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情景下农户林地产权转出的契约行为转化机理——基于交易效用视角的分析

文章基于当前林地流转低效背景,采用交易效用理论厘清不同情景下农户转出林地意愿转化为契约行为的内在机理,指出农户转出林地产权的意愿转化为行为既权衡林地经营净收益、交易成本、流转收益等可估算的货币性效用,还考虑契约行为是否影响其感知林地资源特殊功能享益、稳定收入偏好等非货币性效用。     

论意愿强度差异视角的林地流转行为决策过程——基于农户层面解析

林地流转行为过程中,参与主体的意愿强度差异导致行为策略选择存在差异,进一步影响双方契约的成功率。研究从行为主体的意愿强度出发,建立不同的行为选择与博弈策略,解析农户在不同市场路径下参与林地转出行为的决策与选择过程,厘清农户不同意愿强度下的行为选择逻辑。研究认为:提高林地流转效率,需要考虑供给与需求两个参与主体的意愿及其强度;农户作为供给方由于禀赋效应和在位控制权利幻觉而存在供给约束,提高需求方的参与意愿能够驱动有效供给,从而促进林地市场发展。     

农地产权稳定性制度安排差异 ——基于能动的实用主义理论的新解释

研究目的:基于能动的实用主义理论解释村庄实施农地产权稳定性制度安排的差异。研究方法:归纳与演绎。研究结果:村庄农地产权稳定性制度安排是村集体面对中央政府制定的农地产权稳定性制度安排选择是否实施的结果。具体的,村民根据土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非农就业水平、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环境因素形成各自农地产权稳定性制度安排实施意愿,村民不同的实施意愿在村民意愿的表达、村庄决策的民主性等村庄组织特性的作用下,形成村庄农地产权稳定性制度安排。研究结论:村庄农地产权稳定性制度安排是集体理性决策过程和政治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的农户林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辽宁省农户调查数据,利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集体林权改革后影响农户林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参加社会保险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户林地转出意愿;劳动力数量、家庭月收入水平等因素显著影响林农林地转入意愿;农户在流转决策时,市场、制度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要大于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等内部因素的影响。提出完善交易制度、公平落实采伐指标、发展交易市场、建立合作组织等政策建议。     

农户转出林地产权的影响因素综合探讨——基于意愿转化行为路径视角分析

基于行为转化路径视角,研究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对三组抽样数据(有意愿有行为、无意愿无行为、有意愿无行为)以"有无意愿"、"有无行为"和"意愿转化行为"三个维度探究农户转出林地产权的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得出:家庭经济资本、农户对林地经营态度、初始状态的主营林种与外部环境对农户转出林地产权的行为有显著影响;农户自愿转出林地行为受到初始资源禀赋、对资源的利用行为与态度及其所处环境的影响较大。对于有意愿的农户来讲,是否参与转出行为与家庭经济资本关联性不大,但受到资源禀赋、外部环境及其林地经营行为与态度的影响。     

基于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农户流转意愿研究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有利于解决目前农地流转过程中产权界定不清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平、农民社会保障无着落等问题。而农户作为农地流转的直接主体,其意愿在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决策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本文作者以陕西省的入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意愿以及产权分配比例的因素。研究表明,农户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外部环境变量、流转过程变量、农户对流转制度的认知变量以及农村金融可获得性变量对农户的流转意愿和产权分配比例都会有影响。最后作者依据研究结论,从农地流转的制度设计、产权分配比例、农村劳动力有保障转移以及农村金融支持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基于TPB模型的农户林地转出决策行为分析框架

为揭示农户林地转出决策形成机制及社会、经济、制度、农户特性与农户资源禀赋等外生因素对农户行为作用的内在机理,首先利用计划行为理论(TBP)构建农户林地转出决策行为的理论模型;接着,在文献研究和农村调查基础上,探讨了农户林地转出决策行为理论模型中行为目标、行为控制认知、行为主观规范及行为态度等潜变量的变量设计,分析并选择相关的农户特征、农户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环境、林地流转政策等变量作为农户林地转出决策行为的外生变量,以此形成农户林地转出决策行为的分析框架。     

农户分化对林地流出意愿与流出行为影响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基于集体林权改革制度后福建省5地市496户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别建立农户林地流出意愿、林地流出行为模型,实证检验农户分化对林地流出意愿和林地流出行为的影响。通过农户职业分化和农户收入分化两个维度对农户分化程度测量,研究表明:务农兼业、非农职业对农户林地流出意愿和流出行为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农户分化程度对林地流出意愿的影响与对林地流出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农户的林地流出意愿对实际的流出行为有较强的导向影响力;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资源禀赋、林业经营环境和地区差异对林地流出意愿和流出行为均有显著影响。因此建议增加农户多元化创收渠道,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改革现有户籍管理体系;加强林业技能培训。     

