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根据新新贸易理论,应用Hummels和Klenow(2005)的二元边际分解方法考察了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情况,得出近年来文化产品出口的增长主要依赖于集约边际,而扩展边际的贡献率低。进一步将集约边际分解为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研究结果显示,价格边际与数量边际对文化产品出口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反映了我国文化产品已从传统产品的"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在各类文化产品中,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特色和劳动力优势相结合的视觉艺术和手工艺品对文化产品出口的贡献最大,而具备我国文化特色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对出口的贡献率最低,最能代表国家软实力的书籍和报刊虽然对出口贡献有一定提升,但总体数量过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较低。     

基于企业视角的中国出口贸易二元边际再测算

区别于以往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作者借鉴Bernard方法从企业层面对中国出口贸易二元边际分解,并将扩展边际分解为企业数量、产品种类和贸易密度三个部分。根据分解结果,集约边际对中国出口贸易贡献最大,而扩展边际中,企业数量的贡献要显著高于产品种类,这就为提高出口扩展边际提供了新途径。在对企业数量的进一步分析中,新出口企业的存活率非常低,只有近20%的企业能够存活六年以上。对比分析新出口企业对出口企业数量和出口额的贡献,发现新出口企业对出口企业数量的贡献基本维持在60%以上,而其对我国出口贸易出口额的贡献仅维持在25%左右的水平,这就说明我国新出口企业出口规模都比较小。     

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CEPII-BACI-HS1992微观贸易数据库并运用修正的H-K分解方法,对1995年～2015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结果表明:无论是从“一带一路”地区整体还是分产品、区域、国家来看,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增长均主要依靠集约边际的带动实现.产品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扩展边际绝对水平基本处于高位且增幅非常有限;区域层面,除东南亚地区外,中国与其他子区域的出口扩展边际均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国家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二元边际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对半数国家的出口增长仍来自集约边际的带动.经济规模、固定贸易成本、可变贸易成本、多边阻力和生产率等是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口二元边际的重要因素.我国应改变现行高度依赖集约边际带动的贸易发展模式,进一步提升扩展边际在出口增长中的贡献率,推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种类、价格和数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CEPII BACI 1995~2010年中国对世界各国进口的HS6分位贸易数据,采用贸易引力模型来估计出口目的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的三元边际的影响。三元边际即中国出口的种类——出口的广延边际,以及出口的数量——出口的集约边际的影响,然后将出口的集约边际又分解为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由于中国出口存在很多零贸易值,同时采用Tobit模型处理了零贸易值以及采用工具变量处理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出口目的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提高中国出口的产品种类,减少中国出口的产品数量,对价格指数的影响为负。     

国际移民网络与贸易二元边际:来自中国的证据

国际移民网络对于贸易的影响问题近年来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不过目前尚未发现有文献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框架下研究国际移民网络与贸易二元边际的关系。本文首先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为基础,分析了国际移民网络影响企业出口集约边际、扩展边际及二元边际比率的理论机制;然后,以中国2000~2013年对34个OECD国家的出口及移民数据为基础,运用贸易引力模型,检验国际移民网络与贸易二元边际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移民流量与集约边际的出口显著成反向关系,对扩展边际出口的影响不显著;移民存量对集约边际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扩展边际出口的影响同样不显著;移民流量对于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比率没有显著影响,而移民存量则对二元边际比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了出口?——基于中国高技术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基于以关税衡量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研究国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参与出口市场、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促进了高技术企业参与出口以及出口扩展边际的提升,但对出口集约边际起到抑制作用.异质性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科技创新型企业、外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加工贸易企业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更大,对科技创新型企业、外资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集约边际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此外,进一步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企业和非高技术企业出口的差异性影响以及内在影响机制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中国应积极建立自由贸易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继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推动全球经贸环境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     

中国水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影响因素分析

从"新新贸易理论"视角出发,利用2000—2010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各类因素在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固定成本既不利于集约边际也不利于扩展边际的扩张,可变成本的上升仅对集约边际产生影响,市场规模则有利于中国水产品出口集约边际.另外,进口程序复杂化、汇率制度改革和出口目的地非关税壁垒措施的采取对中国水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各组成部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汇率带来的影响则较弱.     

