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人力贵、挡不住的老龄化

前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最大的理由就是“人口红利”——蔡防教授认为，在1983到2000年间，人口红利因素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7％。     

人口红利

一、人口红利内涵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     

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享受多久

人口红利所谓人口红利,按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的说法,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形成取决于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人口多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背景条件,劳动人口多并不等于人口红利。另外两个条件,一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巨大的劳动力需求,使劳动力有机会和资本结合;二是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大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存在一个强大的后备军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没有这个后备军,经济就会进入均衡状态,人口红利将消失。     

新中国GDP增长速度发展演变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新中国成立以来,GDP增长速度总体较快,但呈现出"高速—低速—高速—中高速"发展的特征。与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宏观经济与各地区微观经济波幅较大相比,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两者的稳定性同时增强,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格局。与二战后高速增长的其他经济体和遭受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进行比较,1978—2012年,中国打破了世界经济史上GDP高速增长的纪录。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全球化、人口红利、科技创新、投资,是GDP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目前,受国内外环境条件制约,GDP由高速转入中高速发展。系统考察新中国GDP增速的演变历程,深入研究波动的原因,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GDP增速适度发展的标准,对经济新常态下GDP中高速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启示作用。     

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中的某一阶段出现充足供给劳动力和高储蓄率给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人口红利之后将面临高老年人口比所导致的人口负债。本文在理论层面讨论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人口红利期劳动力增长和高储蓄率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人口红利期之后必须通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开发,才能保持可持续增长。研究了中国充分挖掘人口转变潜在贡献的现实困境,给出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理性建议。     

新中国GDP增长速度发展演变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GDP增长速度总体较快,但呈现出"高速—低速—高速—中高速"发展的特征。与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宏观经济与各地区微观经济波幅较大相比,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两者的稳定性同时增强,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格局。与二战后高速增长的其他经济体和遭受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进行比较,1978—2012年,中国打破了世界经济史上GDP高速增长的纪录。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全球化、人口红利、科技创新、投资,是GDP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目前,受国内外环境条件制约,GDP由高速转入中高速发展。系统考察新中国GDP增速的演变历程,深入研究波动的原因,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GDP增速适度发展的标准,对经济新常态下GDP中高速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启示作用。     

广西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研究

广西人口红利期与全国比较,具有开启时间晚、潜在人口红利理论值小、持续时间短的特征。虽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广西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确实使经济增长收获了一定的人口红利,但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面临的供求失衡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广西还剩下不到3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黄金时期",为充分兑现人口红利,政府应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努力将潜在的人口转变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     

实际经济增长动态过程的理论分析

实际经济增长是指“差额GDP”的增长。投资变动对差额GDP的“增加”作用和边际人口对差额GDP的“减损”作用，以及两种作用相互联结的方式，是实际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差额GDP增损模型不仅解决了如何对人口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程度进行定量分析的难题，而且刻画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共体相生的深层关系，从而为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思维空间。     

江苏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口红利要素纳入罗默经济增长模型,从人口红利的视角下,分析其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根据1997～2016年的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果显示:江苏地区生产总值与劳动力、居民储蓄、居民消费和总抚养比是协整的,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总抚养比对江苏地区生产总值具有负向影响。在此研究基础上,以人口红利视角对江苏省经济增长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运用两步系统 GMM 方法,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转变带来的较轻人口负担,在中国现在的政策体制下,得到了充分利用,可以说人口红利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老年抚养比的加大在1990—2007年间甚至促进了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带来了第二人口红利     

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异象、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由二元模式向一元模式转变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刘易斯拐点问题.文章对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异象给出了一个理论说明,解释了“民工荒”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并存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人力资本差异.本文还指出中国三十多年来之所以能通过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主要是得益于充裕的人口红利,近几年,“民工荒”使得从表面上看人口红利行将消失,但是实际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是潜在的巨额人口红利,应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将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的措施,并指出短期内在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条件下,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的重要意义.     