风险认知对农户土地托管决策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探究农户土地托管风险认知对其土地托管决策的影响和作用方式,为政府制定推进农户参与土地托管政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1）风险认知对农户土地托管决策具有显著影响效应,其中自然、市场风险认知具有正向效应,政策、契约风险认知具有负向效应,且契约风险认知的影响效应最强;（2）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市场风险认知通过行为态度影响土地托管决策,自然、契约风险认知通过知觉行为控制影响土地托管决策,主观规范可以增强农户风险认知的诱导效应,削弱抑制效应;（3）风险认知整体抑制农户参与土地托管,农户对托管机构的不信任是抑制其参与土地托管的主要原因。研究结论：为推进农户参与土地托管,应从加强农户土地托管认知,提升土地托管机构自然、市场风险抵御能力、强化农户契约意识和相关政策宣传等方面入手。     

福建省农户分化对林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福建省10个县(市)274户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建立农户林地转入模型、转出模型,实证检验农户分化对林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将农户分化分为农户收入水平上的分化和农户职业上的分化。研究表明:农户分化对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影响显著,其中农户收入水平对福建省农户的林地转入行为在统计上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对农户林地转出行为也有负向显著的影响;农户职业分化对农户林地转入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却对农户林地转出有正向影响。基于研究提出以城乡发展一体化推进林地流转、建立林地流转市场、建立健全林地流转保障体系、完善林地产权管理制度、合理引导林地租赁等建议。     

农户退耕参与意愿的生成逻辑——经济理性或生态理性

以西北S区为例,应用Order probit模型厘清农户参与退耕的行为逻辑。结果表明:获取国家退耕补助、退耕地林业经营收入与非农就业收入等经济理性变量以及维持农田生产安全等生态理性变量是影响农户退耕参与意愿的显著要素;经济理性是农户参与退耕的本能逻辑,生态理性逻辑在一定程度上诱发农户的退耕参与意愿且更符合农户参与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的逻辑假定;应基于生态经济理性的农户行为逻辑,合理调整农户参与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的激励政策,从而提升激励政策的有效性。     

农户禀赋、风险偏好与农户参保决策行为差异性——基于新疆棉区农户的实地调查

基于新疆1726户棉花种植农户调研数据,借助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户参保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深入考察导致农户实际行为与参保意愿差异化的原因。结果显示,农户风险偏好是影响农户参保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但农户年龄、文化程度、种植年限、社会经验及城乡距离等农户禀赋因素对其参保决策行为的影响更加显著;其次,影响农户参保意愿和参保行为的因素大同小异,由于保险公司制度不健全、参保激励措施存在弊端等原因导致部分农户的实际参保行为与最初参保意愿出现偏差。鉴于此,提出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农业保险供给侧创新、增设多种具有优惠政策的保险类别、改革激励农户参保机制等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产权效应的耕地保护决策行为分析

目的 耕地保护是维护国家社会安全、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石,探讨中国耕地保护决策的演进历程及产权路径,以期为新时代完善耕地保护制度提供理论支撑。方法 文章基于渐进决策理论,运用文献研究法与系统分析法识别耕地保护决策变迁模式并分析路径依赖特征。结果 农地产权的排他性与激励性逐渐强化,有限性相对减弱,为保护耕地营造了安全稳定的产权环境;中国耕地保护经历了体系形成、逐步完善、趋向成熟的阶段,遵循渐进决策模式,在平稳过渡中不断优化;耕地保护渐进决策深受产权阶段性变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度环境、市场管理与农户行为路径。在制度上表现为冲突、迁移、协同的效应演变,在市场上表现为滞后、服务与激励的特征变化,农户行为则反映了群体效应、外部效应、预期效应的变化。结论 随着产权变迁,产权效应耦合变化推动耕地保护决策发展。未来应优化农地产权制度结构、健全农地市场的公共服务管理、合理实现耕地生态产品的价值,以促进耕地保护决策良性发展。     

我国林业经济体制转型的现实制度分析

分析了当前我国林业制度安排上存在与“社会办林业”不相适应的一系列问题:⑴在林地与森林资源产权界定上存在着不严密与不完整;⑵林地和森林资源产权主体虚置、权能不清;⑶森林资源产权的“委托-代理”关系制度扭曲,同时缺乏约束机制;⑷森林限额采伐制度安排与执行过程中存在缺陷;⑸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对象、标准、使用管理等方面制度安排不科学等问题。研究认为,要保障我国社会办林业战略的有效实施,就必须对我国的林业制度进行变革与创新,作出新的制度安排。     

南方集体林区林地产权、地理特征与农户林地投入行为

基于现有研究的缺陷和林农投资水平低的现实问题,构建"林权改革、地理特征-农户经济行为-林地投入"的理论分析结构,并以南方集体林区3省1248个农户样本为例,采用Double-Hurdle回归模型从微观层面检验林地产权、地理特征对农户林地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安全、稳定的林地产权能够促进农户对林地的资金与劳动力投入,优越的地理条件(灌溉、地形)能够促进农户对林地的资金与劳动力投入,不便利的交通条件抑制农户对林地的投入。因此,建议重视保障林业经营者林地权利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提高确权发证水平;加强集体林区林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林业市场体制机制。     

