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空间效应与政策效应研究

采用京津冀181个区域单元2000年和2014年人均GDP数据分析其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并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估计其空间效应与政策效应，结果表明：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存在，且南北差异大于东西差异；“俱乐部”式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富人俱乐部”效应与“穷人俱乐部”效应同时存在；地理位置、期初发展水平和空间相关性对区域单元经济增长具有直接影响，而政策效应表现出异质性，2014年之前的区域政策对京、津两地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一定程度阻碍了河北的经济增长。全面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是重点，尤其应细化河北的区域发展政策；要强化滨海经济带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冀中南的集中连片慢速增长地区快速发展。     

京津冀县域综合交通可达性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

以京津冀150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构建综合交通可达性和区域经济评价模型,借助耦合协调度测度方法,探讨交通可达性与区域经济的交互作用,以期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借鉴。结果显示:京津冀县域交通可达性形成以京津石为中心的高值区域,基本向山区、南部平原递减;县域经济水平地区差异较大,京津唐廊地区县域经济水平较高,燕山—太行山区、冀中南平原县域经济水平较低;交通可达性与区域经济具有高度耦合特征,协调度差异较大,形成高度耦合–高度协调、中度协调、勉强协调、轻度失调、中度失调等5种耦合协调类型,74%的县域单元属于高度耦合–轻度、中度失调类型,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京津唐廊和石家庄等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区域。     

基于GIS的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空间聚散形态演变研究

论文在系统收集1995年—2015年京津冀13个城市经济发展数据基础上,利用熵值法测算13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并在GIS技术支持下,从城市群经济空间集聚度演变、趋势面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三个层面系统探讨了京津冀城市群1995年—2015年经济空间聚散形态演变过程及规律。研究结果表明:20年间,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空间格局形态有从分散到集中再到分散的转化过程;20年间,城市群经济空间未形成空间连绵的稳定态势,北京和天津一直是区域的"两极",呈现"孤岛"形态;石家庄有望成为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但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转型期中国省域休闲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质量关系

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以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单元,对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省域休闲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质量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级区域休闲经济发展伴随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过程,城镇化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并呈现局域集群趋势;休闲经济发展各影响因素对省域城镇化质量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各因素影响系数存在差异性;此外,邻近省域休闲经济发展对城镇化质量的提高表现为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关联效应,并且其空间异质性特征明显。因此,应结合中国当前不同地区休闲经济发展现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考虑空间作用机制,提出多样化的休闲经济发展模式,合理、有效推动城镇化以质量为导向健康发展。     

广东经济空间结构演变及优化

研究区域经济差异是制定区域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而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区域经济差异在空间的重要反映，同时也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以人均GDP作为测度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特征的变量指标，从区域经济空间集聚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时空格局和经济增长空间格局3个方面分析广东省经济空间结构演化趋势及其形成的原因，并由此提出了优化广东经济空间结构的措施。     

环境约束下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分析

通过构建兼顾污染排放和环境治理的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绿色指数RGI,测算了各省的相对绿色GDP,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1998～2009年考虑环境因素的中国30个省市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存在非常强的空间依赖,表现出东高西低的两极分布空间集聚格局。政府环境管制、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考虑环境因素的省域经济增长起到了稳定的推动作用,间接促进了空间集群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所有制结构中的国有成分和对外经济发展对环境约束下集聚区域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而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京津冀地区空间经济差异分析

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可以对京津冀地区的空间经济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从空间差异逐步转向空间集聚。京津冀地区经济水平高值以京津两市为中心,逐渐集中。与此同时,空间集聚越来越显著。北京的空间经济类型发生重大改变,由HL型空间分布地带转变为显著的HH型空间分布,形成以北京、天津、唐山为中心的主要增长极;河北省石家庄市经济优势减弱;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的空间分布变化不显著。因此,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构建产业转移的合理机制,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实现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再集聚和分散。     

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的物流业集聚及影响因素——中国31个省市的经验证据

首先利用区位熵理论分析了我国31个省市物流产业集聚状况,然后将区域空间相关性纳入到物流产业集聚影响因素分析模型中,并利用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物流产业集聚在省域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物流业集聚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程度在初期对物流业集聚有显著负效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负效应逐渐减弱;FDI对物流业集聚的作用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市场化进程对物流业集聚存在负向影响;基础设施水平对物流业集聚影响不显著。     

人力资本集聚、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消费”协同升级

基于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将人才、数据等新型创新要素与供需两端循环升级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定性分析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消费”协同升级的单一效应、交互效应及异质性影响，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均能显著推动本地区“产业—消费”的协同升级，且人力资本集聚正向溢出效应明显，而数字经济的辐射作用却表现出空间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产业—消费”协同升级的过程中存在协同互补效应，但“虹吸效应”和“数字鸿沟”的存在，导致要素空间配置失衡，减弱甚至抵消了这种作用。     

中国省域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测度与时空格局演变

根据测度指标的可量化性、科学性原则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权威性原则，利用文献研究法和专家调查法构建文化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然后运用熵值法测算中国31个省份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并作比较分析，并利用空间聚类分析方法对各省份文化产业竞争力差异进行分析，运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揭示全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的空间相关性和时空格局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全国范围内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有较大差异，总体上呈现由东向西下降态势，东南沿海地区是文化产业强省份的集聚地；全国文化产业竞争力在整体上呈现出空间自相关性，即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效应；全国文化产业空间格局发生一定程度的演变，东南沿海的文化产业强省份具有溢出效应，一定程度上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其他区域格局相对稳定；冷-热点区域的空间分布呈现热点值由东部向西部递减的趋势，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有一定热化作用。     

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非线性关系、创新效率路径与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

