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及社区增权效能研究——云南香格里拉雨崩社区个案

本文以香格里拉梅里雪山周边雨崩藏族村的旅游开发为研究背景,分析了该区村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认为这是一个社区主动参与旅游发展,基本实现了经济增权、政治增权、心理增权和社会增权的典型案例。轮流制模式一方面妥善协调与巧妙解决了村民参与旅游开发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控制了外来投资,同时避免了由于无序竞争引起的经济利益过于集中现象,对构建雨崩村社会和谐起着非常大的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雨崩村民的增权有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即村民绝对拥有在村境内的住宿、餐饮、租马等经营权。本质上雨崩村的旅游增权是个人增权,一旦有外来旅游企业进入,原来取得的利益均衡和分配制度将会被破坏。从此角度讲,制度增权的缺失又对提高民族地区旅游目的地新农村建设构成了阻碍。     

民族地区社区增权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影响

激发内生动力、推进乡村振兴,关系着民族复兴的进展和成效。为了探讨民族地区社区增权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影响关系,文章从增权理论视角出发,引入社区增权、旅游支持态度等变量来构建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形成机理模型,选择了湖南凤凰、湖北恩施和重庆云阳等旅游目的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社区增权是驱动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第二,心理增权对社区增权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社会增权和政治增权次之;第三,社区增权能强化居民旅游支持态度,但旅游支持态度和参与意愿之间并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管理者应重视社区增权在民族旅游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培育居民的主人翁精神,使其积极参与当地旅游开发,实现民族地区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     

旅游发展初级阶段弱权利意识型古村落社区增权研究——以浙江省楠溪江芙蓉村为例

近年来,社区增权引起国内旅游研究者关注,从当前的理论和实践情况看,需要探寻不同类型旅游目的地的本土化增权理论和建议。文章以浙江省永嘉县境内的楠溪江古村落群为例,对旅游发展初级阶段弱权利意识型古村落社区展开了研究。基于田野调查,文章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社区去权考察方法,指出了此类旅游地的去权根源及增权途径,其中,增权途径的探讨是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适度延伸,它为实践提供了可试错但试错成本又较小的方案。文章还澄清了心理权力激发型增权和制度供给型增权的前提,对于当前不讨论前提的心理增权优先与制度增权优先之争,这种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的学术活动十分必要。     

制度增权: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之土地权利变革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权利失败、机会缺失与能力匮乏。对于后两者,研究者们已经开展了广泛的研究。而针对社区居民"无权"和"去权"的权利失败状况,学术界至今缺乏应有的关注。文章以马克思地租理论为起点,结合现代产权理论,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研究,剖析了我国农村土地产权状态及其决定的旅游开发增值收益分配在理论上和现实中的矛盾性,提出了"吸引物权"这一新型的产权权利,并指出我国农村社区参与权利失败的制度性根源在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受限制支配、所有权主体"虚位"和吸引物权"缺位",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动中国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土地权利变革之路。     

郎德苗寨社区旅游:组织演进、制度建构及其增权意义

贵州郞德苗寨是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典范,其社区主导、全民参与、以工分制为典型特征的运行模式和分配制度,被称为郎德模式。在国内外学者积极倡导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赋予社区权力的呼声中,郎德人20多年来一直在实践这种理念并取得丰厚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成果,这为研究旅游地社区增权模式和路径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试验场。文章在文献研究和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介绍郎德苗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组织演进与制度建构过程,认为郎德苗寨社区组织演进与制度构建使当地社区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实现了经济增权、社会增权、心理增权和政治增权。郎德苗寨社区增权实践表明: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民组织化是社区增权的有效路径,制度构建为社区增权提供了有效保障,社区精英作用的有效发挥是社区增权的助推器,政府的有限介入有利于扩大社区增权的边界。     

从缺失到凸显: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脉络

国内外的研究者目前都逐渐把社区及其居民作为旅游发展的主体,社区参与也因之成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本文在对社区参与研究脉络和走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社区参与理论共识的达成经历了"从缺失到凸显"的过程.在对社区参与的关注方面,中国和西方的研究具有各不相同的历程.     

