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存在”与“跨境贸易”在GATS下的融合

在服务贸易领域,“商业存在”与“跨境贸易”出现了日渐融合的趋势。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采用Gravity模型,以迂回的方法实现了对服务贸易领域中“商业存在”与“跨境贸易”互动关系的实证考察,并根据实证结果指出了若干政策含义。     

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与上海自贸区贸易自由化探析——以我国保险服务贸易为例

本文以保险服务贸易为例探析了服务贸易竞争力与贸易自由化关系。研究认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促进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我国保险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突出表现在保险商业存在和保险跨境交付两种供应模式方面。但这种贸易自由化对竞争力提升是有时期区别的,即从长期看,我国保险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将继续提高,但随着中资保险服务水平的提高,贸易逆差有望缩小;从短期看,我国保险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有所提高的同时,贸易逆差将进一步扩大。     

数字生态建设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0年的省际数据，构建并测算了中国的数字生态水平，考察了数字生态建设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生态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数字生态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促进作用长期存在，且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的提高边际影响递减。此外，贸易开放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也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存在积极影响。研究结论为中国充分发挥数字生态的赋能功能、助力数字时代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体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中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经济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0-2021 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合成控制法，计量分析了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对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可以通过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地区数字化水平等方式作用于服务业发展水平。     

人员跨境流动、“软信息”与国际贸易

本文聚焦人员跨境流动的经济效应探讨人员跨境流动如何通过“软信息”传递促进中国进口贸易发展。在识别策略方面，我们以免签入境政策作为可验证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识别人员跨境流动对中国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人员跨境流动便利化使企业进口沿着扩展边际实现增长，在产品侧促进一般贸易、高技术产品与资本品贸易；作用机制是“软信息”流动引致信息成本下降，具体表现为降低搜寻成本以筛选高质量贸易关系，降低信任成本使贸易效应动态持续扩大；且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人员境内流动便利化的互补性有助于该作用。本研究意味着“软信息”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资源，人员流动在高质量开放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服务贸易对我国服务业升级的作用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1978-2012年间的统计数据,从总体和部门两视角定量分析我国服务贸易对服务业升级的影响。结论有:第一,服务贸易对我国服务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相对而言,服务进口要比服务出口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大;第二,不同部门的服务进口对服务业升级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其中,通讯服务等4项进口的影响最大,传统服务贸易的作用不明显;第三,服务业FDI、国内生产总值和货物贸易对服务业升级也有一定的影响;第四,服务贸易主要通过技术溢出、制度创新、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四种渠道影响了我国服务业的升级。     

中日服务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估计

文章在Schumacher(2003)构建的引力模型基础上推导出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中日服务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发现本地市场效应促进了中国对日本的服务出口,以劳动力要素禀赋为传统的比较优势也促进了中国对日本的服务出口,但本地市场效应对中国对日本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大于传统比较优势.中国对日本的10个服务行业中有6个行业存在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1个行业的本地市场效应不显著,3个行业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具体是运输服务、旅游服务、通讯服务、保险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版权及许可费存在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其他商业服务本地市场效应不显著,建筑服务、金融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     

服务贸易:新常态下创新路径

服务业开放水平不高和贸易监管制度不健全已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制约。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应充分利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机遇,加快开放以计算机服务为重点的跨境交付、以专业服务业为主的商业存在和以职业资质互认为重点的自然人移动等领域,培育本土供应商和打造公共服务平台,完善服务贸易监管制度、促进制度和统计制度,推进区域拓展和主体拓展,实现我国服务贸易整体创新。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经济增长——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和计算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利用1997-2009年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论表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即,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在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以及外贸发展方式亟待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提倡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应单纯追求规模的扩张,更应注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如此,才能更为有效地推进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型,以及更为有效地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中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

21世纪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增长明显快于俄罗斯,但中俄双边服务贸易仍处于起步阶段。中俄双边服务贸易中规模最大的三个行业是旅游业、运输业和其他商业服务。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扩大了高附加值新兴服务对俄罗斯的出口;中俄双边服务贸易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为双方均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建筑业、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和运输业。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促使其服务贸易市场进一步开放,中俄两国在大型油气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上的合作将极大地促进双边服务贸易增长。     

Trade Costs and Intra-Industry Trade

Formal economic modeling of intra-industry trade ignores transportation or, more broadly, trade costs. Yet, as Anderson and van Wincoop (2004) suggest, trade costs are quite large. This paper extends work by Bergstrand (1990) that addressed intra-industry trade in the explicit presence of trade costs. In the context of a Helpman–Krugman-cum-trade-costs model, we derive four empirically testable hypotheses regarding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trade costs. These hypotheses are investigated empirically using a cross-section of bilateral OECD Grubel–Lloyd indexes. The results are strong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ypotheses, indicating the importance of a more rigorous and systematic treatment of trade costs in the intra-industry trade literature. JEL no. F14, F15     