产业协同集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然而,现有文献对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不够深入,关于两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经验分析尚未达成共识,实证检验中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方法也有待改进。本文认为：产业协同集聚会产生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要素共享、知识溢出等正外部性,进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过度集聚产生的拥塞效应和竞争效应也会有损经济发展质量,因而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倒U型非线性关系,并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要素禀赋的不同而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同时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如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产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创新效率的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采用2004—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稳定性、福利改善和收入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等5个维度评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协同集聚总体上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表现出“东部地区显著促进、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具有到U型关系”的区域异质性和“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低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影响不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地区创新效率对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中介效应,但样本期间产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不显著;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并在其创新效率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在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区域和行业异质性,并探究了创新效率的中介机制和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深化和拓展了相关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应重视产业协同集聚的合理边界,重点支持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并提升产业协同集聚质量,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及其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匹配性,进而通过因地制宜的适度产业协同集聚有效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以福建省为例

建设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成为当前各城市提振夜间经济的重要抓手。文章筛选出福建省90个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采用地理集中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整体呈现出"东多西少、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分布特征,主要分布在城市的中心区域和著名旅游景区的周边,"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明显。从区域层面看,闽南地区的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数量最多,呈现出集中性。社会发展水平是影响福建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布局的核心影响因素,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是重要影响因素,而文化环境和交通条件则是一般影响因素。     

县域棉花生产格局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综合采用空间集中和集聚分析方法,对1978—2011年中国县域棉花生产格局时空演变展开分析,发现中国棉花生产的空间集中程度经历了降低、平稳和上升三个阶段,整体上空间差异变大,地理重心持续向西北方向转移。棉花生产整体上高度集聚,局部呈现出黄淮海和长江中下游流域高值集聚区由片状缩减成斑块状,西北棉区逐渐形成大片区高值集聚区的变动特征。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对1981、1991、2001和2011年生产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劳动力投入,农业机械和化肥的使用对棉花生产具有正向的影响,其中技术进步影响最大;地膜、农药的作用下降,农药在后两年显现出负向影响,灌溉的影响不突出;消费市场和劳动力的非农化在县域尺度上对棉花生产格局无显著影响     

南方稻作区化肥施用强度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南方稻作区2001-2018年设区市面板数据,探讨了南方稻作区化肥施用强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南方稻作区化肥施用强度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在时间上,南方稻作区化肥施用强度处于先波动上升再波动下降趋势.在空间上,该区域化肥施用强度空间集聚效应明显,沿海地区大部分表现为"高-高"集聚特征,内陆地区大部分表现为"低-低"集聚特征,沿海地区化肥施用强度总体高于内陆地区,化肥施用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和时间滞后性.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人均耕地面积、农业种植结构、农业技术进步是影响化肥施用强度的重要驱动因素.     

基于县域单元的山东省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差异及其机制

山东省县域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强度不断增大;从空间特征上看,各县域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强度从静态和动态上均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性,将山东91个县域划分为强响应型、较强响应型、中等响应型、较弱响应型和弱响应型5种区域类型,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开发强度是影响山东省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差异的主要因素.     

创新要素空间集聚与区域创新产出:不同城市群的对比检验

前沿研究主要关注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却普遍忽视创新要素集聚空间演化趋势,以及对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效应和作用范围检验。文章利用2006—2017年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创新要素集聚空间演化趋势,检验创新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及空间作用范围。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创新要素主要集聚在直辖市和部分省会城市,并逐渐形成以城市群为区域范围的集聚趋势,但创新人员集聚范围明显超过创新资本集聚范围。第二,创新资本和创新人员集聚有助于本地和关联地区创新产出水平的提升,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作用较明显;第三,不同城市群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作用特征差异显著,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人员集聚的最强作用范围为200千米、150千米和175千米,成渝城市群在125千米范围内作用明显;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资本集聚空间效应在125千米和100千米范围内作用突出。第四,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要素集聚有助于提升本地创新质量,且创新人员集聚有利于提高关联地区创新质量,长三角城市群作用程度最大。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要素集聚对本地协同创新作用较大,创新人员集聚对协同创新的空间效应在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较强。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与演化 ——基于2013—2019年经验数据分析

在利用Critic客观权重赋权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探索性空间统计方法,分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研究发现:2013—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DE指数逐年上升,东中西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变化趋势,全国30个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从高到低可以划分为四个梯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集聚特征.因此,要基于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基础,采取差异化战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空间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促进数字经济均衡化发展,提升我国数字经济整体水平.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和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相关性;动态模型、静态模型在地理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下均表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但动态模型在经济距离矩阵下则具有显著负向溢出效应;短期内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不同而有所不同;三大经济区域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与直接效应大体一致,东、西部地区长期内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中部地区呈现负向抑制效应。应利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短期正向效应,发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创新优势,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均衡发展,以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生态。     

中国城市金融集聚的演进趋势与影响因素:区域异质性视角

基于2003年～ 2013年中国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考察了金融服务业的集聚程度与变动趋势,以及金融集聚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金融服务业的基尼系数和空间基尼系数逐年上升,出现了向核心城市集聚的趋势,但集聚程度仍然低于其他生产性服务业;本地市场效应在金融业重新定位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市场化条件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东部地区的金融服务业出现了向经济发展较好、信息基础设施完善的区域定位的态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业主要在区域行政中心集聚.     

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构

建国以来,江苏省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先后实施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区域共同发展、促进苏北大发展、沿江开发等五个战略。现在,江苏省已具备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条件,可以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启动内力”与“借助外力”并拳,推进省域经济的联动和产业发展的互动,构筑生产要素集聚的载体和平台,逐步形成“产业布局一体化、企业配置一体化、要素市场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环境保护一体化、经济运行机制一体化、社会信息一体化、城乡建设一体化、指标考核一体化”的省域经济空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