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测度及路径分析

推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升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利用2003—2020年中国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随机前沿全赋能效应模型,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分析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赋能效应,这种效应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条路径实现,其中,通过技术进步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作用路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合理化、高级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较大,而赋能技术效率的效应相对较小;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着力发挥数字经济对技术进步赋能作用,使得数字经济深度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更为明显;数字经济对南方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更为显著。为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和A股314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当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增加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新企业、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影响更大;这一影响结果在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更为显著。这为发挥数字经济的微观激励效应进而促进宏观经济“提质增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智慧城市建设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基于“赋能”和信贷配给的视角

在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智慧城市为实体经济赋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为落脚点，运用多期DID方法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降低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量”上缓解样本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在“质”上提高企业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此外，智慧城市建设对规模较大企业、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基于此，中国应从加速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相关配套政策三个方面提升智慧城市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分析师乐观偏差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一直是经济增长领域的重要课题。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中介，其乐观偏差行为可能会通过高估企业收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行为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亦可能通过压力效应提升管理层的职业忧虑进而阻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本文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分析师乐观偏差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分析师关注程度的基础上，分析师乐观偏差的提升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说明分析师乐观偏差对管理层产生业绩压力的作用较大。本文为理解分析师乐观偏差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推进市场监管规范化、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国资授权经营改革、融资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定提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内涵,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以2009～2021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期DID方法探讨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改革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政策效应与内在机制。实证研究表明,国资授权经营改革能显著提升所出资国企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国资授权经营改革主要通过缓解国企面临的融资约束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资授权经营改革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仅存在于地方国企和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的国企中。本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及国资授权经营改革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也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要素价格扭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运用熵值法测算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基于Tobit回归探析要素价格扭曲、技术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呈上升趋势；要素价格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抑制作用，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且均存在滞后效应；技术创新水平有助于缓解要素价格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东部地区要素价格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抑制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技术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正向促进作用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据此，应优化顶层设计，双轮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来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运用2014—2019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低资源禀赋城市、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以及智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抑制高资源禀赋、高数字经济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对非智慧城市的作用则不明显。因此，应基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深度挖掘数字经济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同时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培育壮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     

营商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提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企业创新发展,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深入探寻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采用2016—2018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与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匹配,探究中国城市营商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城市营商环境指数划分为营商硬环境指数与营商软环境指数,依次论证分指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核心解释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验证城市营商环境、营商硬环境及营商软环境的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显著促进作用。在影响机制分析方面,探讨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推动市场化进程、推进法治化发展和提升经济开放度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机制。基于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企业所有制结构、行业类别、所属区域以及城市规模的差异对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最低工资与全要素生产率：机制讨论与经验证据

最低工资标准逐年上调导致企业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其对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争议。将2012—2019年全国405个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和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匹配,从要素替代和技术替代效应两个视角探讨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调会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最低工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挤出效应表现为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企业挤出效应更强,中部地区的挤出效应强于东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通过要素替代和技术替代来改变生产效率。研究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制造业产融结合、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深度融合,有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2009—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产融结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与控制组相比,产融结合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研究表明,相对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产融结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产融结合增强企业投资对投资机会的敏感性程度,由此促进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这表明产融结合通过资本配置效率驱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结论为推动中国产融结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多元化经营、连锁股东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减少非理性的多元化扩张行为是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多元化经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考察连锁股东所施加的调节效应及三者间关系的异质性结果。研究结果显示：多元化经营会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体现为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连锁股东能够发挥监督效应与信息效应，从而缓解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多元化经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在不同分位点上存在一定差异：随着全要素生产率分位点的提高，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越发显著，连锁股东的监督效应和信息效应也更为凸显。此外，当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以及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较高时，多元化经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无明显影响；反之，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及连锁股东的调节效应显著。本研究为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重新审视多元化经营折损理论提供了新的数据支撑，也为全面认识连锁股东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科技人才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了吗？——基于科技人才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的实证检验

本文提出基于就业人员学历与学科背景的科技人才资本估算方法,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科技人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并由此揭示科技人才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研究表明：中国科技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但仍面临在人力资本中占比偏低以及区域非均衡配置等问题。科技人才是人力资本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快前沿技术追赶速度来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最主要的发力者,特别是在赶超技术前沿中作用尤为关键。同时,中国科技人才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总体较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能仍有待释放。     

电网企业多边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应用与优化研究

作为衡量企业综合效益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很多电网企业用于测算生产率与整体经营管理效率的重要指标。省级供电公司作为各省域的供电经营管理主体，其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化对于提升供电效率、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基于此，本研究以国网江苏电力为研究对象，将MTFP模型应用于测算其全要素生产率，以辅助提出通过MTFP数据变化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升自身生产技术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政策建议。     

资本市场扭曲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规模和技术视角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城市相关数据,利用生产函数法和随机前沿估计法测算资本市场扭曲,并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从规模和技术视角切入,实证分析了资本市场扭曲对城市规模效率、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扭曲增加对规模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对技术效率和全要生产率具有负向影响。反事实分析结果显示,当消除资本市场扭曲后,从全国层面看,规模效率平均下降0.54%,技术效率平均上升4.25%,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上升1.54%。     

交通可达性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探究交通可达性提升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7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Meta-RDM模型测度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将其作为衡量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并采用SARAR模型验证了可达性提升对不同层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差异。研究发现：城市间交通可达性提升会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作用路径不同；可达性对普通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通过提升产业集聚及产业结构水平，进而提升技术进步来实现的；可达性对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通过促进资本要素及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和配置进而提升技术效率值来实现的。另外，财政支出占比指标会显著影响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利于普通城市的技术效率提升，不利于中心城市的技术进步。在交通可达性提升的背景下，不同层级城市应有不同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策略。     

增值税税率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供应链体系构建视角的分析

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了阻力,为此我们亟需构建高效率的供应链体系.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增值税税率改革政策,本文具体探讨这些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中介路径.研究发现,第一,增值税税率改革政策的实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正面效应.第二,增值税税率改革能助力供应链体系构建并由此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体体现为提高了供应链效率、增强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这两条中介路径.第三,当客户或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企业的内部积累能力较差、面临较高的外部融资约束时,增值税税率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本研究不仅拓展了增值税税率改革在微观企业层面的政策效果以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文献,而且为我国探寻进一步优化增值税税制结构的合理方案,以提升供应链效率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达成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提供了理论支撑.     

我国货物运输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提升降级增长效率的有效途径和显著标志。在我国货物运输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背景下,要实现我国货物运输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提升我国货物运输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将从我国货物运输业出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简要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助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理论与路径——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当前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成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机制检验及异质性检验等方法 ,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与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其中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发挥中介作用;对不同所有权的企业而言,进行数字化转型均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效果更强;相对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成熟期企业中二者作用效果更强。因此,企业应加快数字技术在各环节的应用,激发数字化转型积极效应;提升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实施有差异化的转型战略;政府应发挥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优化数字化转型外部环境。     

进口贸易、竞争效应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通过对国家宏观经济数据分析,发现进口竞争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之间具有正向关系;国内竞争虽然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进口竞争在国内竞争程度较低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升效应较大,说明我国培育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仍然是一个漫长过程。     

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基于2003—2014年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测算了微观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通过设置企业要素密集度作为门限变量，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要素密集度是决定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率效应”作用机制的关键因素，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更易从参与全球价值链中获得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未显著改善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中国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而获取的开放红利更显著地体现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借助技术外溢和学习效应机制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观点。因此，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特别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化，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对于从企业微观层面落实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