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及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启示

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研究主要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发展路径．对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论文在分析再工业化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实现路径,探讨了其对我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启示。     

欧美再工业化下,中国制造的未来在哪里?

几十年前,一场由欧美发达国家发起的"去工业化"浪潮,使得发展中的中国迎来"第一春",并逐渐跃居"世界工厂"的位置,如今,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阴影下,欧美国家"再工业化"的号角下,中国制造又将何去何从?后危机时期,欧美国家实施"再工业化"的战略已成为一种趋势。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不仅意味着欧美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开始回升,也意味着部分资金将从发展中国家回流到发达国家。     

工业化的中国不重“工”

在今天的中国,"工业精神"并非一个热词,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已经具有了足够的"工业精神"。考察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再面对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似乎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我们不得不说,工业化绝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精神气质的更新。     

回归实体经济才是正途

国际金融危机最大的改变并不是金融监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而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思路的改变一从"产业空心化"到"再工业化"的回归."再工业化"作为美国等发达国家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意味着将从虚拟经济重新回归实体经济,把更多的生产制造环节留在本国,解决大量劳动力就业问题.     

芡美再工业化下，中国制造的未来在哪里？

后危机时期，欧美国家实施“再工业化”的战略已成为一种趋势。 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不仅意味着欧美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开始回升，也意味着部分资金将从发展中国家回流到发达国家。     

当中国制造遇到德国工业4.0

100多年前的"德国制造"贴着"假冒、抄袭、粗制滥造"的标签,还被英国等发达国家排斥。而今,"德国制造"成功抵御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侵袭,并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之一。而德国政府于2013年正式推出的"工业4.0"发展战略,更在全球掀起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浪潮。我国今天的境遇和当年的德国有些类似,虽然努力成为了世界制造大国,但是今后不管是要向制造强国迈进,还是继续维持制造大国的地位,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一方面,发达国家纷纷开始     

新形势下工业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工业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我国推进工业化过程中,目前面临着工业发展战略的选择．文章从工业发展战略理论出发,结合本国工业发展现实,认为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应是：“两轮驱动”即一轮是城市向工业信息化方向发展,另一轮是农村应全面加速推进工业化建设。     

以新型城镇化破解“新二元结构”

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5日—16日在京举行,这次会议首次将"推进城镇化"单独列为年度经济工作主要任务之一,其意义正如会议公报所指出,即,城镇化既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上述论断切中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城镇化蕴涵巨大的改革红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于发达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基本保持齐头并进的发展轨迹,中国的工业化被形象地称为"压缩式的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占据全球制造业生产规模第一的位置,而城镇化进程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智能制造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通过智能制造实现我国制造业的集成化、协同化、敏捷化、绿色化、服务化，是提高“中国制造”在全球制造业中重要性、摆脱“中国制造”低端标签的关键性战略。在“再工业化战略”引导下，西方先进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先进制造发展计划，希望通过制造产业的进一步升级，巩固其在全球市场的领先地位。     

周恩来生态管理思想浅论

<正>我国在"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年)形成并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政府通过"一化三改"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逐渐形成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强调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业的优先发展,使新中国在工业化之初即选择了高污染的产业结构。同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强调工业总产值和工业产出     

新书速递

《中国需要工业精神》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展走的是一条现代化道路，而这条道路的基础便是工业化，并且我们今天仍处在工业化的进程当中。考察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再面对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似乎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东盟国家实施“工业4.0”战略的动因和前景

在全球"工业4.0"的浪潮下,东盟国家相继推出了"工业4.0"战略,各国的工业转型升级规划相继出台。东盟国家之所以推出"工业4.0"战略,旨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应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推进国内经济转型、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扭转或延缓"去工业化"进程以及重塑国际竞争力。东盟国家实施"工业4.0"战略,将迎来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遇,但也将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由于东盟国家发展水平不同,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技术条件较为欠缺,各国劳动市场也面对"工业4.0"智能制造的巨大冲击,新工业技术和全球价值链重构将引发跨国公司调整现有的投资布局",工业4.0"可能加大区域内的"数字鸿沟"和发展差距。     

论中国“无技术工业化”困境及对策

我国工业技术的弱原创性是导致工业竞争优势水平低下,创新能力不强,能源消耗大等问题的根本原因,工业化战略的内在缺陷会导致经济发展中技术对外依赖度高。要充分认识工业技术在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并提出应加大自主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业升级,扩大内需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无技术工业化"现状。     

工业布局调整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解读“大跃进”时期的财政放权

本文尝试探讨"大跃进"时期财政放权的核心内容、深远影响及其真正动因。促成"大跃进"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新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的细微调整,财政的放权缓解了中央政府的投资压力,通过提高地方政府财权实现了工业再积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和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央地财政关系服务于工业化进程并依工业化不同阶段而适时调整。对于"大跃进"时期财政放权的认识和解读不应仅局限于财政管理体制的层面,还应该更多地关注它与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内在联系及其对工业布局产生的长远影响。     

泰州医药高新区企业转型升级对策研究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创新创造日新月异。在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工业4.0”和我国“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发展浪潮推动下,全球正面临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的科技革命。近几年,国内“三期叠加”代表的各种矛盾集中显现,企业发展遇到的国内外条件与环境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经济增长与深化改革面临战略上的艰难平衡。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旨在为泰州医药高新区企业转型升级探寻可行途径。     

转型之道

编者按:中国经济历经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跨入一个新的"转型时代"。我们日益强烈地感受着发展的"倒逼":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倒逼,美欧经济正在经历一次"再工业化"的旅程,给中国制造平添了更大的压力;中国经济要素红利流失的倒逼,土地、资源、环境、人口等基本要素的优势已明显弱     

新型工业化与发展循环经济战略思考

新型工业化是党的十六大对我国工业化进程作出的路径选择和战略安排。但是用什么样的具体模式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新型工业化必须解决好两方面问题:一是工业发展对资源和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和破坏;二是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对经济建设的持续支撑。这两大问题的解决最终要依靠转变工业发展模式,寻求新的工业经济发展战略。从循环经济理论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发展循环经济符合我国国情,体现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本质要求。发展循环经济,既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从根本上缓减资源约束矛盾和环境压力的当务之急,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长远之举。     

从“浙江制造”迈向“浙江智造”

根据《浙江省工业化发展阶段分析及对策研究》结论显示,预计到2018年浙江仍将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度阶段,制造业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依然是浙江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但是,随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和新兴国家的追赶竞争,"浙江制造"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而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第四次信息技术革命的临近,新一代信息技术孕育着新的突破,信息化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以及对新兴产业的培育作用越来越明显.在国家强化"两化"深度融合的战略背景下,信息化在浙江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浙江制造"迈向"浙江智造"将是浙江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关键一步.     

发达国家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问题探析

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去工业化进程明显，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理论和现实的考虑，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呼声日益高涨。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审时度势，进行前瞻性的战略布局，最大化寻求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进程中的机会，实现新一轮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共享。     

知识资本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知识资本及其与制度质量交互作用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理论假设,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知识资本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知识资本及其与制度质量交互项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较好地验证了理论假设。在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中国人口红利及资源环境等传统竞争优势日渐消失的背景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应注重提升知识资本创造和积累能力,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下推动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