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增长路径分析(1949～2009)(下):计量经济学层面

为分析1949～2009年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及其路径演进,明确当下中国经济处于何种增长区间,以及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构建了改革演进的理论框架,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路径分为4个阶段。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通过放宽限制条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拟合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以整体推进阶段的实证数据检验模型的正确性并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尚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下一阶段仍将维持经济的高位增长,具有可持续性。     

能源消费与污染排放双重约束下的中国绿色经济增长

在当前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践科学发展的紧迫形势下,在全球经济环境剧烈动荡的背景下,本文沿袭绿色GDP思想,讨论了以高能耗和高排放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可持续性问题以及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对经济增长约束的传导机制。为此本文构建了中国1995-2006年28个省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库,基于非参数环境生产前沿模型将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绿色分解,采用Tobit模型分析了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对经济增长约束的传导机制。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在逐年恶化。表现为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明显,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在能源、环境约束下,要避免走粗放型经济增长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     

基于索洛模型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索洛模型讨论劳动增长率、储蓄率以及技术进步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对2001~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判断这些因子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对于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有更好的启示。     

经济增长的规模经济效应：从增长奇迹到新发展格局

本文根据产出核算理论和具有外部性的内生增长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进行了理论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内生增长路径，在这一阶段，增加要素投入可以获得更高的产出，即使控制了人力资本和制度等变量，结果仍然是稳健的。宏观经济结构与产出函数的性质密切相关，中国的规模经济效应主要得益于制度改善，以及市场广度和深度的提高。今后，中国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构建开放合作的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超大市场优势的规模经济效应，以便更好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广西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研究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研究了1986—2012年广西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结果表明,1986—2012年广西产业结构演进-经济增长系统跨越了低度耦合协调与中度耦合协调两个阶段,并以2008年为临界。目前,广西经济增长仍属于粗放型增长,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相伴随,产业结构仍然不够合理,因而需要大力发展现代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同时需要结合"调结构"与"稳增长",实现二者的协同,促进广西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综述

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再次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的源泉及贡献率上,并据此来判断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研究的方法均采用实证分析,通过对经济增长模型的统计分析,判断增长因素的比率和变动。对可持续性的判断依据基本一致,均认为TFP是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结论却大相径庭。今后的研究方向一是考虑危机和产业调整等新环境的影响,二是分析增长及在区域间可能发生转移对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即区域增长结构可能变动的影响。     

劳资关系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分析#br#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的持久性研究主题。但是,在当代经济增长文献中,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劳资关系却关注不多。这削弱了增长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本文基于劳资关系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在一个由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发展而来的动态非均衡的一般增长模型中,遵循马克思经济学传统,将劳资关系纳入模型,分析了不同类型劳资关系下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运动,并说明了不同类型的劳资关系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产生的不同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当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应当构建合作高效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以保证技术进步带来的 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影响的模型与实证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正在日益加深,本文以索洛模型与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将人口老龄化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推导了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试图探讨人口老龄化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     

阻碍中国经济加速增长之源： 1960-2012年*

当一个国家跨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如果不能实现经济的加速增长,将无法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其结果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本文通过构建用于计算中国经济增长减缓和增长加速的时间点约束条件,通过对中国1960-2012年数据进行筛选,找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增长减缓点和增长加速点,并且借助于Probit模型,从结构性因素、社会与环境因素、官员腐败因素三个方面实证考察阻碍中国经济加速增长之源。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可持续性源泉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绩效，不仅取决于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在于增长速度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增长的质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连续27年实现了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经济增长成绩的同时，经济增长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当有利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条件开始发生变化，     

多样化、生育率与经济长期演进:一个统一的增长框架

消费品种类在19世纪后半期的迅速扩张是人类增长史上的一个典型事实，在社会变迁和经济变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经济增长理论中鲜有提及。本文将消费品多样化引入统一增长理论，构建了新的模型来解释历史上的人口转变和经济由长期停滞到持续增长的演进过程。在模型中，人类在技术上的进步不仅表现为生产技术的改进，而且表现为消费品种类的增加。生产技术的改进增加人们的收入，提高人们生育的经济能力，而消费品种类的增加会减少人们在生育方面的支出。生育率的变化取决于收入增长和消费品种类增加的相对速度，而这依赖于经济体在知识生产、生产技术革新和消费品种类扩张上的历史表现。结合经济史与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成果，数值模拟表明，本文构建的模型能复现统一增长理论对长期经济增长路径的刻画，并为理解历史上的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路径的多样性提供新的线索。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渠道——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变革之路