收入水平影响了出口产品质量吗？

通过构建消费者离散选择嵌套偏好模型对收入水平与出口产品质量、出口国规模进行理论分析,将贸易分解为广延和集约边际,同时将集约边际分解为价格、数量和质量变化三部分,利用2008—2012年中国的进口及伙伴国产品层次数据,检验出口国收入、规模等因素与出口产品质量、价格和数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贸易集约边际是出口扩张的主要因素,相对富裕国家出口更多高质量产品,产品质量与出口国收入呈正向相关,相对富裕出口国通过调整产品质量以相对稳定的价格出口产品,而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则更多地通过价格调整来实现出口扩张。     

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增长：模式、因素、潜力——基于美国、日本、欧盟、韩国、中国香港市场的研究

本文运用三元分解法、修正的CMS模型及贸易竞争力CTG指数对目标市场1995-2012年的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了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模式、因素和潜力。研究表明：在目标市场上不同时期、不同产品出口增长模式有一定差别;出口增长因素对于出口整体和代表性产品也存在差异,需要结合产品自身特征开拓市场;出口产品的贸易潜力除个别产品、市场外,基本保持较大潜力,竞争力较强。研究结果揭示了现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增长模式存在一定的调整空间,今后可以结合不同产品、不同市场出口增长因素和贸易潜力的特征适当地调整相关政策以达到最优效果。     

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互补性及潜力分析——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采用显示性比较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测算了2005~2017年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45个国家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互补性,并在此基础上应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计算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制造业产品出口效率、潜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产品对不同区域国家的出口互补性存在差异,且中国的化学制品不具有互补性优势;其次,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制造业产品出口效率表现出"整体差、波动小"的特征;就出口潜力而言,重要区将是今后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重点突破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以及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是影响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最重要因素,而不同的制度环境开放度所产生的影响作用不同。     

出口退税、贸易方式与企业出口行为

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若出口退税率降低,出口市场中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的企业数量和出口数量均会较少,而且一般贸易减少得更多。将2004年1月1日我国下调部分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这一事件作为外生政策冲击,使用倍差法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降低出口退税率显著地减少了产品的出口数量,这种抑制作用对一般贸易影响更大,而对进料加工贸易和来料加工贸易的影响较小;出口退税对出口的调控作用主要通过对一般贸易集约边际的影响来实现;降低出口退税率对私营企业、贸易中间商以及低效率企业一般贸易的影响更加明显;降低出口退税率将使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出口金额下降。应有步骤、合理地确定出口退税的产品范围和退税率,对不同贸易方式的企业采取不同的退税政策,并实施更加中性的出口退税政策。     

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因素分析——基于VAR模型

先取2007年01月到2010年05月的样本数据区间,基于VAR模型的基础之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影响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农产品价格对本身的波动冲击和贡献率最大,其次就是通货膨胀,而货币供给量和农产品出口却对农产品价格波动贡献不大.     

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波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MS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亚五国是我国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与中亚五国积极开展农产品贸易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根据UN CONMTRAEDE相关数据,通过构建恒定市场份额(CMS)模型对2005-2019年的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额进行测算,分析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在2005-2019年期间,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由结构效应转变为竞争效应.提升中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是在满足内需的前提下,保持对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优势的最主要因素.四类农产品的CMS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第一类农产品(动物及其产品)出口波动的影响因素由中亚五国进口需求和产品结构过渡到竞争力;第二类农产品(植物及其产品)、第三类农产品(动植物油脂)和第四类农产品(饮料、烟、酒、醋、烟草等加工制品)的CMS模型分解中结构效应的贡献率最高,中亚五国进口需求和产品结构是这三类农产品出口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根据分析结果给出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理论及来自中国与其贸易伙伴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纳入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首先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1995~2014年中国对全球贸易伙伴的出口贸易数据,将中国的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并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扩展边际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但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则不确定。上述发现在替换计量回归方法以及划分子样本估计等情形下均是稳健的。本文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于:一方面,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另一方面,则为思考如何应对内部的不确定性风险以确保对外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这一议题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中日双边贸易前景预测

