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旅游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以及影响因素分析

将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与Malmquist指数相结合,对民族地区2004-2016年的旅游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发现：①2004-2015年民族地区的旅游生态效率随着规模效率变化,而2016年受纯技术效率影响明显;②民族地区的旅游生态效率呈现出差异性,全要素生产率与生产技术进步同增同减,除新疆、西藏以外其他区域呈上升态势;③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关键作用,规模效率会牵制全要素生产率,综合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的提升依赖于技术的改进;④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信息化水平、地区产业结构与旅游生态效率呈正相关关系,而交通条件、服务业发展水平、环保措施与旅游生态效率呈负相关关系。     

旅游开发在区域扶贫中的作用分析——以安徽省天柱山为例

旅游扶贫能以旅游业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经济的总体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为贫困地区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成为欠发达而旅游资源丰富地区重要的、新的扶贫手段。旅游扶贫以增长级理论、涓流理论和大推动理论为依据，通过产业互动与整合作用，促进贫困地区加速对外开放作用，使区域系统全面发展和提升，并为贫困人口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区域整体脱贫和贫困人口脱贫。     

基于精准扶贫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发展探析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是利用可以做旅游的乡村有针对性的进行扶贫工作,通过发展贫困地区的优良的旅游资源,带动当地老百姓脱贫,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进脱贫攻坚战,从原来的人们对生活物质的需求改变为人们对美好生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为实现我国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扶贫政策。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是帮助贫困地区人口脱贫致富,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比较有效的一种发展模式。文章通过分析发展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意义,提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主要问题。实现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途径,助力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融合发展,其中一些建议意见对其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安徽省分行业工业企业低碳投入产出效率评价

以2012年安徽省39个行业为研究对象,将碳排放量引入工业企业投入产出效率评价体系,运用DEA模型对安徽省分行业工业企业低碳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安徽省分行业工业企业低碳投入产出效率水平总体较低;纯技术效率提升是提高各行业低碳投入产出效率的关键;轻工业低碳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对于整体综合效率水平的提高具有重大影响。为安徽省分行业工业企业低碳投入产出效率水平的提升提供了理论支撑。     

以县域为中心的乡村振兴：城乡关系演变与县域经济发展

乡村生产要素通过流动实现集聚是提升生产分工规模和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但要素过度流失不利于乡村自身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前，"乡-城"生产要素流动规模较小；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在重工业发展战略下乡村生产要素被约束流动；改革开放以来，"乡-城"生产要素单向流动趋于加速；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乡村振兴新篇章，致力于改变乡村要素单向外流的局面。近代以来，立足于乡村且突破村庄社区规模的分工生产和集聚性生产没有大范围发展起来，乡村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不强。新中国的综合发展成就为发展现代化的乡村集聚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探索在县域层面整合资源和集聚要素是振兴乡村和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方向。     

安徽省旅游资源错位现象及相对效率评价

文章引入错位指数对旅游业发展的“资源诅咒”现象进行定量研究,结合旅游资源的相对效率评价,提出安徽省各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议.研究表明:2005、2010年合肥负向错位指数最大,宣城正向错位指数最大;皖中旅游资源总效率受纯技术效率驱动较大,旅游资源利用集约化程度较高,皖北旅游资源总效率受规模效率驱动较大,旅游资源利用属于粗放型方式;区域旅游资源相对效率除了与旅游资源禀赋相关外,与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人均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互联网宽带用户数、货物进出口总额、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等因素也密切相关;根据错位指数与总效率的排名,对各地区未来旅游资源开发提出相应的建议.     

皖江城市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多维度分析

文章采集2001-2011年安徽省统计年鉴等有关统计数据,借助综合区位熵指数和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等指标,从旅游产业集聚基础条件、旅游产业要素集聚度和旅游产业集聚经济效果三个方面,探讨皖江旅游集聚水平的区域差异、时间变化趋势、经济相关性。分析认为皖江区域旅游集聚水平整体不高,且在徘徊中呈下降趋势,区域旅游核心城市初步形成,但集聚的资源依赖性和区位依附性较强,集聚水平处于低层次,扩大区域旅游经济规模是提高区域旅游集聚水平的关键条件。     

安徽省旅游经济地区差异及其收敛性

旅游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持续提升。基于安徽省2012—2021年国内旅游收入数据,采用σ收敛、绝对β收敛、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安徽省旅游发展不平衡现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旅游收入呈“N”字形变化,总体发展不均衡,存在“皖南-皖中-皖北”的梯度递减趋势;安徽省旅游经济总体呈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态势,城市间差异逐步缩小;星级饭店数量、国内旅游人均花费、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量等因素均对安徽省旅游经济具有显著影响。     

制造业集聚和城市规模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同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2004-2015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讨了制造业集聚与城市规模协同性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性特征，其具有显著的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特点。（2）从单因素考虑，制造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城市规模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3）从协同效应来看，城市规模能够提升制造业集聚的边际效应，但是制造业集聚阻碍了城市规模效应的发挥，两者协同效应的发挥需要互相匹配；以制造业集聚效应为标准，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存在较大范围的提升空间。（4）从城市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内在路径差异来看，制造业集聚、城市规模对不同路径具有作用相反的影响。这一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制造业集聚与城市规模协同性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河北省乡村旅游扶贫实现路径探究

河北省虽然旅游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但仍有许多地区处于贫困的状态,因此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是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文章分析了河北省乡村旅游扶贫的现状,指出其在旅游扶贫的过程中存在着乡村旅游基础薄弱、缺乏旅游专业人才、旅游产业链不健全等诸多限制性因素,并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提出了河北省今后发展乡村旅游扶贫的若干路径与建议.     

