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绿色信贷作为我国重要的绿色金融产品之一，能够通过信贷审批制度影响我国企业发展。文章采用2008-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原始样本，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实施为时间节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受绿色信贷政策影响，我国重污染企业的投融资水平显著降低；对股权性质、企业规模等异质性分析发现，我国绿色信贷的实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性；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指引》能够通过增加企业的税务负担与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程度来显著影响企业的投融资行为。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政策效应分化的视角

本文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重污染企业和节能环保企业绿色创新的不同效应。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两类企业之间存在分化:政策能更有效提升节能环保企业的绿色创新,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从银行信贷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信贷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政策使重污染企业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提升的同时,促进了节能环保企业融资规模的增加。从企业绿色行为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重污染企业采用“低成本策略”,节能环保企业则采用“竞争优势策略”。绿色信贷政策的效应还受企业所有权性质、现金持有以及企业规模的影响,而竞争性的银行业结构和政府补助有助于发挥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对评估绿色信贷政策的经济效果,推动政策进一步精准发力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末端治理还是绿色转型?--绿色信贷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对重污染行业企业而言,绿色信贷政策不仅有限制其扩张落后产能的功能,还有支持其绿色转型的功能。然而,当前对绿色信贷政策微观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信贷抑制重污染行业企业落后产能扩张方面,对绿色信贷是否引导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缺乏关注。本文从企业环保投资角度探讨了绿色信贷引导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有助于提升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投资水平,但对其末端治理投资并无显著影响,体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资金投向的“引导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投资的促进作用在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市场竞争程度低的行业和国有企业更显著。增加借款规模是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转型投资的重要途径,绿色信贷无法通过降低借款成本和改善借款期限结构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本文的发现为全面理解绿色信贷政策微观效果提供了新的证据,为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提供了参考。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从企业投资的角度考察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过度投资;相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环境规制地区企业,绿色信贷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低环境规制地区企业更为显著.作用机理检验表明:绿色信贷通过缓解代理问题影响企业过度投资.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呈递增的时间趋势.     

融资约束还是转型激励？——绿色信贷对我国重污染企业TFP的影响研究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构造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构建实验样本,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TFP的影响效果与机制。结果发现：绿色信贷形成的融资约束抑制了TFP的提升,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大于投资价值和研发投入对TFP的促进作用,从而导致绿色信贷对我国重污染企业TFP产生显著负面影响。鉴于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特别是加强对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活动的融资支持,通过约束与激励相结合以更好地提升企业TFP。     

绿色信贷能够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吗——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利用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2年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尤其是抑制其过度投资问题;（2）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改变债务期限结构的方式加强对重污染企业的债权治理,缓解代理问题和迫使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在绿色信贷抑制重污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3）绿色信贷抑制重污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政策效果在国企与民企、是否存在两权分离的企业间存在异质性特征。本文的研究拓展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效应研究,为企业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能否改善企业漂绿行为

从数字赋能视角出发,分析数字化转型改善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并利用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改善企业漂绿行为,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缓解融资约束、驱动绿色转型路径改善企业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改善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重污染行业中更明显。     

绿色信贷政策会恶化会计信息质量吗？——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自《绿色信贷指引》实施以来，其政策效果备受关注，这一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刺激污染企业的机会主义心理，他们会通过进行盈余管理来追逐绿色信贷资金，从而导致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下降。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对重污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导致重污染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下降；同时，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两职合一的企业以及雇佣一般审计机构的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通过加重企业融资约束这一渠道，降低了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据此，只有加强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监管并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绿色信贷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绿色信贷政策、资源再配置与企业投融资行为

在当前绿色金融政策实践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本文以绿色信贷政策为切入点，构建了一个分析绿色信贷政策激励与约束双重机制的理论模型框架，并探讨了其微观影响机制。进一步地，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出台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从不同层面评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理论分析证明，在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中，单纯侧重于激励与约束机制两方面都存在局限性，只有二者协同发力，才能更好发挥政策效应。实证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显著提高了绿色企业的融资便利性，减少了“三高”企业融资行为；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敏感性更强，既获得了“赏”，也得到了“罚”。本文提出健全绿色信贷激励约束机制的政策设计和相关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的减污效应研究