老龄化中国人口红利实现的可能性与途径探讨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有关老龄化社会的人口红利效应的相关研究。近而,利用抽样人口数据,本文预测了未来75年我国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变化趋势,指出在未来的大部分年份里,从第一人口红利的角度看,人口结构很可能将对中国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而解决未来养老问题并实现第二人口红利的关键是：从当前开始即在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实现持续的、有效的资本积累。一个重要的、可行的资本积累方式就是建立积累制的养老金计划。     

人口红利贡献被高估了吗?——基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的研究

人口红利下降被认为是新常态下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然而劳动投入不仅包含劳动数量,还包含劳动质量,分别对应于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由于在测量上忽视了高速城市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影响,在机制上忽视了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分布趋同的叠加影响,容易造成人口红利贡献高估且人口资本贡献低估。文章从人口迁移视角出发,参考拉姆齐无限期界模型建立人力资本积累方程,将城市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作用纳入分析,得出转换效应、迁移效应和共振效应,阐明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空间分布趋同的微观机制,得到检验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一致性框架。以2013-2016年272个样本城市进行计量检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和内生性检验表明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弹性排序不确定,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人力资本的增长贡献超过人口红利,分组检验进一步证实人力资本贡献超过人口红利,且存在相互叠加共同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共振效应。结论表明,若充分考虑城市化对人力资本的积极影响,则人口红利的贡献确实被高估,而人力资本的贡献被低估。由此得出政策建议,应持续推进城市化高质量发展,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构筑劳动质量替代劳动数量的机制,以更好地应对新常态下人口红利下降的负面冲击。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as a Driver of China's Growth

As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enters a new stage, the “first demographic dividend” – the economic advantage resulting from demographic changes in recent decades – is bound to disappear permanently.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will be characterized by an aging population.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refers to new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derived from this later population change. This paper reveals major constraints caused by aging in China,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 tendency to grow old before becoming rich. As the population ages, human capital improvement slow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declines and consumption power reduces. This paper suggests taking advantage of a population “echo effect” to improve human capital at all ages, to enhance workers’ ability to benefit from employment, and to improve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of the elderly, which in turn would increase the income and social security of the aged. These measures are conducive to future economic growth and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湖南省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湖南省各年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湖南省人口的转变情况,以及由此形成的人口红利期。通过引入相关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变动对储蓄的影响以及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在面对人口老龄化这一严峻形势下,提出了如何充分发挥人口红利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政策建议。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现状及对策

在市场经济中 ,民办高等教育和其他学校教育一样 ,其商品特殊性和精神产品方面的特性导致其富有正外部性即公共品属性 ;现阶段义务制教育和包括民办高等教育在内的非义务制教育是国家主要从国情出发进行的制度安排 ,不影响民办高等教育公共品属性的客观存在 ,相反 ,这一公共品     

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及其多维动态平衡

文章运用HP滤波法、生产函数法和菲利普斯曲线法对1980--2009年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潜在增长率为8％～10％,中值为9％。但是,从未来的更长时期来看,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人口红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宏观经济调控将更多地注重多维动态平衡。     

论“人口红利”衰退及其效应最大化

我们有1／4以上的人均GDP的增长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但2010年比以往更加突出的用工荒现象却使得专家们纷纷发出“刘易斯拐点”的警告，无论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我国“人口红利”衰退已是不争的事实，给社会经济发展既带来机遇又增加挑战，我们应采取调整人口政策、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推动城乡一体化等措施来积极应对，实现“人口红利”效益最大化。     

Government Bias in Education,Schooling Attainment,and Long‐Run Growth

A surprising cross‐country stylized fact is that higher public spending on education tends to lower the long‐run growth rate of per capita GDP and the returns to schooling. This is contrary to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that education is a major driver of growth. In this article, we revisit this issue and try to understand these puzzling facts in terms of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Our cross‐country calibration of the growth model predicts that countries with a greater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 experience lower schooling efforts and lower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