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视角下创业板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研究

文章使用2013—2015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基于管理层权力视角对商誉减值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商誉减值损失与管理层所有者权力显著负相关,与组织权力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自信程度越高且个人能力权力越强的管理者更倾向于小额计提商誉减值损失。     

基于对赌协议的商誉减值风险防控——以中南文化收购极光网络为例

随着并购重组行政环节的简化,以及相关政策的鼓励,新的并购重组热潮涌现。在并购过程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对赌协议成为公司偏好的防范风险工具。近年来,我国对赌协议业绩完成率不断下降,因此产生的商誉减值风险也不断升高。以中南文化并购极光网络为例,分析商誉减值风险成因、对赌协议的设计对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并提出风险防控的建议措施。研究发现,商誉减值风险主要来自收益法产生的高溢价和被并购方的经营风险,对赌协议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商誉减值风险,但设计的缺陷也可能达不到降低商誉减值风险的目的。针对于此,可以通过设置弹性的业绩指标区间、引入多元化的业绩评价标准、建立三级业绩预警机制来完善商誉减值风险防控效果。     

管理层权力、并购效率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聚焦中国A股上市公司,取2007-2016年为主要的窗口期间,通过样本研究,对管理层权力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地,本文以商誉及对应的商誉减值构建并购效率的衡量指标,将其作为调节变量对管理层权力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进行深度探讨.通过模型构建、回归与分组统计,本文得到三个方面的结论.第一,管理层权力的增大对股价崩盘风险具有正向推动作用;第二,上市公司高溢价确认商誉后又大额计提减值,会降低并购效率,进而触发股价崩盘风险;第三,并购效率的提高,会使管理层权力与股价崩盘风险正相关的显著性得以抑制.     

商誉减值测试判断差异及应对研究

近年来,在政策刺激和市场调动下,上市公司的转型扩张战略使得资本市场并购重组持续活跃,并引发了商誉泡沫。随着业绩承诺的到期,高溢价并购产生的巨额商誉带来了巨大的减值风险。以上市公司减值现状为基础,立足商誉减值测试案例,剖析减值测试实务处理中的相关问题,尝试规范商誉减值测试。     

浅析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

本文对于上市公司执行商誉减值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并对于商誉减值中的价值以及及时性两个方面对于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进行了分析.商誉减值中的计提时点相对于股票中的收益率降低的时点有很大的延时,延期计提中的时点可以分为两期,所以商誉减值施行的过程中一定要企业或者是公司披露自身信息的有效性,同时使得相关从业人员认为判别或者是参与的程度降到最低.     

对超额获利观下并购商誉的思考

本文试图在商誉的超额获利能力观下，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讨并购商誉问题。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商誉的计量现实可行的基础上。这并不代表商誉的计量不存在问题，而是想证明，即使商誉的计量可行，对于并购商誉的研究仍有些问题需要解决。作者认为，被并购方的自创商誉不构成并购商誉；协同效应所带来的超额收益在并购双方之间分配，其中分配给被并购方的部分也不构成并购商誉；并购商誉在并购完成后，应当和并购方的自创商誉合并，作为整体进行减值测试。     

上市公司并购商誉减值的会计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海外业务的扩张,我国会计准则和国际准则已逐渐趋同.然而我国对商誉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商誉减值的计量、披露上有诸多不足.基于此,本文提出可通过补充企业商誉减值会计准则、增强第三方监管力度、完善企业商誉计量模式等建议来解决.     

企业并购重组中合并商誉的会计计量问题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并购重组成为很多企业扩大规模、提升自身竞争力的主要手段.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方式扩大自身规模、提高企业竞争力.随之而来的合并商誉计量不准确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本文通过对企业并购中合并商誉价值评估进行研究,分析当前合并商誉价值评估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初始计量过程中商誉被高估、后续计量中对商誉的减...     

