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的"软着陆"和经济增长的"软扩张

针对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已经实现的"软着陆",我们认为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即将出现"软扩张"阶段。经济增长的"软扩张"阶段的主要表象是经济波动周期性的弱化和经济波动稳定性的增强,其内在原因是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了由总供给驱动向总需求驱动的转变,实现了适度紧缩性经济政策向适度扩张性经济政策的转变,实现了"初步小康增长"向"全面小康增长"的转变。     

新一轮财政宏观调控需要更高的技巧与艺术

我国经济从2002年起就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迹象,预示着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的到来。然而,围绕经济是否会出现过热、要不要调控、如何调控等问题,各界争议较大,这给新一轮调控增添了许多困难。要搞好新一轮财政宏观调控必须转变调控观念、把握主要矛盾、权衡各种利弊、抓准调控时机、灵活运用工具对宏观经济进行富有艺术性的调控。     

江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创新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开放型经济,成功实现了两次战略转型,经济社会发展跃上了新台阶。然而,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格局面临重大调整,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加快推进,我国粗放式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江苏重大的战略任务。"十一五"期间,江苏在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十二五"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对江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创新经济发展的成就与未来进行回顾与展望。     

经济新常态下职业教育的改革

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处于"新常态"背景之下,我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主要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经济结构也不断升级优化发展,第三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城乡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小,由之前的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这一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开展也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本篇论文主要论述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关于职业教育的改革,以期能够更快更好地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     

“互联网+”背景下福州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研究

"互联网+"战略上升至国家战略、互联网经济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动力。在此大趋势下,福州传统产业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以"互联网+"为驱动,探讨传统产业如何改造提升,以转变思维、创新驱动推动福州新一轮经济创新发展。     

FDI、劳动力资源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对1994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国内资本以及我国廉价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虽有一定影响，但其影响不如劳动力和国内资本。要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当前主要任务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由资本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走新兴工业化道路。     

支持辽宁服务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产业结构呈现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重大转变,推动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以服务业发展带动整体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全球性趋势和规律。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发展     

行政文化的含义、作用及发展趋势探析

行政文化是行政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高度的调节性和强烈的变动性等特征,它通过"软约束"机制对行政人员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行政文化对行政领导、行政人员和行政组织有着重要影响作用。行政文化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官僚理念"向"责任理念"转变、"管理理念"向"服务理念"转变、"封闭形态"向"开放形态"转变、"权力型"向"规则型"转变。     

“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成效与展望——结合永寿县“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对国家级贫困县永寿县"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情况的调查显示:(1)财政体制改革后县财政紧张局面得到缓解,主要得益于省级调拨收入大幅增长;(2)县级财政支出呈扩张趋势,对全县民生经济发展发挥了直接作用;(3)财政功能由"输血"向"造血"转变,县域经济发展后劲增强;(4)财政投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城乡协调互补发展能力增强.本文还针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30年来我国宏观调控：经验、趋势与完善路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历了六个阶段的宏观调控。30年来宏观调控的经验表明:调控要见势快,力度得当,调控手段要以经济手段为主并积极关注价格波动。30年来我国宏观调控显示出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从行政手段向经济手段过渡、从注重单一总量调控向总量与结构并重转轨等趋势,完善我国宏观调控要沿着管理体系、目标体系与政策体系三条路径出发逐步进行。     

我国经济周期的新态势和经济增长的“翘尾”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体现出增长型周期波动的一些重要特征。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不仅有来自经济增长模式内在改变的原因,也有来自经济政策调控模式改变的原因,还有来自市场结构和规模改变的原因。随着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提高到9.1%和通货膨胀率提高到2.87%,1996年经济"软着陆"以来的一轮稳定性显著和周期分界模糊的增长周期已经结束。从2004年开始,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轨迹出现的翘尾现象,我国经济开始步入具有新的增长态势和新的宏观调控模式的经济周期。     

从经济周期波动"软扩张"到宏观经济双重稳定性增长

我国始于2003年的“软扩张”增长态势在2008年由于实施紧缩性政策而结束．随之我国经济将进入价格稳定和增长稳定的双重稳定增长阶段。在该阶段仍然以总需求管理为主，但需要兼顾总供给管理，经济增长仍然维持在接近自然率的水平上，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稳定性趋势仍然没有显著变化。     

论中国菲利普斯曲线与经济周期阶段

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动轨迹与经济周期阶段关系密切，随着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菲利普斯曲线揭示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变动关系也会发生相应变化。通过对中国菲利普斯曲线与经济周期阶段关系做理论分析、图形分析、回归分析，可以判断出改革开放以来（准确地说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动轨迹与经济周期阶段大致吻合，这为判断我国经济周期阶段提供了重要参考，即当前菲利普斯曲线的类型或形状可以为经济周期阶段的判断提供佐证。     

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最新进展

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一直为世人所关注,尤其是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诸多难题。中国经济学界对我国宏观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在内外均衡、通货膨胀预期、经济增长路径、经济周期波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宏观经济走势、宏观财政政策及其效应、宏观货币政策及其效应、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与宏观政策等问题研究上取得了新进展。     

2011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最新进展

2011年,我国经济学界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货膨胀、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与路径、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开放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应对之策、内外失衡与人民币汇率、政府宏观调控等问题上,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进展.     

对中国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再检验

利用最新的数据和更先进的计量方法,对中国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函数进行了检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大致符合"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大致为9%,在此基础上,通胀率与经济增长率有同向变动的关系.计量结果证实,上一年较高的通胀率会降低本年度的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历史审视

对于经济周期波动现象的形成机理，不同经济周期理论从差异化视角进行了解读。本文沿着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脉络．回顾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经济周期理论的演进历程，对五种主要的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产生背景和主体思想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通论”，经济周期理论只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才有解释力，其生命力的保持有赖于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虽然在经济波动的形成机理上，不同经济周期理论观点不一．但是西方现代经济周期理论逐渐从对立走向融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兴的新古典经济学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效应分析

宏观经济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国内外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文章在5变量系统内检验了财政支出水平和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率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的通货膨胀不仅是一个货币现象,也是一个财政现象。其意义在于为中国稳定通货膨胀水平的政策取向提供了参考依据。     

总量均衡区间与总供给的“粘性”波动问题

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由于调整供给量须耗费调节成本,因而传统分析中的“总量均衡中心点”两侧便分别存在着“低位临界点”和“高位临界点,”这两点界定了一个特殊的总量均衡区间。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导致总供给具有了“粘性”波动的特性,这一特性将对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必须对之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方略以应对由此产生的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