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金融政策对“两高”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两高”企业主要污染物SO₂排放量显著下降;机制分析表明,融资约束程度的上升与绿色创新技术的提高是绿色信贷政策降低“两高”企业SO₂排放量的主要途径。此外,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会促进绿色信贷政策的减污效果。     

绿色信贷政策的绿色效果及影响机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例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整体上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从政策的动态效应上看抑制作用逐渐减弱,该政策促进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转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     

绿色信贷是否影响重污染企业的投融资行为？

在“十三五”供给侧改革和建设美丽中国的新时期,如何更好地推进绿色金融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并加大对环境友好型企业的金融支持,从而引导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正式实施为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首次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发现重污染企业的有息债务融资和长期负债均显著下降且高排放地区国有大型企业的降幅最大,同时,国有、大型重污染企业的新增投资显著减少,另外,重污染企业的债务成本显著上升且经营绩效大幅下滑,表明绿色信贷具有显著的融资惩罚效应和投资抑制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力推动绿色信贷、不断完善绿色融资、切实引导资金流向资源技术节约型和生态环境保护型产业,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儒家文化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

绿色并购是重污染企业响应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实施绿色转型的重要方式.本文基于2010-2018年重污染企业的并购数据研究儒家文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行为的影响,并考察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重污染企业受到儒家"天人合一""义利观"和"慎独内省"思想的影响越深,越倾向于进行绿色并购.机理检验发现,儒家文化潜移默化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管理者的绿色发展意识、社会责任意识以及环境自律意识,从而推动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并购和转型发展.进一步检验表明,儒家文化驱动下的绿色并购兼具环保效益和经济效益.本文从传统文化的视角丰富了绿色并购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为政府部门采取相应措施推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决策参考.     

绿色信贷政策提升了中国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北大核心

大力推进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政策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重要的助推器。本文以原银监会颁布《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3—2018年39个工业行业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中国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降低了重污染行业的绿色技术进步率,但显著提高了重污染行业的绿色效率,最终显著提高了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基于行业视角的中国经济实践证据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效果研究,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重要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两高”行业发展了吗？——基于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视角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政策研究对象，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两高”行业企业融资和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非“两高”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两高”企业的债务融资，尤其是中长期债务融资；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发挥激励约束作用，有效促进了“两高”企业创新，使得创新成果显著增加；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不同“两高”企业间存在差异，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评级较低企业形成更强的融资约束，对非国有企业、评级较高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促进作用。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环境治理

绿色金融是引导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作为我国重要的绿色金融工具，绿色信贷如何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以我国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政策的颁布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有利于重污染企业改善环境绩效，且这种效应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这种正向影响是通过促进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实现的，并非是缩减生产规模的结果。进一步对绿色信贷政策改善环境绩效的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发现，良好的环境绩效对企业提升经济绩效具有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企业合理选择环境战略提供了参考，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

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是实现其绿色转型的新渠道，以2016—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数据为基础,分析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效率，内生性和稳健性结果表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从作用机制看，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改善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提高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受到重点监控以及非国有、规模较大及反应型环境战略的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效率。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也为如何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提供了新的方向。     

绿色信贷政策能否促进绿色企业发展?——基于风险承担的视角

绿色信贷政策是否可以提高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对于经济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以2012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显著提高了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强化企业绿色实质性创新激励和提高银行信贷供给意愿是绿色信贷政策影响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增进效应在低现金水平、小规模企业和高市场化行业的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地区创新氛围和市场发展活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增进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表现为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地区创新氛围的增强和市场出清的加速，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激励效应将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为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的政策框架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     

绿色信贷政策、融资约束与高污染企业估值

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估值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的价值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且融资约束、研发投入以及每股股利在其中发挥了调节效应。上述结果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国有高污染企业和低现金流量企业的样本中，政策影响的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由于融资替代的存在，绿色信贷政策的执行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将有所削弱。因此，必须重视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估值的负面影响，从而为高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绿色金融助推企业转型升级成效研究——基于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了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同时将企业分为重污染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比较不同性质企业面对绿色金融政策时的不同表现。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金融政策整体有效,以抑制为主的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类企业的政策效果更明显,而“有保有压”的绿色金融政策对非重污染类企业的政策效果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