利用2014—2018年HS-6分位贸易数据,计算中日双边出口二元边际,实证研究关税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以此预测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框架下的中日双边贸易前景。研究结论如下：一是中日双边贸易增长均主要依靠广延边际扩张,但2016年后双边出口二元边际及比重波动下降;二是以关税优惠为代表的中日韩FTA对中日双边出口均有利,将提升中国出口集约边际即贸易规模与扩大日本出口广延边际即贸易产品种类,且对日本出口更为有利;三是FTA对中日制造业双边出口的影响与总体一致,补偿式技术创新机制在中国制造业中较为明显;四是FTA对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对日本出口均有集约边际的贸易效应,其中将给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带来巨大潜力,对日本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中国出口有广延边际的贸易效应,对日本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有负向冲击。     

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可能产生积极影响。在理论分析和基本事实描述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等9个国家的平衡面板数据,考察了一国出口企业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扩张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内,出口企业集约边际的扩张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而出口企业扩展边际对产业结构变动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这说明,积极推动现有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有利于贸易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提高企业生产率对于维持出口贸易的平稳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规避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出口贸易三元边际分析

基于出口贸易的三元边际框架,运用1995-2012年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及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了Poisson回归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995-2012年间,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出口数量增长最为迅速,出口广度增长较为缓慢,出口价格增长几乎为零,表明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增长是一种以数量扩张、低价竞争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出口广度、出口数量的增长会促进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的增加,而出口价格的增长会抑制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数量,不合理的出口贸易结构是美国频繁对华反倾销的直接诱因。     

出口质量影响了出口波动吗——金融危机时期的经验证据

已有文献在研究出口质量的经济效应时,主要关注"中国贸易增长之谜",对危机冲击时的贸易波动重视不足。利用2006-2011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金融危机期间出口质量对出口波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危机期间企业出口质量对出口波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出口质量越高出口波动越小。需求侧收入效应和供给侧多样化效应作为较高的出口质量能够抑制出口波动的重要渠道,大约能够解释1/2的抑制作用。出口质量较高的企业通过高收入国家较高的消费比重、较低的需求波动和较低的市场集中度抑制了出口波动。但是,高技术行业的企业出口质量越高出口波动越大,金融危机期间该类产品较高的需求波动加剧了出口波动。此结论可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和"调结构、稳增长"的外贸战略提供理论与实证的支持。     

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再测算——基于不同生产要素密集型产品贸易的视角

本文利用1995~2011年中国产品出口SITC五位编码数据,测算了二元边际对中国不同生产要素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的贡献率。结果显示,所有类别产品的出口增长都主要是沿着集约边际实现的,并且对其越来越依赖。其中,集约边际贡献最大的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最小的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在此基础上,对各类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进口国经济规模越大,无论对于中国出口的现有产品和新产品都有更多的需求,但对于前者需求强度更大;同时,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各类出口产品都更趋向于单一化而不是多样化。     

贸易多样化和技术创新：出口波动的稳定器——贸易壁垒减弱出口波动的机制与中国经验

尽管遭受贸易壁垒不利于出口增长,但可以倒逼企业出口产品和市场的多样化发展,并促使出口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出口多样化和技术进步均有利于出口稳定,因而贸易壁垒的强化对出口波动可能具有负向影响。采用1998—2018年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4分位行业（ISIC）数据,以涉华贸易救济案件数量作为贸易壁垒的代理变量,分析发现：涉华贸易救济案件数量的增加对中国产品出口波动具有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对制造业和下游行业更为显著;对华贸易壁垒增加可以显著降低中国对进口中国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波动,而在进口中国产品多样化程度低的国家和地区没有显著影响;对于出口市场多样化程度较低的产品,贸易壁垒增加会增强出口波动,而对于出口市场多样化程度较高的产品,贸易壁垒增加会减弱出口波动;相比研发强度较低的行业,贸易壁垒增加对研发强度较高行业产品出口波动的弱化效应更强。面对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应实施多样化高质量发展策略,提升出口贸易多样化水平,并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进而增强出口稳定性,提高出口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