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投资波动性与经济波动关联研究

东亚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联系紧密,文章运用东亚十个经济体1979年~2006年的经济数据,在度量周期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东亚投资波动性、产出波动性及持续性和协动性等现代周期特征,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东亚投资波动、产出波动关联性进行了实证检验。我们得出主要结论:东亚投资、产出具有较强的协动性,各国投资大于产出波动性的幅度有所不同;中国及四小龙投资波动东亚经济波动的影响大。     

中美经济脱钩了吗

结合中美两国1992q2-2015q1季度GDP(SA)数据,应用DCC-GARCH和VAR方法实证考察中美经济脱钩问题。研究发现,中美经济并没有脱钩,而是处于全球生产分工网络价值链的不同阶段;美国经济波动对中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国,美国经济仍是中美经济关系主导;理论上,中美经济周期关联性传导渠道可能有三种:一是国际贸易渠道通过直接效应与滞后效应从正反两个方向产生作用,二是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因其充分的流动性成为中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重要载体,三是全球产业分工渠道通过产业梯度与反梯度转移、离岸外包与逆向外包产生周期关联。本文试图对当下脱钩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拓展和深化,并以详实的数据有力的驳斥了"中国是国际经济波动之源头"的论调。     

欧元区主要国家间财政政策协调与经济周期协动性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1983—2012年数据,测算欧元区国家间财政赤字离散度反映财政政策协调,利用HP滤波、皮尔逊相关系数判断经济周期协动性,并结合三期面板模型研究了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与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欧元区主要国家间"财政离散"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显著负相关,即国家间财政政策协调能力下降,则国家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将会下降,而财政趋同有利于经济协动,并能缓解欧元区经济波动及由此对欧元带来的打击,财政政策协调是治理危机的一条出路,本文对此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

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历来受到中国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和重视.本文以经济周期理论为依据,采用GDP增速指标和“谷—谷”法,将1953-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分为11个周期.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从改革开放前的“低位—剧烈振荡”型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高位—平缓波动”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波动呈现微波化特征,经济周期波动整体上呈收敛态势.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是内部传导机制与外部冲击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分别从内生和外生角度探讨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     

区域内贸易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分析——以亚洲6个经济体为例

本文通过对亚洲地区6个经济体的区域内贸易密集度与产出波动的相关性进行测度,度量区域内贸易对各经济体经济波动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六个经济体的估计结果是都是显著的,中国和菲律宾的参数估计值为负,表明区域贸易密度对当期经济波动具有反向关系。这一结果表明,样本内的大部分经济体区域内贸易对各国的产出波动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计算两个阶段各经济体GDP双边相关系数,我们发现经济周期的协动性都有显著增加,这表明区域贸易的增加对区域经济周期协动性有正向影响。     

中美经济周期错配原因探析

本文通过对1978年至2016年中国和美国经济周期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与美国经济周期不仅时间上不同步,出现错配,而且经济波动的特点也不相同,中国是“决起缓落型”,美国是“缓起快落型”.中美经济周期错配的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政府和市场在经济活动的作用不同所致.中国和美国经济周期错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有利有弊.中国政府一定要认真把握中国与美国经济周期错配的特点,根据中美经济发展的现实,制定相应的反经济周期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基于1981年～ 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笔者基于1981年～ 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运用Eviews 6.0,对数据进行ADF检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经济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此外,投资的波动效应具有以下规律: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周期发生频率相等,波长基本一致,投资波动的幅度明显大于经济波动幅度,经济增长波动滞后于投资波动.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周期形成机理比较分析

经济周期波动是内部传导机制与外在冲击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周期形成机理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外在冲击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经济的周期波动越来越表现为自身运行规律的客观反映。全面把握中国经济周期形成机理变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有利于减小经济波动造成的损失,从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中国农业经济波动论

中国农业经济波动论,是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波浪式运动规律的探讨,旨在把握我国农业经济波动规律,从而加以合理调控。一、研究中国农业经济波动问题视角的确定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一直呈波动状态。从1952—1991年先后经历了七个波动周期,即1952—1955年为第一个周期,1955—1965年为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研究

文章通过H-P滤波分离出实际GDP的趋势项和波动项,计算实际GDP的波动率,并依据渡动率划分经济周期、分析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1978-2005年中国经历了3个朱格拉周期和1个基钦周期共4个经济周期,且最后一次经济周期仍在继续.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如下特征:一是高位平稳运行,波动幅度减小、周期加长;二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是稳定且衰减的阶梯波动;三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主要来源于内部传导.     

