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过剩、产能过剩与经济结构调整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我国显露出产品相对过剩和产能结构性过剩问题,这种过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相对过剩和产能过剩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本质的不同.其产生原因除一般市场经济中的固有矛盾外,也有我国特有的原因和机制.建议政府增强宏观的行业信息传递和投资引导工作,合理引导投资方向和范围,根据实际情况对某些产品和产业投资进行宽松有限的管理,调整现有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     

区域一体化能否缓解制造业产能过剩——基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研究

在我国积极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于缓解制造业产能过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和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区域一体化对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结果 表明:区域一体化对制造业产能过剩具有显著的缓解效应.区域一体化可以通过改善资源错配、抑制产业同构和提升市场潜力等机制缓解制造业产能过剩,其中市场潜力的作用效果最为明显.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和金融支持削弱了区域一体化对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缓解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长江上游区域一体化对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缓解效应更为明显;区域一体化提高了新兴产业的产业同构程度,进而加剧产能过剩;财政压力和金融支持的调节效应对于国有企业更为明显,而土地支持的调节效应对于民营企业更为明显.据此提出拓宽要素大通道、打造产业大格局、推进市场大统一等政策建议.     

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研究综述

我国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焦点之一。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梳理了产能的概念、产能过剩的概念、产能过剩的表现形式与后果、产能过剩的产生原因与治理对策等问题。构建产能概念的三个层次,包括微观产能、中观产能和宏观产能,并分析产能过剩的三种定义,提出把产能过剩后果分为三个级别,认为产能过剩后果是确定我国产能过剩量化判断标准的着眼点。从而总结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产生原因及其治理对策,以期为深化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绩效与风险承担——基于"去产能"政策视角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过剩产能已被逐步淘汰,留存下来的企业也面临着转型升级与绩效提升的新挑战.本文基于我国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从实证研究角度,探究了"去产能"政策对我国产能过剩行业上市企业的企业绩效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去产能"政策对"去产能"行业的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提升了产能过剩企业绩效;同时"去产能"政策也显著降低了该类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企业绩效,化解经济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市场化机制能否缓解产能过剩——基于企业治理视角

市场化改革是化解过剩产能的长效机制.从企业治理这一市场化机制视角探索解决产能过剩的新途径,研究发现:良好的企业治理架构能够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企业投资和决策效率,进而通过减少投资失误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效缓解产能过剩.进一步地,利用世界银行统计的中国120个地级市共11211家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企业治理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并验证其理论机制.实证研究发现:(1)分权、薪酬激励及管理层更替等市场化治理机制有利于提升产能利用率,这一结论在利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和排除一系列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依然稳健;(2)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主要通过促进市场扩张和增加创新两个途径实现;(3)在非国有企业、政企关系较弱的企业以及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中,企业治理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更突出.研究表明,通过市场化机制,即强化企业治理,可有效缓解产能过剩.研究结论为当前中国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和高质量增长提供了政策启示.     

我国产能过剩的典型事实、成因以及治理研究

目前我国已经从局部性、阶段性的产能过剩转变为全面性、长期性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持续恶化加剧了我国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有必要对产能过剩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基于对现有文献的回顾与评述,文章总结和分析了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和地区特征,并从市场和体制两个视角探讨了产能过剩的成因。中央政府应坚持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根本性力量,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通过市场机制来化解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银行信贷资源错配与产能过剩

本文结合金融抑制和信贷配给理论,在分析我国银行业信贷资源错配原因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信贷资源错配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在企业生产初期,银行对产能过剩行业中的企业发放大量低廉贷款导致过度投资;在企业试图退出产能过剩行业阶段,银行与政府联手设置高退出壁垒,加剧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银行信贷资源错配是造成体制性过剩背后重要的金融诱因。     

河北省化解过剩产能的措施研究

河北省在解决过剩产能的问题上对于低端产业和企业,应依照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的对外投资理论,专注于将产能转移到周边经济发展较我国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去;而对于高端产业和企业,则应该增加对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以便更快获得技术,开辟市场。目前,河北省主要是运用行政手段强制企业退出与进入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而未来则应该更多地依靠市场来化解过剩产能。同时,应注意杜绝恶性竞争,完善企业退出机制。     

产能过剩中的政府干预因素分析

产能过剩是当前经济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现有文献注意到了政府干预对于产能过剩形成的重要作用,但相关的分析对其作用机制关注不足,政策建议有失偏颇.本文对政府干预在产能过剩的“形成”及“维续”两阶段的作用进行了更细致的考察,认为政府在干预目标、干预方式、干预结果调整方面存在问题,诱发产能形成,而受限的地方改革和中央调控手段使得产能过剩得以维续.     

