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以赴抓“双到” 攻坚破难促落实

清远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汪洋书记提出扶贫开发要“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指示精神,大力实施干部帮扶到户、资金帮扶到户、教育培训帮扶到户、对口帮扶到户、移民帮扶到户、项目帮扶到户等新的扶贫方式;采取“贫困户互助资金、帮大户带贫困户”和“一户一策一干部”落实责任人的措施,有效地推动了扶贫开发工作的全面实施。     

建立“扶真贫、真扶贫”的长效机制——河源市创新扶贫“双到”的启示

近年来，河源市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扶贫“双到”工作各项部署，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开拓思路，创新扶贫“双到”工作机制，分类制定扶贫规划，建立帮扶责任问责制度，扎实推进扶贫“双到”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河源市有省认定的贫困村318个，在册贫困农户42111户、189580人。2010年，318个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平均3．66万元，比上年增长31％；44．4％的在册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超过2500元。     

后扶贫时代县域结对帮扶政策衔接路径——以河南省潢川县为例

结对帮扶是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和关键创新。后扶贫时代结对帮扶机制完善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要，更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以河南省潢川县为案例，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剖析县域结对帮扶组织过程，并基于现存问题构建衔接路径。研究发现：脱贫攻坚时期，县域多元主体参与扶贫过程，通过稳定结对、持续帮扶等方式，激发了贫困户内生动力，促进了区域产业发展。但目标考核导向下的个体脱贫成效聚焦，导致政策实施瞄准欠佳，引发扶贫资源配置倾斜及区域发展失衡。结合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的特征，提出结对帮扶的“角色转型—信息化改造—体系重构”框架，依托“县—乡—村—组”多维尺度，构建乡村治理精细化目标导向的县域结对帮扶网格化管理体系，助推结对帮扶模式转换与政策衔接，促进后扶贫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评估——基于S省三县贫困户建档立卡微观追踪数据

本文基于西部S省G市三县贫困户建档立卡微观追踪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渐进DID方法，系统评估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并基于配套精准扶贫项目和帮扶人制度的双重视角，对促进搬迁政策效果的精准扶贫项目渠道作用和帮扶人制度保障作用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显著降低了家庭贫困发生率，并提升了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表现出显著的脱贫效应和增收效应。三县的本土化集中安置特色模式，比分散安置表现出更好的政策效果。搬迁政策除了直接效应外，还通过配套精准扶贫项目发挥作用，主要通过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和公益岗位项目等渠道发挥作用，但短期内教育扶贫、金融扶贫项目的渠道作用不显著。帮扶人长期帮扶是搬迁政策起效的制度支撑，搬迁政策效果仅在长期帮扶样本中显著。     

精准扶贫中传统推荐方式的缺陷与智能推荐的理论及应用分析

如今,我国的"精准扶贫"已进入攻坚脱贫阶段,精准帮扶力度空前,导致扶贫工作人员压力过大,加之贫困户自主选择困难难以为其推荐最合适的帮扶政策.因此,帮扶政策智能推荐技术为实现2020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整体脱贫这一目标提供了一定帮助,根据贫困户各项特征推荐最适合的帮扶政策从而制定最可行的脱贫计划.本文结合人工智能和数据挖掘技术,利用神经网络分类算法实现贫困户与帮扶政策智能匹配.     

扶贫开发见实效的“福建样本”——屏南县精准扶贫做法的调研报告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由于历史地理原因,建国后较长一段时间,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群众生产生活比较困难,当地人都说是“又贫又难”.近年来,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屏南从本地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创新,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面有许多创新.本课题通过深入屏南县及一些乡镇和村实地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第一手具体资料,归纳总结出屏南县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面可复制、易推广、深受贫困群众欢迎的好做法——“三联五合”金融扶贫模式.就是以村级组织为基础,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服务平台,实现金融扶贫与社会组织、创业就业、社会帮扶、政策支持、风险分散相融合,从机制上信贷服务覆盖全县贫困户,帮扶他们精准脱贫致富.同时分析了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互联网+”助力武汉市农村精准扶贫的路径探析——基于武汉市渔樵村、罗汉村的实地调研

“精准扶贫”是针对不同穷困区域、不同贫困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贫困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作为“互联网+”国家战略之一,“互联网+精准扶贫”就是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本文以武汉市渔樵村、罗汉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两村进行全面实地调研,做出“互联网+精准扶贫”可能行之有效的路径探析,并基于政府的视角对农村扶贫工作提出了可行的政策建议.     

