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创业对农村多维贫困的非线性动态影响——基于动态门限回归模型

民众创业不仅是农村减贫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当前各级政府部门积极鼓励的农民增收措施.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民众创业对农村多维贫困(收入、教育与医疗贫困)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民众创业对中国各省份的农村多维贫困存在显著的动态非线性影响效应.其中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低阶段,民众创业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削减作用较弱,甚至出现个别指标不显著.但突破门限值达到较高阶段后,民众创业对农村收入贫困、教育贫困的削减效应均显著增强.但在市场化程度的高区制,民众创业通过促进城镇医疗机构的发展,"挤出"农村医疗设施,加剧了农村医疗贫困.进一步发现生存型创业比机会型创业有更低门限值,且机会型创业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影响作用更突出.政府部门应采取政策引导、金融支持等多种措施鼓励民众创业,尤其是鼓励机会型创业,以发挥民众创业的减贫效应,这能较好地降低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并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1990年代以来湖北省贫困指数的测算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多维贫困视角

从多维角度来分析贫困和制定反贫困政策,对于湖北的减贫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等4个维度11个指标测算了湖北省贫困发生率,研究表明湖北省贫困家庭在受教育年限、医疗保险、健康状况、做饭燃料、卫生设施、饮用水指标上的贫困程度较高,并且高于收入贫困。另外,数据表明女性户主和男性户主家庭的贫困的差异不明显,城市多维贫困率较农村而言上升较快。建议湖北省反贫困重点应从关注收入转向教育和健康,并且不可忽视城市多维贫困问题。     

金融发展减缓了农村贫困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2004~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地区贫困的关系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通过金融机构农村信贷资金投放这一渠道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主要体现在较高金融发展水平的形成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拉动而有助于农村贫困减缓。但是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实证结果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对其农村地区贫困减缓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并不能减缓农村贫困,从而使得中国金融发展效应较大的地区差异在政策上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减贫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作用机理,基于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两阶段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与作用机理.结果 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减缓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2)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区域...     

县域视角下普惠金融减贫实证分析——基于安徽省60县域的数据

本文基于2008-2017年安徽省60县域的数据来探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考虑到空间异质性,根据地理划分将样本分为皖北、皖中、皖南三个地区分别构建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来研究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和减贫效应。研究表明:安徽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自南向北递减,普惠金融对于皖北地区有一定减贫效应,皖中和皖南地区的减贫效应却随着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反而下降,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差异性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对县域视角下普惠金融如何更好地缓解贫困程度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     

公共转移支付的城乡减贫效应差异分析——基于多维贫困视角

脱贫攻坚任务到了“要啃硬骨头”的阶段,作为传统减贫手段之一的公共转移支付还能否有效发挥城乡家庭多维贫困减缓效果成为了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文就财政支出中的公共转移支付能否减缓城乡家庭多维贫困状况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使用2010年至2016年间的四期CFPS数据,基于A-F双临界值法识别出城乡多维贫困家庭,控制了户主和家庭特征变量,以政府补助额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基于面板数据的Logit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公共转移支付能够通过增加家庭医疗、教育支出和现金存款的方式有效减缓农村家庭多维贫困,但是对于城市贫困家庭却不尽理想。为了减缓城乡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本文提出了增加公共转移支付额度、公共转移支付政策的实施重点应该偏向农村贫困家庭、增加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教育补助等对策,以更好地发挥公共转移支付的减贫作用。     

中国农村贫困识别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基于剥夺和需求的视角

2000年以来,我国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是农村致贫因素以及贫困表现形式都发生重大变化,对农村贫困的识别已经从静态收入需求单维向动态多维转变。运用Alkire和Foster关于多维贫困的分析框架,构建包括教育、健康、卫生条件、生活状况等7个指标的农村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选取6个年度CHNS面板样本数据,分别从剥夺视角和需求视角对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进行识别、追踪和分解。前者分析农村多维贫困情况,并对致贫因素进行甄选;由于目前收入仍然是衡量贫困的核心指标,所以后者从需求定义出发,对贫困人口的不同贫困程度进行研究,考察非收入贫困群体中存在的隐性贫困问题,依据分析结果得出相关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启示。     

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新疆南疆三地州是少数民族聚集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具有边境性、民族性、典型性等特征。采用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RHS）,从收入、生活水平、教育、健康4个维度测算该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及其空间分布,运用面板排序模型估计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对减贫的微观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多维贫困状况得到较好改善,且空间差异逐渐缩小;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均能有效较少多维贫困,其中社会资本积累的减贫效应最为显著;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在微观层面主要是通过农户的人力资本发挥减贫作用。应鼓励贫困农户通过积极参加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等方式积累社会资本及人力资本,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基层扶贫工作应抓落实、讲实效。     

中国城市贫困的多维测度及治理

通过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测度和比较,研究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创新性地从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四个维度,测度中国城市多维贫困,并进行相应分解。通过梳理当前的城市扶贫政策和总结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的特色,认为多维治理才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最终归宿。针对多维贫困的"内卷化"问题,提出在多维贫困测度的维度上应从收入、教育和生活条件四个维度进行测度和分析。     

贫困县与非贫困县金融缓贫路径及差异分析

探索金融缓贫路径、明确金融缓贫路径差异对总结扶贫经验、提高金融扶贫效率、推动金融扶贫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陕西省各县为样本,采取多维指标测度金融发展及贫困,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金融发展与县域减贫的关系,同时研究了贫困县与非贫困县金融缓贫路径机制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县域金融发展不仅可以直接缓解贫困,还可以通过推动经济发展、调节收入分配间接缓解贫困;县域金融发展的贫困缓解效应在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存在差异,其直接缓贫效应在非贫困县作用更强,在贫困县金融缓贫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贡献基本相当。     

