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近代苏中市镇的发展

张謇奠定了苏中市镇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基础,建成一批工业、港口和盐垦等市镇,大大推动了苏中市镇现代化进程。张謇为市镇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即以发展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农业促进市镇的产生和发展,带动传统市镇向近代市镇转型。     

论近代四川盐业资本

四川井盐业由于在生产和销售方面的特殊性,在近代未直接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扼杀而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十九世纪下半叶,盐业资本的积累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具备了工场手工业的基本要素,并接近大工厂工业发展阶段.与此同时,盐业资本也受到严重的历史局限,使它在前进的道路上障碍重重,极不顺利,但它在十九世纪末也开始向近代机器工业迈进,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既有机器生产,又有大量手工劳动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这一特殊的历史进程,有别于近代大多数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史实,实际上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断:“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张之洞与近代农业职业技术教育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有识之士开始用世界的眼光反思中国的一切,包括传统的农业。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发展近代农业教育、兴办农务学堂的思想,其亲身实践的措施与效果为今天的职业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再论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商品生产

商品生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就其历史形态而言,可大别为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我们在《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商品生产》①一文中,曾着重探讨了近代闽江上游山区商品生产在量上的扩展以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状况.本文则拟集中探讨近代该地区小商品生产的发展状况,剖析其组织形式,生产水平及与商业资本的关系等.以期对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商品生产有一个较全面、深入的把握.     

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嬗变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近代性嬗变,中国的企业制度也发生了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公司制度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从而开启了企业制度嬗变之路。但是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嬗变始终没有摆脱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模式,在官僚资本集结和垄断国家财富的同时,民间资本的发展却受到遏制,而且民间企业的家族式企业组织模式也阻碍了企业的制度化进程,导致中国近代企业无法向具有更长远生命力和更合理制度规范的方向发展,凸现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     

近代中外合办企业管理权问题浅论

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中国的直接投资,除建立大量外国独资企业外,也和中国合办了一定数量的企业。近代中外合办企业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资本—帝国主义企图借中外合办,强化对中国内地的资本(特别是产业资本)输出,控制中国铁路、矿山,同时也是由于近代中国政府为维护其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与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地的侵略取得妥协,并企图借此对其侵略做一定的限制。因此,近代中外合办企业的管理权问题,直接关系到双方合办企业的目的能否实现。本文拟就此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近代天津早期的军事工业技术引进

作为中国北方开放最早和具备地理优势的城市,天津是吸取近代技术最理想的窗口,其技术开端的标志最先是从军事工业开始的,也是近代西方技术的移植与使用的开始,其中,天津机器局和大沽船坞的兴建,代表了早期天津技术引进的典范,其创立和发展使得天津有了更多的与世界先进技术接近的机会,形成自己的优势,培养了大批的技术工人,不仅为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而且对北方近代工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创办近代企业的比较

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两国创办近代企业(或者说近代化)的起点。当时两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与欧美诸国不同的要点。比如说,中日两国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都不是本国资本主义萌芽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来源于外国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引进;不是从轻工业的商品生产开始的,而是从非商品的重工业军需品开始的;不是从私人民营工业开始的,而是从封建官僚的“官办”开始的。虽然,中日两国近代机器工业的起步和创办过程,具有许多共同点,然而,时过三十年,其结果是,日本一跃成为亚州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而中国却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中苦苦挣扎,甚至濒临被瓜分的危机。何以在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中日两国竟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差异,因此,对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都是具有复杂内容的问题,它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教育等方面,本文仅仅就经济方面,即就其与近代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方面作些比较分析。我们大致用横向和微观的比较方法,首先对中日两国在创办近代企业中各自的经济政策进行探讨;其次,综合起来比较异同,“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意在寻找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挖掘造成差异的根本原因。     

近代科学文明为何没有在中国产生

近代科学文明没有在中国产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古代东方特色的长期的封建社会和自然经济,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得到发展,使近代科学的产生失去外部动力;封建统治阶级盲目自大,闭关锁国,极端轻视科技教育及教育制度的畸形发展,妨碍了科技的发展和传播;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政治人伦类型的哲学对科学技术的支持、承认不足;形成近代科学的内部因素和建制不完善。     

