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模式设计与发展保障

"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作为"收入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的发展模式,具有发展性、预防性、风险性、竞争性等特征。基于多维贫困、动态贫困视角理解"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理念,系统解析"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体系的对象瞄准、运作模式与救助标准、资金保障与实施监管等关键问题,依法依规实施救助,健全核算系统平台,整合社会资源,明确"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工作异化现象,以有效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分类救助为基础 提供针对性帮扶

正发达国家和地区针对家庭类型、特殊群体进行分类救助,其贫困救助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瞄准特定人群,提供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以降低减贫政策的行政成本,这些做法值得我国借鉴。我国未来的贫困救助政策可以在家庭规模和结构上有更细致的划分,以满足不同类型家庭的需求;制定更高保障水平的贫困救助政策,为缓解相对贫困提供制度保障;以分类救助为基础,对老人、残疾、重病、失业等具有明显特征的特殊群体实施排他性帮扶,并适度扩大救助范围,为民众提供公平救助。     

农村贫困大学生救助问题浅析

正随着我国高校招生规模的逐年扩大,贫困大学生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贫困大学生的救助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我们必须根据贫困大学生的现状,采取多种手段,实行精准帮扶,帮助他们尽早脱贫解困,使他们在大学校园里安心学习,度过美好的大学时光。农村贫困大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家庭贫困。家庭贫困是每一个贫困大学生所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他们一般来自"老、少、边、山、穷"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性别盲视、救助困境及其治理——基于成都市低保女户主家计调查

贫困具有女性化的面纱,社会救助作为应对贫困的重要机制,在政策设计和实践层面均存在性别盲视,缺乏对严峻的贫困女性化现实给予回应。文章以成都市低保女户主家庭为研究对象,从性别视角对我国社会救助予以审视,借助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揭示女户主家庭结构和多维贫困现状,分析现有救助困境并探讨其成因。文章认为,当前社会救助在救助标准、救助主体、救助方式以及政策执行中存在不足,应对女性贫困需从提升救助资金标准、注重社会工作介入、推进社会性服务供给、完善法制保障和救助队伍建设等维度进行针对性改善,从而使性别意识纳入社会救助政策议程。     

科技支撑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常态化帮扶机制探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存在创收能力不强、收入不稳定、抗风险能力比较脆弱等特点,容易出现已脱贫户返贫的风险。在分析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增收难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引入多功能集成的科技帮扶平台的应用系统架构,探索了应用模式,以期为解决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增收的现实问题、提升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可持续发展能力探索新途径。     

家庭劳动力就业结构与缓解相对贫困

文章基于CFPS2018年微观农户数据,从相对贫困发生率、相对贫困深度和相对贫困强度三个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利用Probit和门槛模型分析家庭劳动力就业结构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分配中增加非农就业人数能够明显减缓相对贫困,但其减贫效果具有明显的门槛特征,当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占比较低时(14.29%~20.00%),其对这部分家庭的相对贫困减缓效应较高,超过这一占比,减贫效应有所减弱;分析影响机制发现,家庭劳动力分配中增加非农就业人数可以促进收入增加、降低收入不确定性进而减缓相对贫困。因而,应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拓宽非农就业渠道,持续做好低收入家庭的就业帮扶工作。     

创新工作思路 拓宽扶贫路径

<正>南京市六合区近年来围绕帮扶攻坚目标,扎实做好低收入农户、经济薄弱村和欠发达街镇帮促工作,全力增强村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提升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一、夯实基础、明确路径,确保扶贫开发工作导向精准做好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完成了低收入农户精准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9507户、19185人,分别占全区总户数和总人口的6.6%和3.8%,其中低保户7138户、11922人,一般贫困     

风险冲击对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试图从微观农户层面研究风险冲击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路径,以期为增强农村居民家庭风险抵御能力、缓解相对贫困提供实证支撑。方法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面板probi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风险冲击对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用异质性分析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讨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村居民家庭风险应对方式差异。结果 （1）风险冲击会增加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的可能。其中,灾害冲击是导致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的首要原因,其次是教育冲击和婚丧嫁娶、孩子出生等重大事件冲击,失业冲击和健康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小。（2）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居民家庭的风险应对机制差异是导致相对贫困家庭无法摆脱相对贫困的重要原因。与高收入的农村居民家庭相比,低收入的农村居民家庭遭受风险冲击时会减少更多的农业生产投资,增加更少的人力资本投资,导致家庭现有的资源配置无法提升家庭未来的收入能力,使其囿于相对贫困无法脱离。结论 政府应构建更具韧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具弹性的社会帮扶体系,在此基础上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的可持续生计能力,从而减少农村居民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     

