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对中国能源消费强度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如何降低能源强度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课题。中国市场化进程不断地加快,而市场化对能源强度的调节机制作用是一项值得探讨的问题。能源强度空间分布与能源资源禀赋分布十分类似。空间自相关检验揭示了省域能源强度存在着显著的空间依赖性。本文通过引入市场化变量作为调节变量建立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能源资源越丰沛,能源强度越高"的命题得到了证实;重工业与能源强度成正比关系,技术进步是降低能源强度的有效因素;在市场化调节机制的作用下,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开放明显地改善了能源效率,由于我国能源价格受政府管制,并非真实地反映市场调节行为,因此能源价格未能有效地降低能源强度。最后,本文提出了若干市场经济体制下能源价格改革的政策和建议。     

中国能源强度的空间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能源强度及其影响因素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的特性具有新的变化。选取2015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相关数据建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能源强度的空间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省域能源强度存在明显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集聚特征,西北地区能源强度较高,东南地区能源强度较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水平、外开放程度与能源强度成负相关关系,对能源强度的降低有促进作用;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能源价格与能源强度成正相关关系。     

能源相对价格、技术进步与出口规模增长

现存文献已经证明中国的能源消费对中国出口贸易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对能源价格对出口影响研究的并不多,本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中国的能源价格和出口量之间为什么同方向变化。分析表明,中国的能源价格是通过技术进步和国内外能源价格差来影响中国出口量变化的,实证结果也证实了理论分析的结论。实证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出口量的长期影响为正,而国内外能源的相对价格对出口量的影响为负。     

设备投资、体现型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长:跨国经验分析

新古典模型往往只强调设备投资对产出增长的资本深化效应,而忽略其技术进步作用。实际上内嵌于设备资本的体现型技术进步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与非体现型技术进步共同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本文将S-N时期模型扩展为ETC两部门模型,并以发明专利计数来量化体现型技术进步。本文对26个国家或地区在1980~2004年期间的经验分析显示,设备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每提高1%,劳均GDP增长将提高0.393%;设备资本的ETC对TFP增长的平均贡献为35.82%;比较分析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六个新兴经济体的ETC对TFP增长的贡献要高于发达国家4.78%。为保持经济的持续性增长,中国应转变资本投资结构并加强对设备资本的研发。     

对我国资本-劳动力-能源投入和科技进步的贡献率的非参数测算

本文以扩展的“索洛余值”模型为基础,利用多元非参数模型的局部线性估计,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技术进步率的变化以及资本、劳动力、能源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增长中劳动力的贡献率逐渐降低,能源的贡献率基本不变,而投资和技术进步在产出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单位根、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自向量回归模型,利用我国1980～2010年的样本数据,对我国的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城市化和投资对碳排放强度具有长期影响,能源结构和人口规模变化对碳排放强度具有短期效应。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依重要程度排序为:产业结构、城市化、能源结构、技术进步。     

日本制造业能源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日本制造业产品以其制作精良和显著的节能特点使其在全球范围始终保持着较强的竞争优势。本文利用1990~2009年日本制造业13个大类部门(包含52个细分产业)的实际经济数据,采用面板回归分析、Morishima替代弹性计算以及能源强度分解,分析了要素替代、贸易和技术水平对日本制造业部门能源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相比技术变动、贸易和产业份额变动,要素替代在制造业部门能源强度降低过程中显示出更为关键的作用,非信息技术资本对能源投入的替代导致日本制造业倾向于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第二,考虑到技术变动在能源利用中的作用,绝大多数制造业部门属于能源消耗型产业,而非能源节约型;第三,贸易和产业份额变动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主要发生在高技术产业。上述结果意味着日本产品的节能技术在其生产过程中未能得到充分运用,要素替代在未来日本制造业能源强度下降过程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FDI知识溢出效应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区域牲影响

本文运用DEA方法测算出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技术变化和规模效率,以此作为技术进步的代表量,分析各个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及其对当地能源强度的影响。得出的研究结论为：第一、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体现在纯技术效率上,中部地区体现在纯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上,西部地区体现在技术变化上。第二,东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对本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中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提高了本地区的能源强度,西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能够显著降低能源强度。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东、中部地区应该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和能耗门槛,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的市场氛围,吸引更多更好的FDI,并注重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平衡。     

FDI知识溢出效应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区域性影响

本文运用DEA方法测算出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技术变化和规模效率,以此作为技术进步的代表量,分析各个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及其对当地能源强度的影响。得出的研究结论为:第一、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体现在纯技术效率上,中部地区体现在纯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上,西部地区体现在技术变化上。第二,东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对本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中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提高了本地区的能源强度,西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能够显著降低能源强度。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东、中部地区应该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和能耗门槛,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的市场氛围,吸引更多更好的FDI,并注重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平衡。     

中国省区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能源消耗导致环境污染日益加剧，为了在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同时控制住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政府把目光投到了提高能源效率上。鉴于能源强度是能源效率的代表性指标，故需研究2007—2020年我国能源强度变化背后的驱动力。应用分解模型，使用省级能源消耗和产出数据，将能源强度的变化分解为由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分别导致的两部分。分解模型的结果表明，各产业能源效率的提升是近年来整体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产业结构的变迁在2015年前导致了能源强度上升，直至2015年才对能源强度下降有正向贡献。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模型进一步分析导致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变迁的原因，以分析各因素对能源强度影响的路径。模型结果表明，收入主要通过提高能源效率进而降低能源强度，城镇化主要通过改善产业结构进而降低能源强度；能源价格、外商投资和资本劳动比通过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两方面影响能源强度。而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禀赋对能源效率、产业结构都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根据两个模型的分析结果对如何进一步降低我国能源强度提出建议。     

