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和审计师不匹配关系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

以2016～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客户和审计师不匹配关系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客户和审计师向上不匹配关系提高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充分性，具体表现在关键审计事项数量更多、篇幅更长、结论性评价更多；客户和审计师向下不匹配关系则降低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两条中介路径：路径一是客户和审计师向上（下）不匹配关系强化（弱化）了审计质量，从而提高（降低）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路径二是客户和审计师向上（下）不匹配关系加强（削弱）了审计师行业专长，进而提高（降低）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本研究丰富了客户和审计师聘用关系经济后果相关文献，有助于投资者从审计师聘用角度识别上市公司关键审计事项风险，对完善审计市场结构有一定的启示。     

审计师执业经验与关键审计事项差异度

关键审计事项是审计师大量运用职业判断形成的结果,而职业判断的运用取决于审计师执业特征,特别是执业经验。本文以2016～2021年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审计师执业经验对关键审计事项差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师整体执业经验、特定行业执业经验、特定客户执业经验均与关键审计事项差异度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重要性会削弱审计师整体执业经验、特定客户执业经验与关键审计事项差异度之间的关系,强化特定行业执业经验与关键审计事项差异度之间的关系;在由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企业信息环境较差的情况下,审计师执业经验与关键审计事项差异度的关系更显著。     

媒体负面报道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研究——以新浪微博为例

以新浪微博和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7—2019年数据为基础,研究了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公司的媒体负面报道数越多,审计师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越充分,且与非国企相比,该影响在国企中更显著;媒体负面报道能够通过加大审计师感知到的风险提高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微博负面报道的转发数、点赞数、评论数会提高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越充分,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低。研究说明审计师能够识别出媒体负面报道隐含的风险信息,并据此调整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同时,也说明媒体报道可以通过影响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来提高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审计报告改革的初衷得到实现。     

企业ESG表现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吗？

基于201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实证检验企业ESG表现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越差,审计师为应对风险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越充分,具体表现为披露数量更多、披露内容更详细。进一步分析发现,ESG表现通过影响企业的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从而影响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量,并且在审计师具有行业专长和媒体关注度较高的情况下,企业ESG表现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更明显。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ESG表现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而且对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后审计师更准确地识别审计风险、提供更有效的审计服务具有启示意义。     

审计师行业专长、关键审计事项及盈余管理

本文选取2016—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审计师行业专长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检验了关键审计事项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具备行业专长的审计师能够显著抑制盈余管理程度;具备行业专长的审计师能够披露更多的关键审计事项,且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越多,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关键审计事项在审计师行业专长与盈余管理程度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我国新审计准则的实施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促使会计师事务所关注行业专长的发展,更对培养高水平的审计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性负担与审计师风险应对——基于关键审计事项的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全面实施新审计准则后审计师增加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这一制度背景,采用2017—2020年Ａ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检验政策性负担对审计师风险应对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政策性负担水平越高,审计师越可能披露更多关键审计事项,以此降低风险,具体表现为披露数量更多,披露内容更详细。机制检验表明,企业经营风险和代理成本是政策性负担影响关键审计事项的两个渠道。在劳动保护较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策性负担与关键审计事项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增加,而良好的内部控制削弱了政策性负担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性负担与被审单位风险密切相关,审计师的风险应对决策考虑到了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     

审计独立性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客户重要性视角

新审计报告模式下,对细节信息的披露加大了审计师责任,加剧了审计师与客户(尤其是有盈余管理动机的企业)之间的冲突,审计师将面临独立性考验:严格执法以减轻自身责任还是妥协并帮助客户减少关键审计事项(KAM)披露以隐藏关键信息。我们发现:第一,盈余管理程度严重代表审计风险更大以及更多KAM被揭露的可能,我们在客户不重要的情况下发现了盈余管理与KAM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在客户重要的情况下,两者关系不显著。客户越重要,严重盈余管理与更多KAM披露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不明显。该结果可归因为经理人在盈余管理动机下游说审计师减少KAM披露以掩盖盈余管理。第二,国际四大的声誉机制和中注协约谈机制有助于改善独立性,审计师即使面对重要客户,也不会被经理人游说而减少KAM披露,而会根据盈余管理严重程度做出对等程度的KAM披露。研究结论有助于提醒监管层:尽管KAM改革给审计师带来压力,但是他们的独立性状况并没有改变,而是在有限的政策空间内帮助重要客户减少信息披露并将自身隐藏起来。     

客户-审计师不匹配关系与企业商誉

以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客户-审计师不匹配关系对企业商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客户-审计师向上不匹配关系对并购商誉泡沫具有抑制效应，客户-审计师向下不匹配关系则加剧了企业商誉泡沫。随着内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客户-审计师不匹配关系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有所削弱。上述结论在使用替代指标、剔除干扰样本、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审计师向上不匹配关系能显著降低企业商誉减值；但客户-审计师向下不匹配关系对商誉减值影响不显著。     

审计师行业专长与或有事项信息披露——基于客户重要性的调节效应研究

以企业年报中表内列报的预计负债金额与表外附注中披露的或有事项频数为考察对象，研究审计师行业专长对企业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影响以及客户重要性对上述影响的调节效应。在控制自选择等内生性影响后发现，审计师行业专长越高，被其审计的公司表内列报的预计负债金额越大、表外附注中披露的或有事项频数越高；同时，客户越重要，审计师行业专长对企业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越强。按客户重要性分组的检验结果表明，审计师行业专长对表外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中型和大型客户中。     

