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城市化模式的战略选择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的中心，也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体现。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对全球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许多外国学者都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个关键因素。有效推进城市化的关键，是正确选择符合国情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城市、城市化和城市区域

城市是城市区域发展的基础和主导,城市化是城市区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城市化包括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城市化发展的规律体现了城市区域发展的规律.按照城市化规律调整社会经济活动是城市区域发展的客观要求.     

经济增长、城市化与二氧化碳排放

利用中国1995年～201t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全国整体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区域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城市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发现城市化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在不同地区间存在着差异.东部地区,城市化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是线性递增的关系,而在其他地区,城市化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由于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越过了拐点,所以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化不会促进二氧化碳排放.无论是全国整体还是不同地区,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呈现正“u”型关系,不过其拐点很低,所以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增长会促进二氧化碳排放.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和工业化是促进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而能源利用效率是抑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因素.     

农村经济演变形式与城市化路径研究

目前，中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被认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但是，从农村经济演变形式与拉美城市化经验看，城市人口比重增长幅度不应成为区域城市化的唯一衡量指标。从解决社会大多数人口生活福利水平增长这一根本问题出发，中国城市化发展应该借鉴法国历史经验，放弃速度指标，将区域城市化过程建立在农村传统经济改造基础上。     

试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历史演进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经济发展必然经历不同阶段,而在每个阶段区域之间的互动与发展以及区域差距是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国家的政策变量要符合自身的发展特征与所处阶段,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战略选择.     

小城镇发展中的“镇管社区”新模式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在近13亿人日中有70%即近9亿农民.因此,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主要是乡村城市化问题,农业、农民的现代化问题.根据一项统计,我国1995年的城市化水平只相当于世界上1950年的平均水平,落后了45年.80年代费孝通提出“小城镇是大问题.”“现在看来,城市问题很大,解决问题靠农村;农村问题很大,解决问题靠城市:农民问题很大,解决问题是让他不是农民.”据我们近年来对浦东农村城市化的调研,在浦东一些准城市化地区,已形成的“镇管社区”模式值得关注与推广.浦东新区的城市化过程不是自然演变而是经济开发外力推动的结果,乡村     

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及路径选择

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在城市化水平、城镇人口比重、城市规模和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为了实现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和共同发展,各区域应在“适度”区域差异中推进城市化进程,“适度”差异的三个原则包括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引起过度的人口流动以及有利于可持续城市化。结合各区域实际情况,东部应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部应加快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完善城市结构体系;西部应以发展大城市为核心,推进西部大开发。     

郑州市都市村庄改造策略之研究

真正实现村庄的城市化，不单是城市建设规划、卫生、治安和道路问题，更重要的是经济、人口、土地等方面的深入改革，改革中政府应承担更多的经济、政策上的义务，其最终目的是实现都市村庄的城市化与城市经济的同步发展。以郑州市为例，只有以制度改革作为切入点，着力从都市村庄的产权制度、人口与城市管理体制、就业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面加以改革，才能真正提高城市化水平。     

大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及政府的协调路径

区域经济差异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它是由大国的要素禀赋、分工水平、城市化与工业化、产业结构、大国发展战略及政府干预等造成的。文章分析了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测度其对大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权重后发现:大国的发展战略及政府干预是影响大国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实施分类管理的跨区域战略、差异化的政策优惠,优化产业结构,是大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樊纲的经济思想——对发展经济学的新思考

樊纲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应在当前世界经济竞争激烈、经济的全球化、全球的市场化、新技术革命的特殊环境下,按照比较优势战略,发展中国自己的现实竞争力。中国应利用本国劳动力成本低和国内市场巨大的优势,既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又要尽可能发挥制造业大量吸纳劳动力的作用,实现科技大国与世界工厂的融合。而中国整体的发展,还应通过体制改革、资本流动、人口流动等来缩小地区间差距。     

全国商贸流通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研究

商贸流通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战略性的地位。本文在我国四大区域商贸流通业二十年发展的数据基础上,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得出各区域商贸流通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存在不小的差距,就产生差距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试论乾隆以后清朝对西北边疆少数民族的贸易政策

