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成员的政治联系层级与现金持有量———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 Ａ股的实证分析

以 ２００９至 ２０１１年中国民营上司公司 Ａ股的数据为样本，探讨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政治联系及政治联系级别高低对公司现金持有量水平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存在政治联系的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水平较低，政治级别高的上市公司持有较低的现金水平。验证结果发现：（１）民营上司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政治联系不对公司现金持有量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两者间不存在显著相关；（２）董事会成员政治联系级别的高低对公司现金持有量水平产生影响，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为显著相关。     

董事会成员的政治联系层级与现金持有量———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Ａ股的实证分析

以２００９至２０１１年中国民营上司公司Ａ股的数据为样本,探讨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政治联系及政治联系级别高低对公司现金持有量水平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存在政治联系的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水平较低,政治级别高的上市公司持有较低的现金水平。验证结果发现：（１）民营上司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政治联系不对公司现金持有量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两者间不存在显著相关;（２）董事会成员政治联系级别的高低对公司现金持有量水平产生影响,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为显著相关。     

制度环境、现金持有与信用风险

本文研究企业持有现金的数量和期限对信用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数量上看,经营良好的企业,信用风险与现金持有显著负相关,而经营困境企业信用风险与现金持有呈"U"型关系,最佳现金持有量约为经营良好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均值;从期限上看,企业持有现金越多,越有利于抑制短期信用风险,但会增高未来期间信用风险。进一步考虑其他能为企业提供流动性的资产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发现公司资产流动性越强,对抑制信用风险的作用越明显,而公司整体资产流动性对抑制信用风险的作用也较明显。本文拓展了信用风险形成与防范机制的研究,为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监管部门监测与控制公司信用风险提供政策参考。     

制度环境、CEO背景特征与现金持有量

本文实证研究了制度环境、CEO背景特征对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CEO学历越高、任期越短,以及不具有金融、会计或经济管理类专业背景的公司的现金持有量更高;CEO年龄对现金持有量并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制度环境(市场化进程和产权性质)下,CEO背景特征对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现金持有量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拓展了高层梯队理论在公司财务领域中的应用。     

环境波动、现金持有与公司价值——以现金持有持续性为调节变量

以2005～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在外部环境相对稳定和相对波动情况下,公司现金持有量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对现金持有持续性在现金持有量与公司价值间的调节作用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波动较小时,较高的现金持有对公司价值产生负面影响,并且持续性过量现金持有加剧了这种负面影响;当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波动较大时,公司价值与现金持有量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持续性过量现金持有削弱了这种正面效应。     

货币政策、金融关联与企业现金持有决策

文章研究了不同货币政策下,金融关联对企业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以及不同行业中这种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在货币供给宽松时期,房地产业公司的金融关联与企业现金持有量呈负相关关系;在货币供给紧缩时期,房地产业公司的金融关联与企业现金持有量呈正相关关系。在制造业和全部上市公司样本组中,不论是货币供给宽松时期还是货币供给紧缩时期,企业的金融关联与现金持有量始终呈现负相关关系。     

市场择时、大股东控制与现金持有量研究

选取1999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期间在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A股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市场择时对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现有的权衡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管理者职位巩固理论均不能较好地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现金持有量现象.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是公司过去市场择时行为累积的影响结果,而且在股权结构集中的公司,其通过市场择时行为"囤积"现金持有量的动机更为强烈.     

负债融资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2004~2006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考察了负债水平、负债期限结构及负债来源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的现金持有量与负债水平呈现一种非线性的"U"型关系;公司的现金持有量与短期负债比例正相关,而与长期负债比例负相关,说明负债的期限结构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从负债来源看,公司的现金持有量与银行负债比例负相关,而与商业信用比例正相关。     

企业现金持有量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

从企业多元化的产权主体出发,本文引入企业终极控制人进行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分析.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终极控制人不同,其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不同.具体而言,中央政府控制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有现金流量、融资成本和代理成本,地方政府控制上市公司的影响因素有现金流量、融资成本、现金替代物、财务杠杆和银行债务比重,非政府控制上市公司的影响因素是现金流量、投资机会、融资成本、现金替代物、财务杠杆、债务期限结构和独立董事比例.同时,本文发现,即使是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终极控制人所控制企业的现金持有量影响力度也不同.     