中国制造业的能源替代研究——基于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通过ALLEN替代弹性模型对制造业分部门的投入要素的自价格弹性和相互之间的替代弹性进行了测算,发现资本、能源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关系不仅在整个制造业层面上差别很大,而且在每个分部门的内部差别也非常显著。就制造业整体而言,资本与劳动、劳动与能源之间都表现出明显的替代关系,而资本与能源之间表现出较强的互补关系。此外,能源的自价格弹性要明显地高于资本和劳动的自价格弹性,表明了利用能源价格上升进行节能具有较大的空间。在制造业内部,要素价格变化导致每个行业内部不同的要素替代。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能源政策的调整思路。     

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进步、要素替代和中国能源强度分解

本文将能源视为一种生产投入要素纳入要素替代的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并细致刻画了开放条件下不同来源的技术进步及其要素使用情况。通过构建一个要素投入需求方程组模型,本文采用SUR回归估计了1998-2009年我国自发技术进步、R&D、技术购买、FDI和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对能源要素份额和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技术进步效应总体上导致能源强度上升,但R&D和FDI技术溢出均能促使能源强度的降低;不同来源的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要素替代作用有助于降低能源强度。     

北京市工业能源强度影响因素分解分析

北京市工业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从2000～2010年,工业单位GDP能耗下降了66.83%。北京市"十二五"规划提出今后五年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降低22%,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因此,研究北京工业能源效率提高,即降低工业能源强度的因素,是完成相应目标、制定合理政策的基础,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本文基于北京市2000、2002、2005、2007年投入产出表及2010年42部门投入产出延长表,在全面分析了工业内24个产业部门的能源强度后发现2000~2002年、2002~2005年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都是有效降低工业能源强度的因素,其中技术进步是主要因素;2005~2007年结构调整发挥作用;2007-2010年技术进步发挥作用,并简单预测了北京市完成"十二五"规划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就是进行结构调整。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否降低了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基于IO-SDA模型的分析

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在给我国带来持续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中国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基于1992-2012年中国进口（非竞争型）可比价投入产出表,从经济发展方式的三大内涵出发,运用IO-SDA模型构建全面反映经济发展方式的9个变量,对经济发展方式各构成因素的变化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研究期内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显著降低了中国的碳排放强度,主要原因在于能源强度的降低,其次为能源结构的变化及二、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但中间投入结构、最终需求结构、制造业结构、三次产业结构、进口率等因素的变化均不利于中国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实现碳减排目标的政策建议。     

卡尔多“特征事实”再思考: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分析

本文对"劳动收入占比"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回顾。这一领域的理论探讨主要有四个层次:在新古典假设条件下,劳动收入占比与资本产出比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对新古典假设做出修正,将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归于偏向型技术进步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收入占比的产业差异,在整个经济的劳动收入占比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开放条件下,探讨全球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考察"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因素,它们包括:资本产出比、技术进步、全球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非正规部门规模和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等。本文最后提出了研究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初步设想。     

卡尔多"特征事实"再思考: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分析

本文对"劳动收入占比"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回顾.这一领域的理论探讨主要有四个层次:在新古典假设条件下,劳动收入占比与资本产出比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对新古典假设做出修正,将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归于偏向型技术进步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收入占比的产业差异,在整个经济的劳动收入占比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开放条件下,探讨全球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考察"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因素,它们包括:资本产出比、技术进步、全球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非正规部门规模和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等.本文最后提出了研究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初步设想.     

中国能源价格与能源强度的实证分析

能源价格是影响能源强度的一个关键变量,通过能源价格的调节,可以实现能源强度的下降,并以此达到"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到2010年降低单位GDP能耗20%的目标. 一、文献综述 在能源强度问题上,能源价格是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热点.     

环保产业对能源强度及其地区差异的影响——一项基于回归的分解

本文估计并分解了环保产业及其他变量对地区能源强度差距的影响,主要发现包括:环保产业降低了能源强度,其对能源强度差距的贡献为正,且重要性随时间提高;产权制度和市场竞争均降低了能源强度,其中,产权制度是导致地区能源强度差距的最主要因素,市场竞争也扩大了能源强度差距且随时间增强;资本强度和劳动强度均提高了能源强度,它们对能源强度差距的贡献均为正,其中,资本强度对能源强度差距的贡献仅次于产权制度且随时间增强;能源价格上升降低了能源强度,第二产业比重上升提高了能源强度,但它们对能源强度差距的贡献很小.     

中国工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

文章基于改进的STIRPAT模型,以1995-2010年按碳排放特征分组的中国工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我国工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具有U型曲线特征,拐点处的经济产出高排放强度行业低于低排放强度行业。资本存量对工业碳排放的正向影响作用大于劳动力总量,科研投入有利于高排放强度行业减排,化石能源结构调整不能促进工业减排。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源泉——基于人力资本与能源消费的双重约束

文章以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DEA方法将考虑人力资本与能源消费的经济增长分解为人力资本、复合物质资本、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四部分,探寻其经济增长的源泉,并对西部大开发前后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能源消费为代表的要素投入和以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为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几乎相等;但在西部大开发以后,以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为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呈现逐年上升的良好趋势。采用绝对收敛方程考察了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四类因素的收敛效应,发现中国西部地区出现了显著地经济收敛,而这种结果是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共同结果。采用Tobit模型深入分析了能源投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约束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