清朝时期西北边疆地区农业经济与牧业经济之间天然的互相依赖性使各民族和地区之间的商业贸易显得十分重要。清政府在商业贸易方面,主要是尽可能地动用国家机器职能,实行商业贸易垄断,控制与哈萨克、布鲁特之间的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以之作为控制、羁縻少数民族的手段。对民间商人所从事的各民族之间的直接民间经济交往的贸易,尽量予以限制,以达到最终稳定社会的目的,这种贸易限制政策直接影响到了西北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     

美国历史上成功开发西部的经验及启示

我国政府于上世纪末适时制定西部开发战略，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的迅速、综合与协调发展。关于如何合理开发我国西部，促进其经济快速发展，以实现其战略目标，已成为众多国民经济管理者及专家学者关注和讨论的焦点。美国经过多年的努力，成功地开发了其西部地区，并在这方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而美国西部与我国西部在自然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和形貌、对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等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因此，美国开发西部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开发西部地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区域资源配置中的政府与市场契合点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通过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实现的，这种经济模式是两种动因下两种路径即市场与政府的有效结合，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找出二者之间契合点对实现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文章探讨了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所反映出来的区域发展中市场化的滞后，它是制约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原因，中国区域市场整合中地区政府的角色和行为逻辑以及资源配置中政府与市场的契合点是经济发展中政府主导行为制度的创新。     

区域间净贸易量变化与区域经济波动的关系分析

区域间的净贸易量及其波动与区域经济增长及波动间的关系乃是十分密切的。区域经济竞争力强弱和贸易条件的优劣对比决定了区域间净贸易量的基本格局。同时,与对国外贸易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异常复杂一样,区域间净贸易量变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也十分复杂:从短期看,顺差扩大与逆差减小有利于从外部需求的角度去增强本区域的经济增长动力;从长期看,则短期的贸易逆差扩大有可能从增强本区域供给能力的角度去增强区域经济的发展后劲。     

危机冲击、贸易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对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贸易冲击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进出口贸易波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发中国经济增长波动,但这种影响十分有限,解释力不足10%。本文认为,将危机冲击下贸易出现的暂时性"崩溃"视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脆弱性,将贸易波动可能引发经济波动的风险过分夸大,并由此主张转变中国外向型发展模式为内需主导型,是片面的、错误的。危机后继续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中国经济乃至区域协调发展,应是我们坚持的基本战略取向。     

中国服务经济时空分布研究

目的/意义服务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与趋势,对中国服务经济发展的时空分布情况进行研究意义重大。方法/过程选取我国除港澳台地区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利用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及31个研究样本统计年鉴的数据,对中国服务经济发展现状进行时空分布特征研究。结果/结论结果表明:中国总体上已于2013年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但样本中仅有32.3%的省市自治区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各地区服务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20世纪90年代初和2016年是中国服务经济发展的关键时间点;在31个样本中,地区服务经济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西南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西北地区,且东部沿海地区服务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大部分样本的就业结构变动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     

中国云南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战略定位及构想

中印两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产生了极大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云南在中国与南亚的经济合作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通过对这一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提出云南与南亚国家全面经贸合作的战略构想。重点是建立自由贸易区和新的国际区域合作机制,并通过各个领域和各种产业的合作,共同促进亚洲和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全面合作新局面的到来。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的指导

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正在和平崛起，但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较低。中华民族需要复兴，但这需要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的指导。西方经济学有其不可克服的阶级局限性，它维护私有制而反对公有制，承认差别而不主张共同富裕，主张自由竞争而反对政府调控，维护发达国家利益而无视发展中国家利益，更无解决“三农”问题之策，等等。所以，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当然还需注意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可取之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城乡关系、地区关系、政企关系、官民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需要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进一步作出科学回答。     

过度宏观调控、区域竞争与经济结构失衡

无论是纵向历史跟踪还是横向与其他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进行比较,我国的经济结构都存在着长期的失衡现象,文章从信息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提出了解释。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引发了不同层面上同一级别间的地方竞争,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需要考虑到很强的决策外部性,相互比拼的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对于上级政府的宏观调控显得过于敏感,并最终导致不同地区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渐趋一致。本文通过一个数学模型阐述了上述想法,并以此为基础做了福利比较分析,最后还对该模型框架进行了扩展并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