪成立标准;适当提高偷税罪的定罪数额标准;扩大量刑情节,增加量刑幅度;增设单处罚金刑,加强罚金刑的适用。     

刑法的理性探讨

在现实生活中刑法的定性量刑出现不公平现象,刑法的司法解释也有违背立法精神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则严重影响着对刑事案件的公正裁判和刑事立法,这些现象与刑法的理性相对立。所以研究刑法的理性有利于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更有利于健全刑法的精神和机体。重视刑法理性是保证刑法合理性的基本原则。文章就刑法理性的基本内涵进行了阐述,同时阐述了刑法基本原则和方法的理性。     

完善行贿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思考

在我国查出的贿赂案件中，受贿者索贿案件只占据极少的部分，而行贿者主动行贿的贿赂案件占据多数。由此可以看出，行贿犯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称为产生受贿犯罪的直接根源。因此从严惩行贿开始，才能阻断贿赂的源头。我国法律对行贿罪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刑法》的第389条和390条，但是条文本身对行贿犯罪的种类、范围、行为构成和刑罚等方面的规定都存在一定的改善空间，不利于有力地打击行贿犯罪。鉴于此，本文立足相关条文并深入探析，为完善行贿犯罪的刑事立法提出了若干建议，以达到预防贿赂犯罪的目的。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思考

刑法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目的是为了严厉打击日益猖獗的贪污腐败犯罪,但是由于该罪在罪名、罪状、主体、法定刑以及配套制度等方面的缺陷,限制了该罪名在反腐中所应发挥的作用。本文针对该罪在立法上的缺陷,从刑事立法上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反思、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     

偷税罪修改后对税收行政执法的影响与思考

《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第201条的内容进行修改,包括罪名由“偷税罪”改为“逃避缴纳税款罪”。罪状以概括论述的方式代替以前的列举．定罪量刑的标准由“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取代了“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10万元以上”,在程序上以行政处罚为前置等,对税收执法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未成年人激情犯罪量刑因素探析

未成年人激情犯罪是在未成年犯罪比例中最高的一种犯罪类型,各国刑法都对激情犯罪作出了相应量刑规定。就我国现行刑法而言,尚没有针对未成年人激情犯罪进行明确规定的例行条款,因此,对未成年激情犯罪人的量刑难免有失公允,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本文主要探究影响量刑的因素,简要对未成年人激情犯罪特征、量刑现状以及完善建议进行分析,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帮助。     

浅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为适应现实的需要和响应国际反腐工作,增加了新的罪名即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本文从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分析出发,找出了犯罪主体、犯罪对象及对合犯等相关规定的不足与完善,最后结合实际案例的分析加深对该罪名的理解。     

法律修改与解释对市场经济社会的影响

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法律修改会频繁进行,如果更好地同时运用法律修改和法律解释,则会为我国的立法和法治建设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法律修改和法律解释共同填补着一国法律的漏洞,二者主要的原则相同,都是法律实践,其主体有时同一,二者也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而且理论和实践证明有的法律解释就是对法律的修改.     

刑事政策视角下中国毒品犯罪刑事立法的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对毒品犯罪一直采取高压的打击态势,但毒品的数量、吸毒贩毒人员、毒品犯罪衍生出的社会问题不降反升。自我国确立“严刑禁毒”的刑事政策以来,刑事立法对毒品犯罪先后设置了死刑、量刑时对毒品的含量设置没有明确下限、毒品犯罪的既遂或者未遂形态过于泛化。这一立法模式更是难以应对当下复杂多变的毒品犯罪态势,不论是刑法解释还是补充立法,都有损刑法典的明确性、稳定性、体系性。     

对无限防卫权的法律思考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刑法学界人士较多认为是规定了无限防卫权,并且对这一规定的利弊颇有争议。然而,本文作者从防卫权的概念与本质、防卫权立法化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无限防卫权问题。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若干问题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做了重大修订,本文对修订后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相关构成要素展开探讨,同时也对进一步完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提出立法修改建议。     

商业贿赂罪：“刑”上了“大夫”

阅读：《中国经营报》不久前载说，最近两年，包括朗讯等在内的一些国际大公司，因为商业贿赂而频繁在其国内受到处罚的消息广为人知。为什么这些公司在中国行贿不是由中国有关部门进行处罚，而是在万里之遥的美国？主要原因是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缺乏相应的规定，使其有空子可钻。据悉，人大即将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使行贿、受贿主体扩大到从事商业活动的经营。这样，对商业贿赂行为的处罚从原来主要依靠行政机关的处理提高到司法层面上，使对当事人的处罚从原来主要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扩大到可以适用《刑法》。     

洗钱罪刑事立法之完善建议

在全球化背景下,洗钱犯罪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着。在我国,洗钱犯罪或者明显带有洗钱性质的案件也在不断的发生,而且有不断上涨的趋势。洗钱犯罪不仅使我国的经济秩序、金融安全等方面受到危害,而且对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危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1997年刑法典第191条规定了洗钱罪,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法第191条适用特别困难;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定罪量刑依据的刑法规范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另一方面是因为反洗钱研究起步较晚,不够充分。本文立足于现实,试图从理论上找出第191条适用困难的原因,最终提出了几条完善的建议:构建新的立法模式;修改洗钱的行为方式;扩大上游犯罪的范围;增设反洗钱的相关罪名;加大刑事处罚的力度。     

刑法中的被害人承诺构成要件分析

作为犯罪阻却事由之一的被害人承诺，是指基于被害人对自身可支配权益的许可，允许他人对自己的上述可支配权益实施侵害的行为。很多国家均在刑事立法中明确了被害人承诺的效力，我国刑法中没有对其作出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承诺问题已较为常见。对被害人承诺进行研究，对行为人定罪量刑甚至排除其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台湾地区对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

我国台湾地区对商标权的刑法保护,规定于刑法典与商标法之中,这种立法模式从形式上和大陆相似.台湾地区商标法原本没有刑事处罚之规定,凡是有触犯商标法规定的案件,仅仅依照台湾地区刑法妨害农工商罪进行处罚.     

论我国刑法对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的差异保护问题

我国现行宪法历经四次修改,非公有经济的宪法地位逐渐被提升,我国刑法也规定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作为其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刑法作为保障法在对公有与非公有经济的保护上异于作为私法的民法和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平等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商业秘密保护的立法探析——关于“力拓案”的反思

"力拓案"再次突显了完善商业秘密保护立法的紧迫性。加强商业秘密保护无论对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还是对作为宏观主体的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目前主要通过《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对商业秘密进行保护,但各有其不足。因此,应该在坚持现有立法模式基础上,对上述各法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以更好的保护商业秘密,维护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利益。     

行贿犯罪惩处完善浅议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领导的党中央大力反腐,众多"老虎"和"苍蝇"纷纷被打,呈现出反腐的大好局面。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的都是一些贪污受贿的官员,而较之于受贿对立面的行贿者却很少被人问津。贪污受贿成风,屡禁不止,作为源头的行贿者没有被惩处,是其原因之一。文章通过对行贿犯罪现状、原因的分析,重点从社会心理、立法规范、侦查手段等方面提出措施加以完善解决。     

论侵犯商业秘密罪

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形势的快速发展,为了更有力地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保护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我国在1997年的新刑法中专门增设了侵犯商业秘密罪,希望通过以刑法惩罚的手段来打击相关的经济犯罪,同时能够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只有正确地理解我国刑法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才能更有效地保护商业秘密。然而该罪在适用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和争议,引起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立足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对比国外的相关司法实践和立法规定,运用刑法学的基本原理对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探讨,并针对该罪的立法完善提出一些良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