贫困意味着什么:农村低保户家庭特征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贫困的特征不仅是贫困研究的焦点,也是反贫困行动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文章基于反贫困的视角,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村低保户和非低保户在家庭发展能力维度上的差异,进而探讨农村低保户的家庭特征。研究发现,低保户家庭的财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较差,低保户的贫困不仅表现为家庭禀赋的不足,也体现为家庭功能缺损和家庭策略贫乏等。基于此,文章认为从家庭层面进行贫困识别与帮扶,实施家庭发展政策以提高贫困家庭禀赋,促进其家庭功能的健全和家庭策略的改善,可以推动农村贫困治理。     

精准扶贫帮扶项目的减贫成效及其对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启示——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北大核心

在后扶贫时代，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本文基于2014—2020年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3个贫困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构建“反事实对照”测量并比较精准扶贫时期有无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解析了不同类别帮扶项目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发现，2014—2020年样本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快速下降。与无帮扶项目情境相比，有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更快，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并未使当年样本农户贫困脆弱性出现较大波动。实证结果表明，直接增收类、提升生产性基础设施水平类、提升人力资本类和易地扶贫搬迁四类发展型项目，以及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均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同时，各类项目的影响也因致贫原因不同存在异质性。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可能增加因病或因残致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对降低该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更好作用。提升人力资本类项目对缺技术致贫家庭有更好的效果。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后扶贫时代建立贫困“事前”预警机制并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政策建议。     

2020年后国家贫困瞄准能力建设研究

贫困瞄准能力是国家认证能力的重要表现,虽然在精准扶贫时期国家认证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贫困瞄准能力与贫困治理目标以及治理体系不匹配等问题仍然存在,问题突出表现为精细化设计的贫困量表难以准确评估贫困户、贫困瞄准能力也难以应对乡村的弱分化社会结构,贫困瞄准除了存在错评型偏差、漏评型偏差,此外还存在着模糊型偏差等问题。研究发现,贫困瞄准机制与贫困人口规模分解机制的矛盾影响着贫困认证体系的目标达成,由于国家贫困瞄准能力无法应对基层复杂的社会事实,结果造成贫困瞄准偏差难以消除。长远来看,贫困瞄准能力长效建设需要在四个层面继续发力:完善贫困认证体系,建立浮动型政策帮扶体系,强化对贫困问题的动态化、常态化治理;坚持分类治理原则,明确贫困瞄准的事实标准,改变计划色彩浓厚的贫困人口分解机制;完善公共政策的适应与调适周期,保持灵活调整的纠偏能力,综合提升地方治理效能;将贫困户造假、福利欺诈等行为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建设。     

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问题探析

随着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现象的消除，农村低收入人口成为脱贫攻坚结束后社会政策的重要目标群体。低收入问题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如何准确理解并科学界定低收入人口，识别低收入群体特征，调整各界对低收入问题的认知差异，成为亟待解决的基础和关键问题。既有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对低收入人口如何界定等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本文基于发展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学视角，对低收入人口和低收入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两者蕴含的多重理论逻辑与政策意涵进行阐释，认为低收入人口识别作为一项长远议题，不仅要服务于近期的防止返贫和相对贫困治理，也要定位于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长远目标。在梳理当前农村低收入人口政策实践基础之上，本文提出强化对低收入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对标中高收入群体适度扩大监测识别范围，深化对低收入群体生理性特征、社会性特征与自然性地理分布特征的认知，构建高效联动的监测预警机制，以及加强制度和政策创新等举措，助推低收入人口跨入中等收入行列，为进一步完善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提供有益借鉴。     

