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现状与负面影响分析

跨国并购是指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渠道，依照东道国法律取得东道国某砦现有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资产或股权的行为。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构成了国际直接投资的两种典型方式。20世纪80年代开始，跨国并购逐渐取代绿地投资，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跨国银行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博弈分析——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银行在发展中国家银行体系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但理论界对跨国银行对外投资模式选择问题所进行的理论研究比较少.鉴于此,本文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从东道国的视角在修改Hotelling(1929)、Kreps和Schleinkman(1983)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跨国银行新设投资和并购比较的博弈模型.本文的比较研究的结果表明收购价格、垄断利润和新设投资的利润是影响跨国银行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而新设投资的成本、东道国银行的技术水平以及东道国市场消费者剩余的大小都会对跨国银行投资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     

从跨国并购谈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问题

一般来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新建投资，也称为绿地投资，即在东道国建立一个新的企业，或独资或合资；另一种是跨国并购，即通过跨国收购或兼并方式来控制东道国的企业。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理论探讨

加入WTO之后，面对国际国内双重竞争，民营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投资设厂，进行跨国经营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选择。本文阐释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和实际优势，并对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战略选择进行了探讨，对现阶段民营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东道国吸引FDI政策的博弈理论分析

本文以跨国企业投资中的利益创造和利益分配为中心,构造了一个博弈分析的理论模型,不但对东道国外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作出了有效解释,而且对跨国企业投资者行为和东道国引入FDI的行为以及互动关系作了详细的阐述,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跨国投资理论。本文通过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和动态博弈模型分析,论证均衡解的存在,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东道国外资优惠政策的最适水平应该与其外资需求的迫切程度或资本缺口的大小成正比,与其投资环境的优越程度成反比。     

我国民营企业跨国投资的思考

我国民营企业经过近30年发展,总体经济实力已经撑起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民营企业走国际化发展道路已成为必然选择。本文从当前我国民营企业跨国投资的主要形式入手,探讨了民营企业跨国投资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产业结构选择、人才建设、信息沟通和政府支持等策略。     

“一带一路”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下,“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日益紧密,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逐渐显现,成为吸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区位优势。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增加值贸易网络,结合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BvD-Zephyr以及fDi Markets数据,考察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对中国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上述影响在发达国家、制度风险较低及开设境外园区的东道国更强,并且进一步激发了中国民营企业、初始投资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并购的积极性。此外,中国企业OFDI的结构得以优化,投资行业依托贸易网络呈现阶梯状分布。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激励效应、投资风险规避效应和全球价值链嵌入效应是其重要传导渠道。本文为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策略制定提供有益参考,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跨国投资的新动向与我国利用外资的战略调整

跨国投资的新动向与我国利用外资的战略调整李龙波一、跨国投资的新动向当代的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组织者。它对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和世界性经济一体化进程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日益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并且为各国经济决策者...     

东道国共享性高级资源对跨国经营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分析

本文以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经营为背景，将资源基础理论运用于研究跨国经营，提出“东道国共享性高级资源”的概念，深入分析了东道国共享性高级资源对跨国经营竞争优势的作用机理，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寻求利用东道国战略资源和共享性高级资源，并与自身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使企业拥有的战略资源产生倍增效果，即资源整合的乘数效应。     

国别异质性、全球化进程与主流FDI理论的演化性改进

主流FDI理论成形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解释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时会遭遇国别异质性和时代异质性的双重局限：“企业型政府”积极参与本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转型期制度环境对企业战略和海外投资行为所产生的差异化效应;不断深入的全球化进程与日益丰富的跨国运营经验必然逐渐降低企业跨国运营的“外来者劣势”,弱化或转化了跨国运营对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刚性依赖。为此．本文基于过程认知视角将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母国生成与东道国区位响应两个基本系统,并将国家特定优势和企业特定优势置入母国生成系统中进行综合分析,较好地解释了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     

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分析

本文使用2003～2007年中国与74个东道国的数据,采用GMM方法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考察了对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关性。经验研究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是决定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密切的贸易联系也会显著地促进中国的投资,然而东道国良好的制度建设却会产生抑制作用,此外东道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技术水平也不会显著地引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基于模仿与创新的研究

本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及其方式的影响.通过赋予这些国家的企业选择模仿或者创新的自由,打破传统技术扩散模型中技术落后国只能进行被动模仿的假设.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从技术扩散效应、资本效应以及资源竞争效应3个方面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通常情况下,积极的技术扩散效应和资本效应超过资源竞争效应,使外商直...     

FDI投资区位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数据

选取35个国家2001—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以东道国市场、双边贸易、东道国劳动力成本以及教育水平等指标,采用固定效应分析方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受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显著,但两者呈负向相关,即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我国对其投资越少;同时,我国对出口及东道国的成人识字率也较为敏感。出口于东道国的贸易额度越大,东道国的成人识字率越高,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就越多;东道国的工资水平与我国呈负弹性关系,东道国工资水平越高,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就越少。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产业发展——基于后向关联效应的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发展存在催化作用,FDI通过产业关联促进东道国产业升级,经验研究表明其后向关联效应较前向关联效应有更大显著性。本文在跨国公司、东道国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三者之间建立理论模型,分析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后向关联效应的影响因素,得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后向关联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下游企业之间的技术差异。     

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简要介绍了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并对外国直接投资(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数据关系进行了分析,进而利用协整检验技术,验证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最后给出研究结论和启示。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风险及其应对措施

本文针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所面临的国家风险进行了分析,并从投资前风险的评价、风险的管理、投资后风险的控制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外商直接投资与市场准入制度变迁

本文在管制俘虏理论、古诺博弈模型等的基础上,以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制度为例,对我国引入FDI的制度变迁意义、FDI促进我国制度变迁的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模型化的分析。指出民企并不会由于垄断行业对外企开放而必然获得市场准入机会;并分析了在外企和民企之间的制度双轨制,以及垄断企业、外企参与寻租的数量、投入租金等对民企市场准入制度变迁的影响。     

FDI环境效应的新检验——基于中国112座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紧密联系,环境污染已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外商直接投资(FDI)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关系也开始显现出来,FDI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成为学术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中国112座重点城市、2001～2006年度的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我国整体以及不同区域的环境影响。结果证实了FDI的增加对我国环境确实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并进一步证实,这种负面影响在地域上呈现东低西高的梯度特征。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Global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he FDI–trade nexus: New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automobile industry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global production sharing makes the nexus betwee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nd trade in intermediate goods ever more important. This study employs newly-constructed product-level data covering 32 products and 49 host countries over the period 1993–2008 and finds evidence that FDI by upstream firms leads to additional exports of intermediate goods from the home country. The finding of a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intermediate exports from Japan runs counter to the popular view that the growing overseas activity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could replace intermediate exports from a home country, thereby depriving the home country of job opportuniti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flati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 are able to shift investments between home and host countries to minimiz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hanges in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formalizes a model that allows studying this investment‐smoothing behavior of MNEs facing inflation taxes in both the home and the host country. The MNE is allowed to invest in two economies, home and host, and to finance i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either through domestic or foreign sources. The investment smoothing by the MNE is studied for cases of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FDI. The results suggest FDI is used as a hedging tool, mitigating the effects of inflation taxes even if there are no formal hedging mechanisms. The investment‐smoothing reaction of MNEs depends on the reason for investment, the financing sources of FDI, and the substitutability between factors of production. Finally, this investment‐smoothing possibility (FDI) reduces the real negative effects of inf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