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垄断行业放松管制趋势的出现及原因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电信、电力等传统自然垄断行业总体上出现了放松管制的浪潮，英美等国家的政府减少或取消自然垄断行业在进入、价格、投资等方面的经济管制，以破除垄断，促进竞争。这一趋势的出现，一是技术进步使自然垄断的边界发生变化，传统管制方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二是政府管制特别是投资回报率管制导致了资源配置扭曲，Stigler等人提出了管制俘虏理论，对政府管制的有效性提出了置疑；三是自由主义的思潮再次兴起和激励性管制理论的发展为政府管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导向。     

中国医疗市场政府管制的历史演进及制度反思

建国以来,我国医疗市场政府管制经历了四个阶段:1949—1979年计划经济时期行政管制阶段;1980—1989年管制改革起步;1990—2005年改革深入展开;2006年以后改革调整和创新阶段。本文力图以史实为依据,解释中国医疗市场政府管制变革的经济背景,对不同经济背景下医疗管制困境进行理论反思。历史实践表明,打破行政垄断,引入竞争是符合医疗市场发展规律的。为避免医疗供方利用信息优势地位加剧市场利益的攫取,需加强其行为的管制。直接干预的管制方式已被证明是收效甚微的,应通过能改变激励机制的间接管制方式。同时,政府需强化社会性管制,扭转消费者信息弱势地位,确保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和公平性。     

谁来为自然垄断产业定价

当前，中国的自然垄断产业（如电信、电力、铁路、自来水等）正处于改革之中，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在非自然垄断性业务环节引入竞争机制，政府管制重点集中于自然垄断性业务，以提高产业的生产效率和政府管制效率。在政府管制改革中，价格管制改革是其他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对整体改革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金融管制的三种模式——比较与评析

金融管制是政府的政策工具之一，服务于政府与国家的需要。政府作为金融管制的主要提供者，其不同的偏好导致了金融管制的重心或目标、手段、程度和方法的差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金融管制模式。本文在对金融管制的理论前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现实经济中存在的金融管制模式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划分了三种不同的金融管制模式。     

论我国公用企业改革过程中的政府管制改革

公用企业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公共事业企业,其改革问题已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政府作为整个改革的引导者和推动者,其管制体制也必然要进行改革。针对我国公用企业政府管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应在管制行业引入竞争、在投资体制和管制体制等方面进行改革,以应对公用企业改革的需要。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管制体制——美国的政府管制体制对我国的启示

建立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符合管制规律的政府管制体制,对于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文章阐明了政府管制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理解政府管制要深入到该体制的法理基础上。美国政府对该国经济社会的管制普遍存在,其管制体制对我国有重要启示意义。     

管制、规制与监管：一个文献综述

对西方规制理论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初步界定了管制、规制与监管的区别,并探讨了其对我国建立完善政府规制体系的借鉴意义。     

中国加入WTO后的管制政策选择

<正>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将认真履行国际承诺,扩大市场开放度,逐步融入到国际大市场,在此背景下,政府应主动变革管制政策,结合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改革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放松管制范围和权限,为市场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以此应对日益全球化的竞争压力。一、政府管制的动因:适度管制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经济理论认为,政府对经济的适度管制会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创造一个     

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思考

传统的管制型政府由于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是当今政府改革的重要取向。建设规范化的服务型政府也是我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提高政府效能,实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举措。文章试从规范化服务政府的内涵与特点入手,探讨我国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并提出可行性的建设思路和对策。     

论公用企业反垄断的政府管制

可竞争市场理论,使政府公用企业的管制成为必要;而政府管制俘获理论又说明政府规制需要改善。完善我国公用企业反垄断政府规制的关键是实现政企分开。专门的反垄断机关不可或缺,反垄断法应采取准司法机关的模式,设立国家专门的反垄断机关。其规制的重点是对市场竞争有重大影响的垄断行为。     

提高政府规制有效性的途径与实践--一个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视角

政府规制应当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提高规制的有效性。已有的规制理论或只重视收益而忽视成本,或过分强调成本而低估收益,从而在宏观上影响着规制制度建立和运行的有效性。由于成本收益分析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的某些不足,除美、英等西方国家,这种方法较少被其它国家在规制政策的制定和评估中采用。成本收益的分析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降低“规制失灵”的程度,从而相应提高政府规制的有效性。因此,我国的政府规制改革应积极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及建立在成本收益分析基础之上的规制影响评估制度,以提高我国政府规制政策的有效性。     