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差异性与互补性

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深度赋能具有重要价值和广阔前景，为农村居民减贫增收注入了新动能。运用2011—2021年中国29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金融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服务效能，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比较微弱；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其增收效应远远大于传统金融，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其覆盖广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方面存在协同互补关系，传统金融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产生了正向调节效应；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居民收入效应具有非线性和阶段性特征，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阶梯式上升趋势。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弱化了门槛效应约束，增收效应相比传统金融具有绝对优势。因而应大力推动传统金融数字化转型，促进两种金融模式协调互动，以助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顺利实现。     

金融包容的减贫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数据，从贫困状态、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个角度测度农户贫困状况，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金融包容对农户贫困减缓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包容能够显著减缓农户贫困；分区域来看，金融包容减缓西部地区农户贫困的效应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进一步作用机制分析发现：金融包容可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教育人力资本提升来减缓贫困。     

我国农村贫困指数测度及政策减贫效应研究

提升农业政策减贫效应是"三农"问题中的主要内容。由于贫困线设定不同,导致不同年份贫困率指标不具可比性,这为分析农业政策减贫效应带来了困难。本文在对经济增长、分配结构和减贫间关系细致阐述的基础上,基于广义帕累托洛伦兹曲线模型,以及洛伦兹曲线与收入密度函数间的理论关系,构建了利用分组数据测算贫困指数的新模型,并使用统一的贫困线标准测度FGT贫困指数。实证检验显示,本文构造的贫困指数计算方法具有良好的性质,并发现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户贷款余额有利于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但由于贫困者在资源获得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导致贫困与非贫困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贫困群体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在不断扩大,而增加农村教育支出能够保证贫困群体更多受益。     

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测度方法及实践进展

Sen的可行能力理论从哲学高度来界定贫困概念,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单一学科,构建了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多维贫困理论是对发展贫困理论的发展和超越,同时,公理性条件的提炼则为多维贫困测度奠定了科学基础。满足公理性条件和易于操作是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开发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目前,Watts方法和A-F方法因其具有的良好性质而被广泛应用。各国在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上发展不平衡,处于多维贫困研究前沿的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也开展得较好,相反,印度、中国等贫困人口大国却相对滞后。应进一步深化多维贫困理论研究,继续开发和完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并积极展开以多维减贫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和减贫政策研究。     

基于贫困含义及测定的演进视角看我国的贫困

贫困研究大约有100多年的历史,贫困的含义及其测定也随着研究的深入及社会的发展发生了显著变化.对贫困含义和测定研究的深入,有助于推动减贫战略和措施选择.到目前为止,从贫困含义所反映的内容看,贫困可以概括为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基于贫困含义及其测定演进的视角,察看中国在贫困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旨在为金融需求者提供一个普惠性的产品服务,促使传统金融转向开放、包容、普惠的“人本主义”经营理念。根据金融深化理论的观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门槛效应、减贫效应、排除效应可以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201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31个省级区域的泰尔指数,并在此基础上使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由于数字普惠金融会在计量经济模型中出现内生性问题,用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得到一致可靠的计量结果。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实现益贫式增长?——基于中国流动劳动力的微观视角

解决相对贫困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相对贫困的关系有助于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红利。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相对贫困流动劳动力群体,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劳动力相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实现流动劳动力的相对益贫式增长,其核心机制是带动非农劳动密集型就业,也呈现出制造业收入提高及服务业就业扩大的行业差异。在“宽带中国”与城乡融合试点城市中,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分配改善效应更强,其对受教育程度高的农业与服务业中的年轻流动劳动力增收效应更明显。建议强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与非农产业深度融合,建立非农劳动力就业促进机制,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效能。     

互联网金融对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

农村金融发展滞后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破解农村金融发展中的一些固有矛盾是建立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关键. 自2013年以来,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为推进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也为破解农村金融难题、促进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途径.研究互联网金融对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要从困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矛盾入手,分析农村金融的体制性弊端,并着重从金融覆盖率、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与信用环境等角度分析互联网金融模式对解决农村金融固有问题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政策思路.     

中国农村减贫机制的区域差异——基于2000-2007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面板数据模型,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角度对2000-2007年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减贫差异进行的分析发现,东中西部各地区的整体经济及农村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贫困发生率的降低.同时,东中西部的农村金融发展均能使其区域内农村贫困状况得到有效改善.但是,整体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缓解作用仅在西部地区得到验证.因此,进一步深化各区域内经济体制改革,适当调整金融结构并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将有利于减少农村贫困,缩小区域差距.     

基础设施可获得性与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居民的多维贫困——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基于2013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选取四个维度9个贫困指标,运用自助法（bootstrap）考察了基础设施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和城乡差异,并对不同收入组的多维贫困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交通、卫生和生态基础设施均具有降低多维贫困的作用。（2）基础设施降低了农村住户的多维贫困,但是对城市住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不明确。（3）交通基础设施对降低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呈现周期变动的规律,卫生基础设施对降低多维贫困的贡献率逐渐变小,生态基础设施对降低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呈现倒“U”型。（4）社会不安全加剧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多维贫困状况。（5）卫生基础设施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对高收入组的影响却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