中小企业扶贫攻坚模式探讨——基于桂滇集中连片贫困区实例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桂滇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中发展特色产业的中小企业对于扶贫攻坚的帮扶方式,以及归纳分析政府如何发挥在企业与贫困户之间的桥梁作用,并就现有的一些扶贫模式进行总结分析.现今精准扶贫下,分析政府以何种模式借助企业的力量有效地完成脱贫任务,提出在企业扶贫中政府如何提高企业的积极性等相关建议,实现2020年我国的全面脱贫摘帽工作.     

广东省扶贫“双到”一年之内让137万人脱贫

2011年广东省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超过6000元,有近32万户137万人摆脱贫困。从广东省扶贫开发“双到”工作考核评估结果通报会上了解到,“双到”工作是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扶贫“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工作要求,以此指导各单位及企业帮扶贫困村、贫困户及贫困个人,实现稳定脱贫。     

扶贫贷款的“悖论”

自1998年-2002年．国家累计投入扶贫资金1245亿元．使贫困人口从4962万人下降到2820万人，确保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如期完成。现在国家扶贫政策已从“八七”扶贫攻坚时的“输血”、救济式扶贫。转为“造血”、开发式扶贫．扶贫贷款的投入也从强调到户贷款转到强调产业、项目贷款。但在现实操作中．仍存在尖锐问题     

精准扶贫视角下的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融合发展研究

精准扶贫是现阶段扶贫的反贫困措施,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项社会救济的创新.如何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输血"到精准扶贫的"造血",从单方面的政府保障兜底到通过产业扶贫、金融扶贫使得贫困农民正真正地脱贫.低保和扶贫两种帮扶措施,在贫困户动态管理过程中如何才能做到协调配合和融合发展呢.本文研究了现阶段精准扶贫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融合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发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精准扶贫存在不合理区间,建档立卡缺乏动态管理,低保和扶贫存在"关系户"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关于易地扶贫搬迁可持续性的几点思考——以义龙试验区易地扶贫搬迁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当前中央到地方解决扶贫、脱贫的一项主要决策,是“从源头斩断贫困之根”的关键举措.本文主要是以义龙试验区为例,对“搬得出”的贫困户如何能在新的地区长期“稳得住”及“搬不出”的贫困户能主动、自愿搬出作了探讨,并结合当前的搬迁现状,提出几点思考及建议,力求能为打好易地扶贫搬迁这场“硬仗”作参考.     

精准扶贫的难点与创新机制研究

中国农村扶贫在未来精准扶贫将成为主要方式,这是为消除经济减贫效应的下降势必要采取的措施.现阶段,精准扶贫的诸多方面仍不完善,在多个方面仍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等几个方面.所以,应从改革制定方法,改革贫困标准,改善精准识别机制;完善精准扶贫考核机制;探索和建立贫困户的受益机制;要创新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注重在扶贫资金管理、整合和金融体制等方面进行创新,以确保精准扶贫工作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要素资本化、产业发展与精准扶贫——基于贵州省丹寨县的调查研究

精准扶贫是我国当前正在推进的重大发展战略。本文结合在贵州省丹寨县的实地调研分析认为,推进精准扶贫的根本举措在于产业发展。产业发展既包括贫困地区的本地产业发展,也包括外地产业发展。本地产业发展主要依赖贫困地区隐性优势资源的显现化和显性优势资源的资本化进程。要素和资源的资本化进程又依赖政府扶贫资金的基础性和先导性投入,让贫困地区具备产业盈利空间;依赖下乡驻村干部为扶贫资金提供精准制导,帮助找到产业发展突破口,特别是着力发展低端生产方式下的高端产业,最终形成脱贫帮扶利益共同体。外地产业发展主要通过“税收—财政—扶贫”、“产业—就业—扶贫”以及“产业—企业直接投入—扶贫”等模式,对贫困地区进行直接或间接帮扶。精准扶贫中的本地产业发展与产业发展中的精准扶贫过程要妥善处理好诸多难题。     

