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吗?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步入新常态和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复杂背景下,探寻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极化及其作用机理,对缓解我国当前的就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利用匹配后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极化效应.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显著增加了母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但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对高技术和低技术企业的就业水平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对中等技术企业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即存在"两端高、中间低"的就业极化现象.进一步研究发现:(1)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利于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2)与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相比,对高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母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趋势;(3)与外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加剧了劳动力的低技术"极化"趋势.上述研究为实现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与就业优先战略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十一五"贵州扶贫开发"一体两翼"战略的总体评价

以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的颁布实施为标志,中国农村扶贫开发进入新阶段,国家根据扶贫开发形势变化,确定了"一体两翼"战略.贵州按照"一体两翼"战略的要求,将整村推进、劳动力培训转移、产业化扶贫列为扶贫开发三项重点工作并作了全面的部署.文章客观评价了贵州省"十一五"期间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社会排斥与劳动力市场分割——以性别歧视为例

劳动力市场因其社会性与制度性因素至少被分割成主要和次要两个层次,较之主要市场.次要市场的就业条件差、待遇低和发展机会少.女性劳动者因其社会性别角色的定位,往往被排斥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困难且频遭歧视.社会性别排斥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借口",而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又强化了社会性别的排斥程度,如果没有相关的约束,这个恶性循环机制难以规避.正如商品和资本市场,在劳动力市场中,一方改进的代价是另一方的受损,无论如何效率和福利都没有实现最优,存在着改进的必要.本文深刻剖析社会排斥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及危害,为政策和制度的建立提供理论研究的依据.     

系统战略观点视角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象分析

大量中国企业对外进行投资的现象日益受到世人关注,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对投资企业以及国家经济安全、政治稳定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系统战略观的视角进行分析,指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涉及到对于企业自身、国家、相关权力者三方利益的追求。     

日本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力度

由"中国—日本商会"日前发布的《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12年白皮书》显示,2011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同比增长49.6%,其中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了78.3%。该商会会长小关秀一表示,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逐渐消失,在华的日本企业因此迎来拐点,但中国作为市场本身的潜力越来越大,中国人的购买力不断增强。这就是从整体看     

雇佣关系的稳定性和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

本文利用最近的调查数据研究了企业在劳动合同期限上的雇佣决策,以及雇佣关系稳定性和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企业的雇佣决策受员工个人特征和企业特征多方面因素影响,雇佣关系的稳定性显著地影响了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企业竞争战略、雇佣战略和人力资本投资战略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研究结果意味着,在当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中,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会呈现不足态势。     

西部经济的困惑:为数众多的廉价劳动力

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格局下,为数众多的廉价劳动力是西部地区最具潜力的比较优势。但西部劳动力资源具有“量大—价廉———素质较低”的特点,若提高劳动力素质这一基本前提得不到满足,优势就不能进一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甚至可能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死负荷”。中央及西部地方政府应从战略高度来看待西部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采取必要措施,否则一切缩小东西差距的努力都有可能落空。     

中国铁路行业产出变化的驱动因素——基于2005—201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索洛余值"法建立扩展型索洛模型,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计算模型的弹性系数,利用2005—2012年中国铁路行业的面板数据,计算了技术进步、政府投资、非政府投资和劳动力投入等对铁路行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并分析了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颁布实施以来铁路行业产出变化的驱动因素。得出结论:近年来中国铁路行业的巨大成就与技术进步和政府投资密不可分,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和支持已帮助中国铁路企业步入以技术进步和创新为主导的内生驱动式发展阶段,技术进步已成为影响中国铁路行业产出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产业转移背景下湘南三市区域劳动力市场公共政策优化研究——基于人力资本投资及劳动力流动决策模型

本文通过对湘南三市区域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背景下,湘南三市的区域劳动力市场供求,既存在结构矛盾又存在数量矛盾;进而引入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及劳动力流动决策模型,深入分析其政策涵义;最后,基于前述分析,提出了优化区域劳动力市场公共政策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劳动力技能升级的作用机制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之一是促进中国劳动力技能升级。本文揭示了FDI通过各种途径促进劳动力技能升级的作用机制。FDI流向有很强的区域集中性，同时也揭示了FDI区域集中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影响。     

刍议中国劳动力价格与经济增长路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中不和谐的因素也日益增加.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衡,表现为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从劳动者收入入手研究投资、消费比例问题,在研究中国劳动力价格的现状后得出结论:相对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粮价、油价、水电费、通讯费、教育费、医疗费来说,中国劳动力价格太低,因此,提高劳动力价格,增加其收入才是破解投资消费失衡的"密钥",也是促进中国经济从依赖投资的增长方式向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增长路径转变的"治本之道".     

