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投入的区域比较研究

R&D投入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也关系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以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为基础,选取R&D经费投入总量和投入结构以及R&D人力投入三大指标进行了区域科技投入现状比较,找出差异所在,以期在此研究基础上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GMM估计

利用2002—2011年我国31个省（市）的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和地区生产总值为样本组成面板数据,并将其按地域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通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亦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并且根据滞后期的不同,该差异也不尽相同。     

北京R&D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

随着科技投入的加大,R&D投入也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R&D投入不仅对所在区域科技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整个国家的科技与经济发展都具有推动作用。本文运用北京2001~2011年R&D经费投入与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变量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并根据不同结构建立了相应模型,揭示了北京R&D经费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我国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实证研究

基于1989-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设定了协整模型,分析了我国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在总体上,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区域间的差距较大,城市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排序依次为: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因此,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做好户籍制度改革,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提高城市化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消除地区经济差距。     

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趋势及特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地区经济的差异性也不断增长。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相关的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实施,使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趋势逐渐上升。总体而言,现在东部和沿海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发展缓慢,而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的提升。     

省际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基于2000-2011年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中的BCC模型,将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财政支出与区位条件作为投入要素,将城市化水平作为产出要素,测算各省区的城市化效率,并探讨其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西部的城市化效率较高,东部地区次高,中部地区城市化效率最低;我国各省份城市化的技术效率较低,而规模效率较高;城市化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向效应,其中东西部地区城市化效率对经济的拉动力较强,而中部地区相对较弱。因此,中国各省区应努力发挥城市化的集聚效应与辐射效应,通过提高城市化效率来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研究：1978～2005

本文运用Malmquist指数对1978~2005年中国省区、三大地区间经济增长源泉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要素投入和TFP对经济增长效应年际、省际变化比较大,要素投入的贡献高于TFP的贡献,但在不同的时期内,要素投入和TFP对经济增长效应不一;1990~1995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最高,而技术效率的贡献自1978年以来一直比较低;1978~2005年要素投入和TFP对三大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顺序都是东部、中部、西部,并且年际变化不大,技术进步的贡献高于技术效率的贡献,并且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     

从要素非均衡集聚视角看中部崛起动力机制的构建

一、我国中部经济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政府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较大的差异.2002年的全国各地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表明,我国以往东快西慢中部居中的经济增长基本格局已被打破,经济发展呈现出东部最快、西部居中、中部较慢的增长态势.2003年中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仍然低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且中部地区增长率的增长速度小于西部地区2.87个百分点.     

市场化程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乃至推动改革深入的重要力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全国还是各区域,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资本的投入;对劳动力数量的简单依赖,东西部正在下降,中部在上升。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总的说来有正的贡献,但却呈现出不同的区域特征,东部在增加,西部在降低,而中部的市场化程度对经济的贡献为负。因此通过政策的倾斜和资金的投入,使中西部市场主体处于与东部大体相同的起跑线,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R&D产业化对经济增长浅析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研发活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寻找新动力的所在。本文采用我国各省市R&D产业化指标体系,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R&D产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建立了关于经济增长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表明R&D产业化总体发展对各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存在差异。该模型能够较为准确的反映实际,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论中国区域经济的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政策面临着新一轮的政策调整。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谋划区域发展新棋局,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成为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点在于:要始终把西部大开发放在区域发展的优先位置,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同时积极推动东部地区转型升级。未来,资源丰富、城镇化潜力巨大的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将接力东部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中坚力量,也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今年以来，在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和国内严重自然灾害的冲击下，我国不断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积极推进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地区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地区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增强．据调查，今年上半年，我国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增速均超过了东部地区，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增速一直居各大区域之首的局面。     

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信息红利还是数字鸿沟

基于2013—2018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对各区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测算结果，用系统GMM方法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对东、中、西部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区域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发展最好，中部次之，西部较为落后。而在时间维度上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整体呈现出“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与整体表现一致，都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而对中部地区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利用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针对性建议。     

教育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基于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比较

政府对教育资源的配置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不同数量和质量的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同。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方面存在显著差别。为深入考察教育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将教育人力资本结构分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教育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其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因此,为发挥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提高公共教育支出预算,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     

财政支出结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

综合运用传统总体差异分析及空间自相关指数对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水平进行测度,引入核心-边缘模型对各区域不同财政收支结构对区域经济关系的影响进行逻辑推理与演绎,并利用VAR模型就财政支出结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东部地区保障性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要大于生产性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而且东部地区的财政支出规模越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差距会越大;中部地区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发展无显著影响;西部和东北地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相对较强,政府应根据本辖区的自身情况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民间投资运行特征及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基于区域差异视角

本文基于1995—2012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国民间投资的发展状况、动态变化特征及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从总体情况看,东部民间投资总量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但中、西部的平均增长速度高于东部;东、中、西部民间投资的动能均呈不断上升趋势,但势能均有所波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是正效应,西部地区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弹性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于专利数据的技术发展状况及区域影响分析

本文使用人工智能专利统计量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以2010—2019年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分析样本，就人工智能技术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经济差距、经济关联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人工智能技术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持续、稳健的促进作用，技术进步对东部、中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2)人工智能技术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各分支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分布呈现同构化特征，技术发展方向与区域比较优势之间存在错配，阻碍了西部地区分享技术红利；(3)人工智能缩小了中部城市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经济差距，但扩大了西部城市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4)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难以通过经济水平相近、产业结构相似、地理位置邻近等条件传导至邻近区域，技术进步尚未对区域经济关联产生显著影响。为引导中国人工智能技术长期健康发展、实现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未来应加强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优化人工智能产业区域布局、重点提升西部地区技术水平和区域承接能力。     

网络经济环境下的西部经济发展研究

近十年来我国网络经济得到了蓬勃高速发展,但西部地区的网络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本文用网络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等理论,分析西部地区发展网络经济的区位条件、布局以及挑战与机遇,提出利用西部中心城市发展优势带动与辐射整个西部地区,促进西部地区网络经济发展,并提出了发展西部发展网络经济的几条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

数字经济的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运用TOPSIS熵权法,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能力与数字普惠金融三个层面测度2010年至2020年我国31个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采用描述性统计与核密度估计方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分指数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最大,数字创新能力指数最小。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差异较小。最后从加强省市间的合作、政府的宏观调控等角度为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区域R&D资源分布比较及变动趋势分析

文章应用统计分析方法,按东、中、西部地区划分,对我国不同区域的R&D经费总量和R&D经费投入强度进行统计分析,以探讨我国不同区域R&D资源分布及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