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分析

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已经成为我国第二大支柱产业,同时也是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吸收外资产业。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外汇储备的日益增加,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大量游资不断涌进我国资本市场,势必对我国房地产业造成一定冲击。我们通过建立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以及向量自回归模型,详细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并测算出了房地产市场对FDI和热钱的吸引程度。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周期的实证分析

对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是许多经济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理论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谷-谷”划分法,中国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本文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对1978年～2003年中国经济周期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与“谷-谷”划分法相同的结论,同时分析了2003年中国经济是否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开端这一问题,并对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进行解释。     

Booming or emerging? China'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patent activities

China's economy and technology have experienced astounding growth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 OECD 2005 reports show that China has overtaken the USA to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exporter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goods. In order to assess the progress China has made i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ventive activities in China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major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or region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atent data from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focusing on joint patent appl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eight most inventive OECD countries and two Asian economic entities (South Korea and Taiwan). The results reveal increasing collaborations in inventive activiti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major inventive countries over the past decade, and suggest that China's technology capability may have begun to boom along with its fast economic growth.     

Why is U.S.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so small?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largest sour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the world, and China is the largest FDI recipient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U.S. direct investment (USDI) in China has been surprisingly small.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determinants of USDI through a relative-demand model with time-series data. Evidence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indicates that the small USDI cannot be fully appreciated without understanding differences between USDI and Hong Kong direct investment (HKDI), the latter being the dominant source of FDI in China.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USDI in China was primarily motivated by market access and that the HKDI was export oriented. The small USDI thus is a result of U.S. investors' preference for market access and China's export-promotion FDI regime, along with the troubled Sino-U.S.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ies in China.     

中国经济周期的社会福利成本

文章通过建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测算出中国经济周期的社会福利成本,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政策建议。结果显示,与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不同,现阶段,消除我国经济周期所带来的社会福利非常小,少于提升消费增长速度0.1%所带来的社会福利,与抑制经济周期相比,政府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上。     

对经济周期几个问题的认识

19世纪初叶以来至现在,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假说已经汗牛充栋;60年代中期以来,东西方学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但是,中国经济周期研究却远远滞后于国外同类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周期的新特征是：扩张与收缩的比率迅速下降。失业与经济周期的阶段十分密切,解决中国失业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要促成经济的全面回升和扩张。战争导致经济周期变形。它有时固然能带来“战争景气”,但总的说来是给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美国逆周期财政工具研究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通过逆周期财政工具积累财政宽余,是政府在经济周期中避免周期性财政赤字的有效办法,美国州政府在此方面拥有相对成熟的制度安排,我国如何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本文重点研究了美国州政府最主要的逆周期财政工具,即预算稳定基金的运行情况。并在分析我国现状的基础上,对两国逆周期工具在基金来源、储蓄规则、提取规则和法律法规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就如何借鉴美国经验完善我国的逆周期财政工具提出了建议。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的回顾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三次大的经济周期波动.伴随经济周期的波动,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宏观调控政策,都收到了预期的成效且有各自的特点.文章对我国经济运行及宏观调控实践进行了历史回顾,进而对历次调控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五普”至“六普”期间中国城镇人口的增长构成

利用2000年和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人口数据,对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期间中国城镇人口的增长构成进行了估算。在"五普"至"六普"期间中国城镇人口的增长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已成为中国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在面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模式发生深刻变革的时候,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从政策和制度层面为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创造良好的条件,使他们在城镇里安居乐业,从而巩固人口迁移对中国城市化的贡献,使中国的城市化顺利发展。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率的成分分解及稳定性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减缓,我国经济波动也呈现出稳定性趋势.文章通过建立具有货币政策干预的产品市场均衡模型,对我国实际产出波动率进行了成分分解,并将实际产出波动的来源归结为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和货币冲击的作用.通过这些经济冲击方差序列的度量,又对实际产出波动率进行了冲击方差序列的回归检验,发现我国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强度的逐渐平稳是经济周期波动率降低的主要原因,而供给冲击对实际产出波动率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仍然需要坚持需求管理的政策导向,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