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户增收效应的科学评估

在后扶贫时代到来之际,有必要科学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的增收效应,探讨增收机制,从而为后续的防返贫工作提供指导.利用2018年实地调查的微观数据研究发现:建档立卡政策的确能够有效提高贫困户的家庭收入.无论是建档立卡政策还是贫困村政策,其最终的落脚点均在于开发式扶贫.在增强贫困户内生动力上,产业扶贫、金融扶贫以及就业扶贫均产生了正向作用,首先为产业扶贫,其次为金融扶贫,最后为就业扶贫.自2020年后,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要有效融合产业扶贫、金融扶贫与就业扶贫,努力保证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培育起来的扶贫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链式融资模式与精准扶贫效果——基于准实验研究

文章在四川、重庆、江西三省2013年和2015年农户链式融资准实验的基础上,基于大样本农户两期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基于倾向得分的倍差匹配法对“基期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参与和使用链式融资模式下的减贫效果”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链式融资对农户减贫的效果整体较好,贫困农户参与产业扶贫的比例高于非贫困户,且从链式融资中得到的益贫效果也表现出边际收入递减的现象.(2)与农户直接向金融机构融资相比,农户在产业扶贫的基础上进行链式融资的减贫效果更好.其中采用“金融机构信贷→龙头企业(产业支撑)→农户”和“金融机构→专业合作社(产业服务)→农户”模式对基期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存在显著的益贫效果;“资金互助社→农户”模式主要对非贫困户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而“商业性金融机构→农户”模式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减贫效果都不明显.     

扶贫到户政策与途径研究

从调查分析农村贫困户劳动力结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基本情况入手,分析现行扶贫政策对贫困群体的减贫绩效,提出了扶贫到户的基本途径和政策调整的依据,对改进扶贫到户作出了若干设想.     

基于“互联网+社会互助精准化”的方案探索——基于解决贫困学子帮扶问题的思考

近几年来,基于“互联网+”模式的各种精准扶贫的探索逐渐展开,普惠金融理念下的“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在精准扶贫方面也都成绩斐然.伴随大数据时代悄然来临,贫困大数据也逐步建立.基于“互联网+”模式的精准扶贫的成果和贫困大数据的初步成果,考虑到现代贫困的根源在于教育,本文探索了“互联网+社会互助精准化”模式的精准扶贫的可能性和具体实施方案,希望借助社会力量帮扶贫困学子.     

太行山“岗底模式”科技扶贫机制的创新

河北省内丘县岗底村将科技扶贫项目与当地自然、人力资源有机结合，将外部支持和内源发展有效衔接。走出了一条自我脱贫，自主发展的参与式扶贫之路，创造了扶贫开发和保护生态相结合的“岗底模式”。本文从政策观念、扶贫理念、治山理论、技术方法、经营管理五方面，透视了太行山“岗底模式”科技扶贫机制的创新。对于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参与式扶贫机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精准扶贫政策之益贫式增长效应

本文构建精准扶贫政策影响益贫式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6—2019年宿迁市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阳光扶贫监管系统数据,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村级益贫式增长与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在精准扶贫政策干预下,村级实现“强益贫式增长”,其机制在于,改变低收入农户生计模式、强化“三保障”、提升收入稳定性,而增强收入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强;(2)帮扶措施实施广度与精准度较低造成扶贫项目收益减贫成效不足;(3)救助补助类收益能明显提升教育与医疗保障水平,但住房保障益贫性有限;(4)精准扶贫政策能促进较低收入农户实现更快增收,也呈现较强的县域益贫性。这意味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仍是难点,因此,应加大经济薄弱村产业帮扶力度,在提高贫困标准、强化分类施策的同时,提高帮扶精准度,探索建立综合性社会保障体制,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益贫式增长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