我国社区旅游参与的法律实践实证研究

运用实证方法研究社区旅游参与,表明我国社区旅游参与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倡导,或仅为咨询式参与、伪参与,而是已存在的地方实践活动。四川省甘孜州盐源县泸沽湖镇博树村、云南梅里雪山雨崩社区和云南丽江市古城区拉市乡海北村恩宗三社3个旅游社区,通过全体村民共同参与制定规则,确立了社区旅游参与的自发机制。这种规则,从法律形式来讲可归入村规民约范畴。同时,旅游社区还利用合同协调内部及外部的旅游竞争关系或协作关系。克服村规民约有限性的办法就是制定国家法律,确立社区旅游参与的立法,要求政府及开发商必须在尊重社区利益,保证社区有效参与旅游的情况下进行旅游开发,赋予社区旅游参与权,保障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区与旅游业的共同发展。     

国内旅游扶贫研究述评

本文对我国旅游扶贫开发历程进行了简单的回顾．在此基础上，认为我国近20年旅游扶贫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6个领域：旅游扶贫含义及其理论基础；特定地区旅游扶贫的可行性分析、发展战略和基本思路；旅游扶贫的效应研究；旅游扶贫模式研究；旅游扶贫开发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对策研究；旅游扶贫开发工作的其他专题研究等。本文认为贫困社区参与旅游、旅游扶贫与当地主导产业的有机结合是现阶段旅游扶贫研究中有待深入分析的两个重点。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立法探讨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社区作为旅游发展的主体进入旅游开发、规划、管理、决策、监督等涉及旅游发展重大事宜的活动中,以便在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提出的根据主要是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社区的消极影响,如资源过度使用、环境破坏、文化变迁,旅游飞地现象、旅游孤岛现象。     

赋权理论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能力建设

伴随着旅游业的急速增长,作为旅游业利益相关者中之弱势群体的社区,亟须予以不同层面的赋权以提高其参与能力.赋权是一个建立意识、增强能力和发展技能,通向更多参与、更加平等、更大影响的行动过程.本文通过对国内不同地域社区旅游目的地的追踪研究,在赋权理论的框架下,提出旅游发展中社区能力建设的基本路径.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利益保障机制

民族村寨作为一类特殊社区,是我国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区域.社区参与是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而社区旅游利益的保障是社区有效参与的决定性因素.本文从旅游利益分配现状及其原因出发,基于开发的基本理念和目标提出了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的利益保障机制.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的若干经济学质疑

社区参与被认为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本文将社区参与视为一种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 ,运用集体选择、福利经济学等经济学前沿理论 ,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动力、社区参与如何形成最终意见、社区参与如何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质疑和较深入的分析。     

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除了包含经济的发展、环境的保护、社会的进步等内容外,可持续发展更需要一种发展理念和评判依据。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就是旅游可持续发展宏观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机制。本文试从这一角度出发,在提出社区参与的概念的基础上,探讨参与所涉及的不同层面及参与的内在机理,并针对目前中国实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实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方法和措施,旨在为旅游发展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社区旅游参与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地方感生成研究

居民地方感领域的研究在深化“人-地”关系认识、旅游目的地地方性塑造、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以及旅游规划等方面具有特殊意义。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人口统计学特征、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影响因素,缺乏对旅游世界中人与场的积极互动而产生的地方感等问题的讨论。本研究从社区旅游参与视角,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收集郎德上寨村民主诉的旅游参与实践,对民族旅游村寨居民地方感的生成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郎德上寨村民的社区旅游参与主要表现为“合作激励型”“自我激励型”“机械被动型”和“利益激励型”4种类型;在社区旅游参与过程中,村民获得了强烈的地方感,并由自然地理和人文物理环境、社会文化特性、经济制度、乡土认同、血缘认同、文化认同、房屋归属感和生活便利性等内容体现。本研究还发现,居民地方感在不同的社区旅游参与形态中表现出差异性;社区旅游参与和地方感之间是双向、交互式的影响关系,其中,旅游效益感知因素在二者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我国城乡旅游地居民参与旅游规划与发展研究

综合国内外居民参与研究的成就,本文提出了传统型、行政主导型、居民政府共同参与型和居民全过程主导参与型等4种居民参与旅游规划与发展模式.并从城市和乡村旅游地角度,比较了中山市和四项山旅游地的居民基本特征和居民参与旅游规划与发展的差异.根据居民参与旅游规划与发展差异,四顶山旅游地采用行政主导推动型模式,中山市旅游地采取居民政府共同参与型模式.在此基础上,从政府、规划师、居民教育及信息交流4个方面提出了居民参与实施对策.     

The Contribution of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Poverty Alleviation of Local Communities in South Africa

ABSTRACT

For more than fifty of the world's poorest countries such as Thailand, Zambia, and Egypt, tourism is ranked first, second or third in terms of their economies, and tourism is the only service industry to show a positive balance of trade with flows from first world countri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exceeding those in the opposite flow by US$ 66 million. Yet tourism has only very recently been recogised by some aid donors, some international funding agencies, and some segments of the industry as an appropriate instrument for poverty reduction (WTO, 2000).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role of tourism as a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poverty alleviation, discussing the possible strategic senarios for future tourism in South Africa with special focus on local community invol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