商誉减值问题

本文对<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中的商誉减值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资产减值基本理论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就商誉减值理论、商誉减值会计处理的国际比较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商誉减值问题

本文对《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中的商誉减值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资产减值基本理论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就商誉减值理论、商誉减值会计处理的国际比较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新准则下商誉的确认与计量研究

随着2006年我国会计新准则的颁布,我国商誉会计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完善,逐渐与国际趋同。文章通过研究新准则下商誉确认与计量的变化,着重探讨如何解决我国商誉存在的问题,包括自创商誉不予确认、公允价值的不精确、负商誉的处理以及减值测试的难以操作等问题,并提出了初步的解决方案,以期解决企业并购中所面临的商誉难题。     

关于商誉减值测试方法的研究

合并报表逐渐成为上市公司中的常见报表，信息需求者对合并报表的真实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商誉，这个特殊的无形资产的核算就成为合并会计报表中的难点，尤其是。商誉减值准备”确定的方法。如何确认和核算“商誉减值准备”，计提商誉减值损失方法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将备受关注。     

我国企业并购中负商誉处理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对商誉的研究相对滞后,但近年来并购热潮促使人们对商誉进行思考,决策部门也适时推出新会计准则,对商誉在并购中的确认处理等进行规范。本文也仅在上述准则下对在企业购并中的负商誉处理作初步探讨。     

商誉减值的审计风险识别与防范——以G公司为例

近年来,上市公司巨额商誉及其减值已成为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领域,同时也是会计师事务所防范审计风险不容忽视之处。在此背景下,基于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以G公司并购S公司为例,指出商誉减值审计风险识别的关键点,提出审计风险防范措施。     

并购商誉是否为股价崩盘的事前信号?——基于会计功能和金融安全视角

文章以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大规模高溢价并购为背景,以2007-2013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并购商誉是否对股价崩盘风险存在预警作用及其是否可以作为股价崩盘的事前信号.研究发现:(1)相对于未拥有商誉资产的公司,拥有商誉资产的公司的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明显更大,并且商誉资产规模越大,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也越高;(2)这种提前的信号作用在会计稳健性整体水平不同的公司中存在差异,公司整体的会计稳健性可能是对商誉资产操纵管理形成内部约束的力量,但这种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3)这种提前的信号作用在外部治理较差的公司中更明显,即外部分析师跟踪预测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是监督和约束管理层操纵管理商誉资产的外部治理力量.文章丰富了会计特征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相关文献,并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公司财务报表数据的会计功能提供了直接可靠的经验证据,同时提醒监管者和投资者可以从会计稳健性的视角出发,通过并购商誉数据来预测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并购商誉

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监管部门进行宏观调控和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手段,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改变并购双方风险态度,进而影响并购商誉.文章以2008-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并购商誉,且在民营企业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高,以及产品市场竞争低的上市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据此提出经济政策预期引导和积极运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选择效应的建议.     

新准则对商誉会计处理变化的影响

2007年我国新准则处理商誉用使用减值测试法替代十年直线摊销法，这也正是国际趋同的表现。本文分析了商誉处理方法变更的原因和产生的经济后果。以及我国商誉处理变化将面临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行为的实证研究

基于企业理论和财务理论,本文从行为公司金融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和企业并购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2006～2008年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实证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是企业并购行为的重要动力和原因,企业并购政策和管理者过度自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过度自信企业实施的并购行为比非过度自信企业高20％左右;而内部治理结构和企业的并购决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过度自信管理者相信自己是忠于股东的,但是却可能做出损害公司利益的决策;标准的激励合约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独立董事可能需要在项目评估和选择管理层方面发挥更为积极和有效的作用。     

我国会计准则中商誉减值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一、我国商誉减值会计准则（一）商誉减值测试时间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规定,企业应当在会计期末对各项资产进行核查,判断资产是否有迹象表明可能发生了减值。     

股权质押的价值辩护：基于商誉的视角

借鉴“薪酬辩护”理论，控股股东在进行股权质押时有动机进行“价值辩护”，即为取得高融资额而向质权人证明质押股份的潜在高价值。溢价并购是提升市值的一个有效途径，并购商誉的计量属性代表着被并购资产未来的预期价值，那么，控股股东是否以此为股权质押提供辩护？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在公司存在商誉时更可能进行股权质押，商誉是股权质押的一个辩护理由。特别是，在信息环境更差、控股股东权力更大和并购动因为掏空的公司中，控股股东借助商誉进行股权质押的行为更加普遍，且商誉在后续更容易出现减值，说明控股股东是将商誉作为股权质押的伪辩护而非正当辩护。基于价值辩护的内部需求、外部环境和质押资金流向的检验也一致证明了上述伪辩护行为。此外，相对于银行质权人，券商质权人对上述伪辩护行为的风险防范程度更低。上述结论说明，“高商誉”和“高质押”的“双高”风险与控股股东的套利行为和现行的商誉准则、股权质押监管规定不完备有关。因此，在规范并购商誉确认原则的同时，强化股权质押行为的事前监管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