经济新常态下产能过剩的原因及对策研究——基于中国地区间竞争的视角

产能过剩是中国和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由于产能过剩,治理困难,需要明确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产能过剩的原因很多,但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相比,除市场原因外,中国产能过剩主要特征是与区域间的竞争密切相关。这项研究表明,区域间的发展目标一致,区域间的竞争策略同质化,区域间的竞争与协调不协调,地方保护区域竞争是中国式的产能过剩治理困境形成的根。因此,治理产能过剩的当务之急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计划机制有序实施,而非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破解产能过剩治理困局的长效机制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央政府要调整地方政府目标,规范和协调地区间竞争。     

金融窖藏与“中国货币之谜”

中国超额货币供给与低通胀共存的状态被国际经济学界称之为"中国货币之谜"。部分学者认为,这是由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迅速货币化产生的巨大货币需求吸纳了超额货币供给,使之没有完全表现在产出增加和物价水平提高上。事实上,中国对货币的需求一直都在,只是近些年已经从实体经济转向了虚拟经济,成为金融资产被窖藏了起来,从而使货币独立于实体经济部门。研究发现,我国股票市场近几年在扩容过程中吸纳了大量的货币供给量,成为我国货币之谜的重要原因。     

所有制异质、官员激励与中国的产能过剩——基于一个DSGE框架的扩展分析

本文结合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和经济转型的制度背景,构建纳入所有制异质与官员激励的产能过剩成因DSGE框架,基于DSGE稳态进行扩展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产能过剩因过剩劳动力和出口需求而越发严重:过剩劳动力为扩产企业提供实际工资不变的劳动,出口需求则为官员激励下的居民消费挤出提供销路;官员激励下的土地财政与公共职能缺位,导致居民储蓄增加,为扩产企业提供资金来源;地方政府的补贴式竞争也为企业提供扩产资金。然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外部经济危机下的出口萎缩,表明产能过剩的有利环境正在发生改变,需要把经济资源从产能过剩行业导出,优化资源配置。而这需要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带动居民消费,从而化解过剩产能。     

产业关联与产业波及效应研究——以中国旅游业为例

本文以中国旅游业为例,研究了产业关联与产业波及效应,研究表明:(1)中国旅游业同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存在广泛的关联,且关联产业比重呈上升趋势;(2)中国旅游业对"吃、住、行"等相关产业消耗度仍较高,旅游消费结构仍有待优化;(3)中国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增强,旅游业发展应采取主动发展战略;(4)中国旅游业是典型的"依赖消费型"产业,国内旅游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程度提高,而国际入境旅游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减弱。     

内需与外需的动态关系——来自中国的经验

内需变量和外需变量二者之间存在相互积极的动态作用。以中国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VAR(2)模型进行进一步的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内需和外需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并且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外需变化和内需变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互作用的动态影响。外需和内需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所谓外需主导或是内需主导或者是所谓需求主导转型的提法是不正确的。扩大内需与稳定并促进外需增长并不矛盾,二者之间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中国内需的有效扩大离不开外需的平稳增长,而内需的扩大同样对外需具有驱动作用。     

我国房地产价格增长周期波动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ADF检验、协整检验和VAR脉冲分析方法对影响我国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周期波动的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和资本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影响我国房市价格的主要供求和资本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和作用时间作了研究。     

"十二五"时期我国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建议研究

分析了我国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和职工安置运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外淘汰落后产能的经验,提出了"十二五"期间我国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建议和保障淘汰落后产能企业职工权益的对策措施.认为,由于目前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体制不健全、市场失灵等原因,"十二五"时期,我国在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中,还应有效发挥政府的主动调控作用,加强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合,形成落后产能退出的政策体系,发挥各项政策的综合效力,更快的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目标.职工权益保障方面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协调机制:规范职工安置方案制定,强化职工安置方案审核;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完善奖励机制;加大培训力度,落实职工再就业政策;依法处理职工劳动关系,做好社会保险关系接续和转移.     

公用事业引进民间资本的思考——基于城市公交行业的分析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政策层面连续出台了两部纲领性文件,对相关领域引进民间资本发出了强烈的信号。然而在城市公用事业领域民间资本的流向却与之相背。我们思考了该领域引进民间资本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几点相应的政策建议。在当前城市公交存在供需失衡且建设资金又有巨额缺口的情况下,尽快扭转民资流向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建立良好的公私互动机制、增强政府承诺的可信性并实施回报率规制是扭转资金流向的关键。     

论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以有效需求为核心

2008年由美国始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全球蔓延之后,中国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此次危机爆发至今,全球经济增长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纷繁复杂的经济结构问题也凸显在中国经济面前。在诸多经济结构问题中,启动内需并不是"后经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结构难题的根源,解决有效需求问题才是最为核心的问题,主要的经济结构问题都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围绕此问题,建立了新的收入—支出模型对有效需求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应该采取调节收入分配结构、保证较高的名义经济增长率、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措施。     

数字中国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机理与驱动因素

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从经济效应、内在机理、驱动因素三个层面系统梳理并整合数字中国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框架。研究表明,数字中国建设促进了我国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在多层次多方面的价值提升;内在机理体现在数字化发展能够创造新的供需均衡、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以及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驱动因素主要包含制度政策驱动、市场需求驱动、产业竞争驱动和企业价值驱动四个方面。本研究有助于加深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对数字化发展前因与后果的系统性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