美日保险管制模式改革的比较与借鉴

不同国家在对保险业实施管制的实践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保险管制模式，其中美国和日本的保险管制模式最具有代表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两国保险管制模式分别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或收敛过去的过度管制行为，或将现有法律制度之间不衔接的空缺加以弥补，并呈现出某些趋同化的态势。尽管保险管制放松趋势是主流，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追随。最重要的是，认清保险管制改革的背景及保险管制放松的动因。     

中国行政组织改革的理性化目标定位

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官僚制陷入了困境,于是掀起了官僚制组织改革浪潮。与西方国家普遍的去官僚化改革方式相比,中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官僚化目标定位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本文以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这一组织工具为参照,借鉴西方改革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来阐释中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理性化目标定位。     

基础设施产权制度变革：国际经验及启示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大多经历了民营化—国有化—民营化的制度变迁,而美国一直由民间部门占据基础设施供给的主导地位。对英美两国基础设施产权制度变革背景的回顾、评论与反思表明,基础设施可以由政府部门提供也可以由民间部门提供,基础设施的产权制度安排必须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施政哲学及原有的管制制度基础相适应和衔接。管制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决定了基础设施最终的产权制度安排。     

经合组织国家管制改革的新发展

OECD国家的管制改革几经更迭，上世纪70年代末以放松管制为主，90年代初期出现了“再管制”回流，90年代末，管制改革转向提高管制质量，并建立了“管制质量”改革的基本框架，通过机制、标准、参与、工具等制度的建设，“管制质量”改革取得了良好成效。     

自然垄断产业的产权改革与规制:我国航空运输业例证

我国航空运输产业在发展中经历了产权、竞争与规制改革。产权改革与进入规制的放松是我国航空运输业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在这一前提下,引入竞争同时放松价格规制对产业改革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外,少数民营公司的成功运营表明私有资本能够最大化资本的利用效果。然而,多数民营航空公司的失败案例则表明价格下限规制和优质航线的不对称进入规制等制度环境是民营资本生存和发展的最大阻碍。     

民营化:基于转型经济的中国视角

转型经济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文章深入分析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民营化的发展空间,认为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民营化在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国有企业改革、经营领域放开、金融改革中的不良资产处置、公用事业等层面面临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并通过对西方国家民营化实践的研究,积极借鉴国外经验,构建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规范民营化进程,保障民营化的顺利运行。     

市场经济下税制改革的理论基础:税收相对中性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在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税制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减少政府因课税对经济的低效干预;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发挥税制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以保证国家各项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这要求我们在进行市场经济税制改革时,应兼顾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以税收相对中性论为理论基础,进一步深化我国税制改革。     

激励设计对中国自然垄断产业的启示

激励机制在西方各国管制放松和重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对激励性管制的两个核心工具:最高价格限制和不对称管制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讨论激励性规制的缺失对中国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放松的不利影响,尽快引入这一机制是解决诸多矛盾问题的必然选择。     

Shareholder rights and share capital: the effect of the 1901 Russian Corporation Reform, 1890–1905

During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introduced general incorporation and additional flexible enterprise forms, but the Russian Empire left its concession system of incorporation in place. The Empire's only major corporation reform, the 1901 law, strengthened minority shareholder rights and removed bankers from boards of directors for certain corporations. The reform offers a rare opportunity to examine the financial effects of improving corporations’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s through regulation, because the reform did not affect all corporations equally. Corporations affected by the reform had smaller total share capital, fewer shares, and higher par values for shares as observed in 1905. The new regulations may have increased the cost of having shareholders and hence disciplined corporations’ founders to be more conservative in raising capital by issuing stock. Removing bankers from boards of directors may have removed an important source of firms’ founding capital, though corporations could easily evade this provision.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although the commercial code treated all corporations equally, there were two major groups of Russian corporations that behaved differently, and, despite the fact that corporate charters could grant individual exceptions to the commercial code, a revision in the commercial code changed corporations’ behavi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