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

<正>一、贸易自由化的概念贸易自由化—国对外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所采取的限制性逐步减少,为进口商品提供贸易便利的过程或结果。它表现为进口关税率从比较高的水平逐步调到比较低的水平。同时表现为非关税壁垒或关税以外贸易障碍的逐步减少或消除。从     

中国对外贸易行业内贸易决定变量

探求适合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贸易战略是各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研究的重点,在我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今天更是如此。寻找制约和影响国家贸易发展的因素无疑对该研究的深入与推动会有所帮助。本文结合当今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和中国贸易发展的实践,对中国总体对外贸易,非制造业对外贸易,制造业对外贸易的行业内贸易决定变量分别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本研究回归分析的结果,我们发现影响我国总体对外贸易的行业内贸易因素有平均市场规模、平均人均收入、外国投资、地理空间距离、平均关税税率;影响我国非制造业行业内贸易发展因素有平均人均收入、外国投资和平均关税税率;影响我国制造业行业内贸易发展因素有市场规模差异、平均人均收入、平均人均收入差异、外国投资、地理空间距离和平均关税税率。与此同时,本研究还发现产品附加值的程度对影响我国行业内贸易发展有重要作用。     

产业内贸易理论视角下的中国——东盟双边贸易

随着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结构的不断调整，产业内贸易所占的比重日益扩大，发展趋势逐渐增强，用产业内贸易理论来解释我国与东盟之间的产业内贸易问题就越来越具有说服力，产业内贸易理论已经成为研究我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关系的一个新视角。     

内生自由贸易协定的贸易流量效应——基于平均处理效应的非参估计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与实施是否有力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已有研究忽视了自贸协定本身的自选择性和引力模型的内生性、非线性,这些问题使已有研究的估计出现了偏差。本文利用Abadie和Imbens(2006)匹配估计就不同类型的贸易协定进行了平均处理效应的非参估计,弥补了已有研究中的不足。研究表明,基于引力方程的OLS估计低估了自贸协定的影响;自贸协定的实施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其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作用最为巨大;自贸协定显著增加了我国与目标国之间的贸易流量,并且其对进口的影响大于出口。     

发展加工贸易促进贸易平衡研究

后危机时代我国加工贸易企业面临的问题日益突出,出口急剧萎缩.然而加工贸易确是当前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文章对造成加工贸易顺差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应进一步调整加工贸易政策:通过建立健全加工贸易产业退出机制,完善加工贸易产业评价体系;利用出口转内销政策,将加工贸易内销和外销都作为政策的导向;利用加工贸易平衡的调节器--内外销弹性调节机制,促成加工贸易发展趋于平衡.     

中日贸易差额分歧与中日贸易摩擦

虽然被表面化为贸易差额上的分歧，但这并无法掩盖中日贸易中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随着彼此对于对方都更加重要，频繁的贸易摩擦给双方带来的影响无疑也将越来越严重。中日应该尽早寻求有效的解决出路，包括统一统计方法和口径、建立预警机制以及建立自由贸易区等区域一体化组织。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贸易利益再分解——以中美贸易为例

文章通过构建以出口产品最终吸收为标准的双边国家、部门及一国对外总出口的增加值分解框架,弥补了现有研究依赖产出或出口内生变量核算增加值的不足。在利用1995~2011年世界投入产出表对中美双边贸易增加值构成及利益分配进行重新测度后发现:中国对美出口创造了全球生产模式下的"多赢"格局,但贸易利益分配越发不利于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不断下降揭示出中国以传统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获利能力正逐渐减弱;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已成为中美双方贸易利益分配的主要领域;培育和提升服务业价值增值能力是未来中国获得更大贸易利益的关键。     

产业内贸易理论与中美贸易关系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国际贸易(进口与出口)量占产出比率的急剧上升,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Feenstra(1998)指出,1970年至1990年的20年里,在美国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国家,国际贸易占G DP的比重都翻了一番。这意味着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世界G DP的增长速度。国际贸易在过去50年中的迅速增长,对标准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按标准的理论,贸易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主要是关税壁垒降低的结果。但正如K ei-M u Y(i2003)所指出的,这种传统的解释无法说明两个事实:第一,从上世纪60年代至世纪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