近代中国从俄苏引进农业技术及其影嘀考论

近代中国通过从俄苏进口农业机械、良种、聘请专家、向其派遣留学生以及两国侨民、边民往来、俄商在华兴办农牧场、农产品加工厂等途径与方式引进农业技术,其应用推广引起生产方式变革,推动区域农业生产和近代化发展,并在一些方面为新中国初期引进与应用推广苏联农业技术奠定基础。     

论新疆近代工业开发及特点

从新疆建省（1884年）至1949年这五十五年间,是新疆近代工业的产生与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许多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但由于多种原因,终未形成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而新疆的近代工业较之中国东南沿海和东部地区显得更加落后,其开发艰难坎坷,显示出新疆近代工业开发的特殊轨迹。因此,着重探讨了新疆近代工业的开发情况、开发过程、以及特点,阐明了新疆近代工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要求得发展是步履维艰。     

略论中国近代重农思潮

中国传统农本观在近代受到严重冲击。近代许多有识之士突破旧有观念的藩篱，对其进行了改造和革新，提出了一系列振兴农业的理论措施，掀起了一股较为浓厚的重农思潮。     

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序言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生与发展,是中国近代史里面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近代机器工业的发生和发展在欧美资本主义各国里都曾引起巨大的生产技术的变革和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后战胜了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为社会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和劳动的大规模社会化舖平了道路。它促使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成熟的、兴盛的、统治的阶段;它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和矛盾,进入了新的尖锐化的阶段。     

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是重商,其中以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为主要代表,他们的经济伦理观反映了要求发展工商业和倡导富国利民以抵御外侮的进步思想。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承继中国传统经济伦理观的基础上,还立足于近代中国国情,建构起具有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特点的经济伦理思想,有着突出的历史贡献。     

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主要分析了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双重影响,介绍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各反面侵略逐步扩大的具体情况和对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影响.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了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大量财产的同时也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但总的来说是弊大于利.     

江苏省近代植棉业概述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生产布局,洋纱洋布的大量进口,对中国的植棉业和纺织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在国际国内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兴起,曾一度刺激了中国农村植棉业的复苏和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棉花产区的布局。本文仅以江苏省为例,对近代该地区的植棉业发展状况作一简单的概述。     

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

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有两重作用,即破坏性作用和某种程度的建设性作用,而主要的、根本的是破坏性作用.资本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入侵是中国经济不能发展,政治不能进步的总根源。资本帝国主义不能把中国带入近代化。     

近代昆明机电工业的产生、发展及影响

一、昆明机电工业的产生鸦片战争以后 ,随着外国资本的侵入 ,加上国内小农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和初步瓦解 ,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186 0 - 1894年 (咸丰十年一光绪二十年 )的 34年间 ,清政府为了镇压人民起义 ,维护巩固其封建统治 ,在外国侵略者的怂恿下 ,以封建官僚集团为主 ,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全国各地随即建立起许多军器、军火制造厂。在学习西方、兴办洋务的大气候影响下 ,云南通过185 3年爆发的回民起义以及 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 ,地方政府对…     

近代“宁波帮”文化心态初探

近代“宁波帮”是活跃在近代经济生活中的一支极为重要和影响力的商帮势力集团,曾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近年来学术界对“宁波帮”的经济实力、影响以及许多工商界闻人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是十分可喜的。然而挂万漏一,在近代“宁波帮”的研究中 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缺陷:就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大背景之中,在一些传统的封建商帮(如徽商、晋商、淮商)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堤下日趋凋零的同时,近代“宁波帮”却能走出传统窠臼获得发展和兴旺。这究竟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还是蕴含着社会文化成长的真正底蕴?无庸置疑,近代“宁波帮”的崛起是     

苏商的创业精神

历史上，苏商作为中国五大商派之一，与徽商、晋商、浙商、潮商齐名。从邗沟兴运、吴王煎盐到洞庭人深通商略、南通无锡创办工商实业，江苏的工商业者一代代艰苦创业，辛勤奋斗。以张骞、荣德生等为代表的近代苏商，是近代中国十大新式商帮之一。无论数量和规模，苏商创办的实业都让其他同时期的商帮望尘莫及。他们崇尚实业，主张“货殖为急”、“时任知物”，诚信经营，精细作业，低调做人，孜孜不倦地追求“实业报国”，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