信息不对称视角下的现金持有量问题研究——基于金融市场微观结构测度的实证检验

传统的公司财务理论与实证研究大多仅关注信息不对称对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而甚少关注信息不对称对现金持有的作用。通过发掘现有理论中蕴含的信息不对称与现金持有量之间的理论关系,并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借鉴市场微观结构研究中测度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方法,可以考察信息不对称程度与现金持有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投资者保护程度、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度和股权分置改革等对这一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息不对称程度与现金持有量显著正相关,投资者保护程度越低、两权分离度越高,这一正相关关系就越强,而股权分置改革弱化了这一相关关系。     

上市公司终极控制特征与现金持有及市场价值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3～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终极控制特征对现金持有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终极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比例显著低于民营上市公司;(2)终极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上市公司多数不存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现象,终极控制特征并不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3)民营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现象,并且分离度越大,公司持有的现金比例越低;(4)在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情况下,提高现金持有水平将降低股票横截面收益,说明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降低了上市公司持有的现金的市场价值,但多元回归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需待未来做进一步的探讨。研究结果为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代理理论提供了证据。     

高管学术经历、现金持有与公司业绩

以2006年至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学术经历对现金持有及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学术经历提升了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提升了公司业绩。结果说明高管学术经历降低其风险偏好。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学术经历对现金持有及公司业绩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故上市公司应重视高管团队中学术经历的重要性和异质性。     

高管学术经历、现金持有与公司业绩

以2006年至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学术经历对现金持有及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学术经历提升了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提升了公司业绩。结果说明高管学术经历降低其风险偏好。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学术经历对现金持有及公司业绩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故上市公司应重视高管团队中学术经历的重要性和异质性。     

大股东控制对现金持有影响的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

从现金持有理论和股东控制权理论出发,以2002～2006年沪深两市52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股东控制权进行可靠的度量,建立了实证分析模型,研究了大股东控制及其约束机制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控制并不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的直接原因,大股东控制度较高的上市公司反而会持有较少的现金;股东之间的制约能够有效地减少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     

基层国库现金管理的探索与思考—基于Baumol扩展模式和Miller—Orr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陕西汉中2009和2010年两年的国库收支状况和库存余额的简要分析,运用Baumol模型的扩展模式和Miller-Orr模型对国库最佳现金持有量做出估算,得出应进行积极现金管理的结论,提出:制定基层人民银行国库现金管理工作指导意见或管理办法,加强基层国库现金管理的理论研讨和实践指导,基层在进行国库现金管理时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确保地方国库现金运行安全。     

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动态调整行为研究

以动态面板数据方法构建的公司现金持有动态调整模型比静态模型更能够捕捉到企业现金持有的动态调整速度和调整形态,利用该模型对我国市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最优现金持有水平,但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使得公司在偏离最优水平的情况下只能进行部分调整且调整速度较慢,并由此导致了持续性单方向调整的特殊形态。此外,企业规模、投资机会及财务杠杆等其他一些因素对现金持有动态调整过程也有显著影响。     

成长性、产品市场竞争与现金持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行业环境以及企业成长与竞争态势显著影响其现金持有价值,基于2003-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结合禀赋差异(融资约束和产权性质)下的行业企业成长能力与竞争态势考察其现金持有价值效应。研究发现:公司现金持有具有显著的价值效应,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能够促进公司现金持有价值效应的提升;高成长能够促进现金持有价值效应的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较高的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成长性是现金持有发挥价值效应的关键背景环境,企业高成长通过增强行业内竞争的激烈程度进而促进现金持有价值效应的提升。     

货币政策、外部融资依赖与现金持有创新平滑作用——基于信贷歧视和区域金融发展视角

结合宏观货币政策和特殊的制度背景,考察了现金持有对创新投资的平滑作用,研究发现:货币紧缩时期,企业会使用所持有的现金来平滑创新投资,且行业或企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现金持有创新平滑作用越强;现金持有创新平滑作用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仅在于货币紧缩时期,且行业或企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两者之间的差异越显著。货币紧缩时期,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相比,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使用现金平滑创新投入的动机更强,且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缓解民营企业所面临的信贷歧视,进而缩小现金持有创新平滑作用在"国民"之间的差距。研究结果为理解转轨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保持创新投资持续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并从宏观货币政策视角为区域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及信贷歧视的缓解作用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战略差异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

以2007-2015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企业竞争地位,考察企业战略差异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战略差异度与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企业竞争地位能够削弱两者正相关关系。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战略差异增加了融资约束、企业风险及创新投资,进而导致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提高;企业战略差异提高了现金持有竞争效应,但竞争地位高的企业不显著。研究表明,企业战略差异是现金持有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研究结论能够为企业管理层制定现金持有策略、进行企业战略选择以获取竞争优势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