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并不是偶然的,"中国制造"战略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消费品市场蕴含了无限的商机,为世界产业转移创造了机会,中国承接世界产业转移,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后"中国制造"模式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采取什么样的后"中国制造"增长方式,将成为决定中国经济增长是否持续增长的关键问题。本文认为,后"中国制造"的增长模式将以中国渠道为中心,以中国渠道为中心的增长模式可优化产业结构,以中国渠道为中心的增长模式能提升产业附加值,中国渠道能改变中国劳动力的转移方式。     

收入税和闲暇时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笔者通过构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基于1994年~2012年中国和丹麦的经济数据探讨了收入税、闲暇时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收入税和闲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对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的中国,收入税和闲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的增长,而对处于后工业发展阶段的丹麦,较高的收入税水平和闲暇时间对经济增长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外部掠夺下的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

本文建立了一个国际冲突环境中的一国经济长期增长模型。模型假定国际环境为霍布斯状态,一国不得不时刻面临外部掠夺,而阻止外部掠夺的唯一途径是投资国防。掠夺者、政府和家庭的动态博弈均衡决定了长期增长路径。分析表明,国际和国内因素两个层次的均衡决定了长期均衡增长路径;均衡增长路径可分为屈服均衡、容忍均衡和完全防卫均衡三个阶段;政府不同的国防战略会导致不同的增长图景,经济持续增长将导致国防战略的调整。内生     

外部掠夺下的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

本文建立了一个国际冲突环境中的一国经济长期增长模型。模型假定国际环境为霍布斯状态,一国不得不时刻面临外部掠夺,而阻止外部掠夺的唯一途径是投资国防。掠夺者、政府和家庭的动态博弈均衡决定了长期增长路径。分析表明,国际和国内因素两个层次的均衡决定了长期均衡增长路径;均衡增长路径可分为屈服均衡、容忍均衡和完全防卫均衡三个阶段;政府不同的国防战略会导致不同的增长图景,经济持续增长将导致国防战略的内生调整。     

从经济增长方式内涵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

经济增长方式是生产要素组织方式与要素组合运作方式的耦合统一体，依演进历程可将经济增长方式区分为自然型、粗放型、集约型及网络型四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方与途径有同极转换与异极转换二种类型，政府可从构建激约束机制着手驱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自觉转换，就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转换而言，在总体上必然体现为同级转换、异级转换并存并以异级转錾中的跨级转换为主的混合转换。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模型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该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转化描述为一个"自然演化"的趋势,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从而为发展国家寻找到一条经济均衡增长的路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一直存在非常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本文首先从一个古典增长理论模型出发,阐释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中的经济增长因素,然后重点从实证分析角度,用统计分析指标体系和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脉络分析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既有联系又互相区别。而经济发展问题的核心是经济增长问题。围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东西方经济学家作了相当多阐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框架内开展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如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发展管理，从不同侧面阐述了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不仅如此，这三者又与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密不可分，路径选择将使上述三者的内在结构和实际运作发生重要的改变，并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进程，因而成为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问题。     

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中国经济是否能保持中长期的持续快速增长 ,本文在作者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 ,给出了肯定答案。该模型的基本结论是 ,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进程分为加速和减速增长两个阶段 ,加速增长阶段表现为快速工业化和过去利用效率过低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城市化。目前的中国尚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 ,即加速经济增长时期 ,而且这一过程还要维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从中长期看 ,中国经济还会保持快速增长。     

数量驱动或创新驱动：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机制演进

基于1987-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SYS-GMM模型研究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区分高级与基本人力资本基础上，基于招生率和收入维度，从全局和阶段差异视角剖析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提速的机制演进。研究发现：全局而言，两种测度下基础和高级人力资本各自以数量及创新方式驱动经济增长，并呈现以数量驱动为主，数量、创新双驱动的增长模式；从演进视角看，两种测度均表明，高级人力资本创新驱动是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相比旧常态阶段，基础人力资本数量驱动日趋弱化并呈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城镇化及开放程度均对创新驱动有不同程度激励效应，而城镇化是挤出数量驱动的主要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