贫困地区旅游产业精准扶贫研究 ——以怀化市为例

旅游产业扶贫是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重要途径。以怀化市旅游产业精准扶贫为对象的研究表明,贫困地区的旅游产业扶贫依然在产业扶贫规划、品牌宣传、龙头旅游产品培育以及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要进一步推动贫困地区旅游产业精准扶贫需要转变思路、完善交通网络、激发内生动力和理顺体制机制。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乡村旅游助推脱贫攻坚——以南充市嘉陵区为例

十九大乡村振兴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国家顶层设计中乡村旅游对助推脱贫攻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在可持续发展视角下，通过分析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旅游助推脱贫攻坚的辩证关系、嘉陵区贫困水平与原因、乡村旅游景点结构、空间分布及扶贫条件，为嘉陵区乡村旅游助推脱贫攻坚提出以下建议：提升乡村品质，形成旅游扶贫运作方式；统筹政府与产业关系，推进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优化乡村旅游空间发展格局，建立三级管控体系。     

征地补偿与农村减贫

征地后农业收入及土地权益的减少会阻碍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但征地补偿的存在可以扩大农户生产经营的可选集,为持续提高农户家庭经济水平,促进农村减贫提供了必要前提。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中2013年的农村住户数据,文章设立了以家庭财富为基础的农户经济水平的衡量指标,并建立三元联合分布计量模型,在处理了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了征地和征地补偿对农户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征地过程中减贫效应起主要作用,征地能够显著增加农户财富,促进农村减贫。征地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征用宅基地形式下的减贫效应最为显著,征用耕地时效果则会下降;不同补偿方式下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资金补偿和非资金补偿组合下的征地减贫效应最强,而单独资金补偿的减贫效应最弱;征地减贫效应在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及高财富农户中更加明显。处理效应结果表明资金补偿和非资金补偿的组合能够为农户带来最多的财富收益,具体为233578.8元。最后文章还检验了征地的影响机制,发现征地补偿是征地减贫效应的重要实现途径之一,但不是唯一途径,补偿在征地的减贫效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效应所占比重约为59.5%。文章结论表明政府征地不仅有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还具有促进农户减贫,推动农村发展的作用。     

宁夏回族自治区乡村旅游扶贫研究

乡村旅游扶贫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宁夏民族地区以其独特的自然优势将乡村旅游扶贫工作发挥的淋漓尽致,不仅帮助了贫困户实现脱贫,还带动了产业的转型。针对宁夏回族自治区为分析其贫困现状和导致贫困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以及展开对乡村旅游扶贫的优劣势和面临的阻碍。根据分析结果,探讨了宁夏乡村旅游扶贫的问题与对策。     

基于DEA-Tobit扩展模型的海南旅游业效率研究

采用DEA-Tobit扩展模型对海南旅游业效率进行时间及空间两个维度的解析评价,通过对海南旅游业整体及各市县效率的测评,揭示了海南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时空分布、演化规律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海南1998—2018年间旅游业综合技术效率变化趋势平稳,且存在区域差异性,大部分市县的生产率指数大于1;旅游业聚集度、服务业规模和公共服务水平对海南旅游综合效率呈现正向显著作用,交通便捷性和开放程度影响较弱。     

西藏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探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破解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在精准扶贫的基础上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19年底,西藏74个县(区)均已实现脱贫摘帽,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胜利。当前,西藏正处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并行的特殊时期,如何实现二者有效衔接、融合发展,并形成相互支撑、相互配合、协同推进的良性互动格局,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     

西藏农牧区金融精准扶贫现状及对策研究

西藏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治理是有效缓解并全面消除中国区域性贫困的最大挑战。从西藏实际情况看,农牧区贫困有其成因,自治区采取综合扶贫措施、精准扶贫,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就金融精准扶贫来说,还存在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少、市场评估机制不完善,数据整合机制效率低、精准扶贫对象识别难,政策受众认知意识弱、“扶贫”援助经常为“济贫”等问题。西藏农牧区金融精准扶贫应优化金融扶贫资金结构,完善扶贫对象瞄准机制,强化扶贫对象脱贫意识等,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     

脱贫攻坚背景下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研究

我国脱贫攻坚工作错综复杂,任务繁重,在全面脱贫攻坚过程中,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少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还存在党员干部思想文化素质偏低、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被弱化、流动党员队伍教育管理困难、部分党组织从严治党不力等诸多问题。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从增强基层组织核心力、提升振兴发展推动力、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坚强基层组织保障力等方面入手,提出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助推脱贫攻坚的有效路径。     

农村产业扶贫的困境与路径研究——以怀化市为例

农村产业扶贫机制是调动政府、企业、贫困户多方主体积极性的有效开发式扶贫机制。但是，当前农村产业扶贫依然面临着扶贫产业结构不优、农产品精深加工不足、农产品产销对接不畅、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实践困境。要破解上述实践困境，需要通过正确处理产业扶贫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不断夯实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支撑体系，积极探索农产品产销无缝对接的新模式，不断深化贫困人口与市场主体利益联结机制等举措才能实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协同扶贫模式创新:重庆例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与农民联系较为紧密的两类经济组织,是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内生性力量。但在实践中,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不明确、承担市场经营风险能力弱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总体规模偏小、脱贫带动力不强等因素影响,两类主体的扶贫作用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重庆市城口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近年来的脱贫攻坚中,一方面普遍性地成立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承接相关政府部门扶贫资源、开展村集体资产运营管理的平台;另一方面通过平等协商将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接的扶贫资源以入股方式投入当地运行规范、实力较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以获取相对稳定的分红收益,并优先用于增加贫困户收入。该模式既为村“两委”参与市场活动和承接政府扶贫资源提供了有效载体,又较好地保证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有利于构建激励兼容、多方共赢的长效扶贫机制,是有镜鉴价值的扶贫模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