数字化转型、劳动力市场化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

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和发展数字经济，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和保障。采用世界银行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分析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将促使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具体表现为：提高员工招聘的教育程度要求、增加生产性员工的在职培训比例以及延长员工的雇佣合同期限。进一步分析表明，研发创新和质量认证是促进数字化转型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因素；不同信息化水平的数字化转型企业虽然都将延长员工的雇佣合同期限，但信息化水平较高的企业更注重员工的教育程度，信息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主要是开展生产性员工的在职培训。此外，劳动力市场是影响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因此，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扭曲问题、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法治化水平、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不当管制、加强劳动力市场化建设等政策措施，具有推动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意义。     

湖南省教育投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

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大背景下,教育投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影响已然非常显著。以统计年鉴的数据为依据,首先论述教育投资和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情况,然后对教育投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展开研究,以期为湖南省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劳动力素质提供借鉴。     

人力资本理论和企业培训促进政策

文章应用人力资本理论分析了导致企业培训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为了促使企业在员工培训上投入更多资源,政府需要实施相应的强制性、诱导性和参与性的促进政策。在当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中,实施诱导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促进政策,有助于将企业培训投资塑造成由需求直接驱动的自发性战略投资行为,从而增加企业在员工培训上的投入,提升员工的技能水平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及潜力测度——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分析

文章通过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基从全样本和东道国收入双重视角,定量估计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与中国GDP,东道国GDP、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程度、沿海,以及东道国与中国有共同边界及签订自贸协定或合作组织呈正相关关系,与东道国工资水平及中国与东道国之间距离呈负相关关系。而从东道国收入分类视角测度的距离、东道国工资水平以及基础设施水平等因素影响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方向及程度大相径庭。基于扩展投资引力模型将沿线东道国分为"投资过少"、"投资适中"和"投资过剩"三类。     

发展中小企业与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战略思考

中国农业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25％,占中国劳动力总量的45％,正确认识和把握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国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出发点。而发展中小企业对于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非农收入、农业效率与农业投资——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格局的反思

在农业生产函数中引入劳动力"平均素质"变量,并对农业投资做了重新界定及进一步的分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计量方法与理论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伴随着农业从业人员"平均素质"的下降,并直接导致了农业效率的损失;劳动力转移增加了农民收入,但农民收入的提高对农业发展的贡献不大,农民收入与农业投资之间具有准确的二次多项式拟合关系,农业投资未能伴随收入提高而有效增长。     

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与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结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吸收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对制度变量的讨论,建立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市场与二元劳动力”模型,并用以解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本文认为,政府的强制性制度障碍导致“S型的人力资本投资曲线”的产生,从而使城市居民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政策和人力资本优势;作为对福利制度缺失的替代,“隐形补贴”等诱致性制度创新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成本优势。这一模型对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中的特殊现象有较好的解释力,对于我国城市化战略和我国一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劳动力市场分层与中国城乡人力资本转移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层构成了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并导致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降低。歧视的存在降低了双方的受益,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损害大于对城市劳动力的损害。在中国城市化的制度演变中,既要加强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又要加强配套的制度安排。     

劳动力流动下的教育溢出与公共教育投资

教育投入的外部性在劳动力流动下表现为溢出效应。本文分析了教育溢出对公共教育投资产生的影响,并利用1995-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教育溢出在劳动力输出地表现为外溢效应,在劳动力输入地表现为内溢效应,教育外溢对公共教育投资产生负向影响,教育内溢对公共教育投资产生正向影响。教育溢出使得欠发达地区投资教育的动机不足,扩大了与发达地区之间的投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