年报文本信息可读性与审计师行为决策

利用文本分析技术，基于2015～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年报大样本数据，检验年报文本信息可读性对审计师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年报文本信息可读性越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以及审计收费越高。在由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中，企业年报文本信息可读性对审计师行为决策的影响更加显著。在控制了年报文本信息其他特征及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中，对企业年报文本信息可读性影响审计师行为决策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推理和检验。结果发现，审计风险和审计投入是年报文本信息可读性影响审计师行为决策的内在机理。同时，探讨和验证了企业异质性对年报文本信息可读性与审计师行为决策关系的影响，发现两者的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等级较高的企业中得到了缓解。     

碳信息披露、财务信息透明度与审计收费

以2008—2014年自愿参与CDP项目的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对这些企业自愿披露碳信息后企业的财务透明度以及审计收费进行实证研究。通过研究发现:(1)我国企业自愿披露碳信息后,由于披露企业所面临的环境相关诉讼风险以及审计师在审计工作中审计风险的增加,审计收费显著提高;(2)企业自愿性的碳信息披露有助于缓解财务不透明带来的后果,具体表现为在财务信息透明度低的企业中,披露碳信息的企业相对于没有披露的企业而言,其审计收费明显下降。研究结果表明审计师在为客户定价时会考虑企业自愿披露信息所带来的风险而提高审计收费。与此同时,将自愿性的信息披露可以增加信息透明度的价值体现在审计定价中。     

客户与审计师不匹配关系、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企业成本粘性

以2008～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客户和审计师之间不匹配关系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并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角度检验客户与审计师不匹配关系对成本粘性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客户与审计师向上不匹配关系降低了上市公司的成本粘性、抑制了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客户与审计师向下不匹配关系则提升了企业成本粘性、加剧了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不匹配关系通过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路径影响成本粘性,且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促进了向上不匹配关系对成本粘性的影响,而缓解了向下不匹配关系对成本粘性的影响。这一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审计供求关系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审计师与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关系分析——基于异常审计费用的证据

以2008—2015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从应计和真实双重角度研究了异常审计费用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异常审计费用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与真实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并发现异常审计费用的方向对盈余管理程度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审计师抑制了风险较大的应计盈余管理,纵容了风险较小的真实盈余管理,对客户的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持有不对称的态度。高于正常水平收费的审计师显著抑制应计盈余管理为客户降低风险,明显纵容真实盈余管理为客户谋取短期利益。     

公司诉讼风险与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相似度

采用文本分析方法,以我国2017—2020年A股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公司诉讼风险对审计师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相似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的诉讼风险较高时,审计师会加强与治理层的信息沟通,降低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相似度,以规避自身审计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已决诉讼、内部控制质量较低、外部法律环境较好的公司,审计师更有可能降低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相似度,而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是公司诉讼风险降低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相似度的作用机制。此外,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相似度的降低,提高了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抑制了公司诉讼风险引致的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论为审计决策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上市公司管理层、投资者以及监管部门提供了决策依据。     

审计委员会特征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吗

文章以2016-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元回归模型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法,探究了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主席行业专长、主席法律背景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中独董比例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呈显著负相关,说明独董比例高的审计委员发挥了监督、审核职能;审计委员会主席具有法律背景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显著正相关,反映了具有法律背景的主席更有意愿沟通重大风险领域问题;审计委员会主席具有行业专长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显著负相关,表明主席具有行业专长对重大风险领域问题处理更加规范.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些情况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文章为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优化公司治理人才结构提供建议.     

监管问询会影响审计师决策行为吗?

本文以2015-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沪深交易所监管问询对审计师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被审计单位收到问询函后审计师更倾向于离任,而审计师声誉和行业专长会抑制监管问询后审计师变更;选择留任的审计师则会倾向于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将签字注师更换为执业经验更丰富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年报问询函使得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报告时更加谨慎,表现为披露更多的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意见更有可能由上一年的清洁意见变更为非清洁.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企业会计稳健性——基于准自然实验和文本分析的证据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增强财务报告可信度、提高信息透明度以及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和文本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提升了企业会计稳健性,且在非国有企业和净资产收益率小于6%的企业中正向影响更大;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越多,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述积极程度和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应对力度越高,披露资产减值类和损益类关键审计事项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提升越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效应在企业信息透明度较低以及审计监督效应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通过提高市场感知的审计质量和报表盈余的审计质量提升了企业会计稳健性。     

社交媒体信息披露如何影响审计师选择？——基于公司新浪微博的经验证据

作为互联网信息技术下的代表性产物，社交媒体的涌现对市场参与者的经济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审计师选择视角，研究公司微博信息披露如何通过影响市场参与者进而作用于管理层的决策行为。研究发现，微博信息披露越多的公司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并且微博信息披露主要通过外部关注压力（分析师、媒体）和内部监督压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两种渠道促使管理层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投资者信息需求更高、内部控制水平更高、市场竞争更激烈的公司而言，微博信息披露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更为明显。该研究结论有助于投资者和监管方更好地理解社交媒体信息的作用机制，对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管理者实际经营决策的影响及启示

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会扩大公司额外的信息披露,加重审计师法律责任,从而导致企业的审计成本乃至资本成本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管理者是否会通过改变自己的实际经营决策来应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呢?     

关键审计事项、产权性质与市场反应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打开了财务报表审计黑箱,旨在通过提高审计工作透明度向市场提供客观公允的财务信息.基于2016—2019年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A+H股企业面板数据,从审计和证券两个市场检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反应,进一步检验产权性质调节作用.研究表明:随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增多,审计和证券两个市场均表现出显著正向反应,证券市场更为敏感;国有性质企业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越多,审计和证券市场反应越强,证券市场尤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