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固定租金契约优于分成契约——兼论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空间

在发展农地股份合作社的过程中,政府始终将建立合作社与农民的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作为重要课题,"固定收益+浮动分红"式的分成契约成为合作社的核心制度安排。然而,实践中,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分成契约被固定租金契约广泛替代,引发对农地股份合作社制度有效性的争论。本文从两个层面讨论农地股份合作社的租金契约安排:一是在土地出租人与承租人作为自然人的层面上,基于张五常和巴泽尔的交易成本分析框架,认为在当今中国农业生产约束条件下,由于政府投资土地改良、货币地租普及、技术进步和农业保险的发展以及有效控制契约中的相关属性,使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固定契约成为优于分成契约的制度安排;二是在完善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层面上,考虑大量兼业小农参股合作社以及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政策,认为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农户土地承包权不完整以及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权缺乏竞争市场,完善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可能性很小。农地股份合作社应当放弃不切实际的功能定位,优先选择固定租金契约,并把服务内容限定在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租地契约执行、管护农地资源等方面。     

粮食主产区农户农资投入行为及政策评价——基于对河南省农户的实证研究

农户农资投入行为及其效率变化受其家庭内在因素与外在条件的共同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农资购入行为并非经济理性,主要依据既往经验决策,但对农资的质量、价格以及安全性的关注度非常高,现实满意度较差,同时在购买农资中存在渠道分散、组织化程度低以及交易费用偏高等问题;农户在不同农资的施用决策上存在差异性,农户家庭内在因素(人口因素与经济因素)和外在因素(区位因素与制度因素)均对其农资投入量有一定的影响,且前者的作用强于后者;农户农资投入效率总体偏低,且与其兼业化程度和粮作经营规模密切相关;惠农政策在刺激粮食总量增加的同时并未顾及既定目标下农资投入的效率,以至于出现牺牲效率求效果的"政策行为非理性";增强制度激励效应是强化农户农资投入行为以及实现粮食稳定增产的必要保证。     

林地产权对农户林地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产权完整性与安全性——以江西省遂川县与丰城市为例

利用江西省遂川县和丰城市的农户调研数据,本文运用Double hurdle模型检验新一轮林改后林地产权完整性与安全性对林地投资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农户对林地产权完整性和安全性的感知是影响农户林地投资的重要因素,农户在预期未来更不可能被征收或调整的地块上投入资本的可能性更大,在预期将来不可能被调整的地块上投入劳动力的可能性和水平更高;农户感知完整的林地使用权能够促进农户投入资本与劳动力,但是完整的林地流转权会降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可能性和投入水平。本文建议减少林地调整和不必要的林地征收,减少村集体对农户林地合法使用权的限制,同时保障明晰和稳定林地产权政策的执行效果,关注农户微观主体对产权的主观认知。     

南方集体林区产权改革影响因素及其对策研究——以浙江省龙游县溪口村为例

从介绍南方集体林区产权改革背景出发,选取龙游县溪口村作为案例点,通过参与式诊断和设计,对当地集体林区产权改革效果和过程进行分析,并利用因子分析得出影响集体林区产权改革的诸多因素:包括宏观上的国家社会经济制度、宏观背景的变化因素以及微观上的农户林业生产、自身素质以及林地经营意愿因素。针对这些因素,提出了完善林业法律体系,规范政府行为;引导农户合作经营,实现规模效应和规范管理山林流转,突出配套服务等对策。     

集体林经营中农户经营方式选择的实证研究

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通过明晰产权,使农户成为林业生产经营的主体。以林权流转为主的配套改革,试图通过扩大农户林地经营规模,达到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目的。尽管学者们注意到林业规模化经营的形成除了需要政府在制度上给出外部环境诱因,还与农户自身禀赋等内部因素有关,但是很少探究农户林业经营方式的选择机制,尤其是在当前允许林地使用权和经营权转让的林权多元化时期,农户做出经营选择的条件被忽视了。文章以林毅夫的农户生产模型为基础,通过对加入制度参数的农户个体收入模型进行静态比较分析,阐明现行林业政策倡导的由家庭生产向规模经营转变中,农户从事林业生产的劳动努力程度及其林地经营是否具有规模收益的重要性。继而采用浙江省重点林区实际调查数据,利用两期农户生产函数估计农户劳动的努力程度。最后利用边际土地生产率模型对理论分析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农户倾向于集体规模生产;不具有规模收益的农户倾向于家庭生产;劳动努力程度高的农户更倾向于家庭生产。因此,在现行体制下,制定和推行林业政策要与农户自身的劳动努力程度和其林地规模收益性相一致,在提倡转让林地和加入林业专业合作社的同时,社会化的专业服务也应与农民的林地生产决策相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