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启示

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理论基石，在探讨该该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的基础上，分析该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和启示。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对统一我国城乡税制的启示

本文以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为起点,力图在对城乡税制一体化的研究当中,引入制度的时间维度和历时性分析,探讨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城乡税制一体化的启示,寻求传统主流经济学同制度分析的耦合。主张统一城乡税制应定位于突破路径依赖,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以渐进式变迁作为路径选择,并有效发挥制度变迁的后发优势。     

白搭车问题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转向

诺斯早期的制度变迁理论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基础之上,这样的"价格理论"在解释荷兰、英国走向成功的案例时,却表现得有些失语,于是他不得不将产权变化归因于超经济的国家力量。诺斯的国家理论也存在一个缺陷,即无法解释低效率产权的存在。为此,他又引入奥尔森的白搭车理论试图完善自己的国家理论。这种完善虽没起到多少效果,但却使诺斯经由白搭车理论的引领,切入到了意识形态的范畴,由此开启了他后期制度变迁理论注重研究心智、认知及信念的闸门。     

中国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逻辑及障碍分析

通过对诺斯的工具理性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和哈耶克的演进理性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梳理，阐述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对两种制度变迁理论的检验，分析了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逻辑及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回顾与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问题新探——基于诺斯制度变迁与舒尔茨农业发展理论的思索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启示我们,制度变迁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则使我们了解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农业发展水平一直没有明显的提高,其根源就在于制度与技术发展的双双滞后.以往鉴来,当前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应走技术与制度并重之路.     

从新经济史到新制度经济学——诺斯的经济思想变迁

诺斯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及早期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运用到经济史分析中,成为新经济史学界的代表人物,而从经济史分析中归纳出的制度变迁理论更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重要分支.本文以诺斯的文献为线索,研究其从新经济史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思想变迁过程.     

农村改革的制度变迁的解释

所谓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或新制度结构)产生,并否定、扬弃或改变旧制度(或旧制度结构)的过程.它一定是向更有效率的制度演化. 一.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中开始 新制度经济学则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来解释:一种经济制度在它包含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或者说当一种经济制度的潜在收益丧失殆尽时,其内在就会形成一种要求变迁的动力.但是,这种变迁的要求能否成为现实,则决定于变迁所涉及的成本和收益的高低,分析当时农村改革的收益与成本.     

从制度变迁理论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产生

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C.North)创立了制度变迁理论,他提出,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来源于技术进步,制度能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调动生产积极性,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本文拟从这一理论与方法出发,对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需求和改革条件进行讨论。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探析--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关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有观点认为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范式为基点。卖际上，该方法属于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主要表现：一是修正的经济人假设；二是非零交易成本假设；三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的继承。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探析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社会生产力的动态发展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性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相互兼容的,因而这种制度变迁具有很高的经济绩效.     

创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与树立中国制度变革的理论自信

虽然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树立了其理论自信,但是对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制度变迁却一直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而马克思生产关系的所有制理论不宜担当此任务,但他的生产关系依赖理论,由于研究的是人们的交往与合作关系及其秩序问题而与现代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正相契合。所以,以生产关系依赖理论为范式创立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可为中国制度变革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     

产业变迁的原因浅析

产业是动态、不断发展变迁的。从经济学、经济史等角度，引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技术进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业结构均衡、制度变迁理论、国家产业政策理论、演化经济学等理论来分析产业变迁原因。通过全面、辩证、动态的分析，发现产业变迁的规律，进而制定出相应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制度变迁理论与家族企业制度变迁

传统制度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有指导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来研究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     

制度变迁理论：新古典的还是非新古典的

制度变迁理论继承和发扬了新古典传统和历史－制度主义传统，但是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理论对这两个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有侧重的，早期制度变迁理论侧重于吸收新古典分析方法，而晚期制度变迁理论开始重视历史－制度分析方法。这是制度变迁成功的原因，也是今后制度变迁理论发展的方向，但制度变迁理论进一步发展还需要建立微观基础和动力学。     

制度变迁同步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使用2006~2016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对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双边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OFDI规模,分别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同步化均对OFDI具有显著推进效应,与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同步化的OFDI效应则更大程度上与经济制度相关;再次,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构成中国OFDI的“推动力”与“吸引力”;最后,多样化的OFDI动机与不同维度下的制度变迁同步化密切相关。可见,国家制度变迁的整体效率以及不同维度间的制度配置效率是推进以OFDI为载体的中国国际化战略的关键。     

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演化趋势分析

制度变迁选择何种方式，主要受制于一个社会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利结构和偏好结构，我国金融制度变迁乃至整个经济制度变迁的核心在于政府供给主导型变迁让位于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由于“国家悖论”、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以及政府偏好序列的约束，及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为获取制度租金而采取的博弈，使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具有强势路径依赖的特征，锁定在低效状态。要退出我国金融制度的锁定状态，必须引入新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实施动态的制度变迁，从而达到高效的路径替代。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对企业投资动机的影响——基于调查问卷的比较分析

以405家国有企业和220家非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我国经济制度变迁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动机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环境变化对企业投资动机的影响要明显强于经济政策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科技的发展是推动我国企业开展投资活动的最重要的环境因素；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动机受“证券监管制度”变更的影响较小，而国有企业对各项政策的变更都很关注；“充分利用闲置资金”等投资动机受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很大，而“提高产品的市场份额”等投资动机受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不明显。     

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制度变迁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二元论是中国二元结构成因的主流观点。从制度变迁入手推动结构转换成为学术界探索的热点。这种制度变迁理论在改革内容、改革方向和制度变迁决定力量方面达成了共识,建立了城乡制度变迁的分析范式和理论框架,但在理性人的适用范围、制度变迁成本支付问题和城乡居民利益博弈机制建设方面缺乏深入探讨。从理论演进角度总结这种制度变迁理论的进展、查找存在的问题、展望理论创新的突破口和关键环节,对于当前新型城镇化的有序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国农村经济的增长与制度创新

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经济增长理论，该制度同样对中国农业、农村经营制度的变迁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制度创新有助于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