提高辽宁省扶贫开发成效的几点对策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扶贫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效,然而随着贫困标准的上调和贫困原因的复杂化,我国在扶贫开发工作上仍然任重道远。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省调研时强调,要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扶贫开发已经进入攻坚拔寨阶段。本文通过介绍辽宁省建档立卡、开展定点帮扶与产业扶贫项目相结合以及组建互助式合作社等开发式扶贫现状,总结出辽宁省扶贫开发主体较为单一,扶贫项目大部分针对有劳动能力贫困群众,并且缺乏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开发,对智力扶贫重视度不够等几方面问题,并提出进一步完善辽宁省扶贫开发的对策。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对贫困农户生产经营能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云南省轿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调查数据,从3个维度构建农户生产经营能力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对贫困农户生产经营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轿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样本贫困农户生产经营能力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且呈现出区域差异性;社区社会保障缺乏和政府帮扶政策措施滞后是造成农户生产经营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在控制“农户家庭基本特征”类别下的4个变量中,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效果的主客观认知是影响贫困农户生产经营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贫困农户参与保护区生态旅游相关工作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生产经营能力,并对保护区生态旅游扶贫效果起到中介效应。因此,提出政府相关部门应合理规划,构建全域化生态旅游发展体系;增强基层治理水平,提供就业创业培训路径;转变观念,提升自我脱贫可持续能力等建议。     

安居安民

毕节地区是胡锦涛总书记倡导建立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辖7县1市1区，总人口730万人，其中农村绝对贫困人口56．06万人，低收入贫困人口97．24万人。近年来，毕节试验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出了“政府引导、社会帮扶、农民主体、创新机制、示范带动”的农村贫困群众“住有所居”工程实施原则，针对不同的帮扶对象进行试点和经验推广，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我国失独家庭帮扶政策的演变、问题及对策

计划生育政策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以来,在有效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也造成了大批的失独家庭。文章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对失独家庭的帮扶政策,帮扶政策虽然对失独家庭有不同程度的帮助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仅考虑了物质帮扶,忽视精神生活;帮扶金标准过低,且地区差异明显;仅依靠政府帮扶,忽视了社会力量。最后,文章建议从基层开始实施失独家庭建档立卡工作;进一步提高特扶金标准;引入商业保险模式,逐步优化养老和孤儿领养制度,从而使失独家庭融入正常社会生活。     

对基层国土信息化建设的思考——以浙江丽水市为例

信息化的建设与应用,是促进工作流程优化,提升工作效率,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加强机构有效服务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监管能力、强化监管措施的重要途径。基层国土信息化建设,就是采取信息化顶层设计的理论和方法,设计土地规划、土地利用、地矿业务、数据、应用、技术构架,明确信息化建设内容与管理业务的关联,通过市、县（市、区）、基层国土所三级的广泛和充分应用,将信息化贯穿于土地规划、土地利用、地矿（地质环境）的调查评价、日常管理、监测监管、政策研究、社会服务等业务的全过程。     

广东农村特困家庭的“分类救助”需求研究

本文研究通过对非随机调查所得的242户特困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低于1500元）进行分析，以验证收入标准一定时，家庭人口特性、消费结构和贫困归因对家庭“救助”需求的影响，结果发现老人数和上学人数共同正向促进特困家庭对上学救助需求显著．贫困归因于老人赡养的特困家庭则对养老救助需求显著，并以此提出社会救助应当以救助客体最迫切的“求助”需求为前提．采取“需求主导”而不是“外部主导”的施救机制．从传统的保障性救助转向发展型救助。     

广泛汇聚社会力量投入减贫事业

正推动减贫事业发展,必须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对贫困群体的帮扶工作。一方面,建立扶贫互助专业组织平台,引导社会各方力量有序参与扶贫济困志愿服务。另一方面,建立扶贫信息宣传推广平台,展示贫困地区产品、宣传贫困地区发展、对接贫困地区帮扶,不断提升扶贫信息化水平。此外,建立资金项目规范管理平台,规范扶贫公益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把扶     

扶贫攻坚背景下罗霄山区基层医疗服务状况调查——基于江西省贫困县376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调查旨在分析区域贫困地区医疗状况,为精准扶贫提供参考。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随机抽样了罗霄山区376份家庭数据。调查发现,疾病是明显造成农村家庭贫困的因素,该地区农村医疗状况较差。要改变这些状况,需要从3个方面入手:加大非物质扶贫要素投入,促进自我保健意识;合理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扩大和提升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完善村医工作与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