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经济学离主流经济学还有多远

传统主流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回避了“何地”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何地”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空间经济学对这方面的补充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却一直没有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的范畴，这是为什么呢？先让我们来看看，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怎样相继成为主流经济学的。     

经济系统理性假说

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假设是“理性经济人”，所谓理性，主流经济学一般解释为在给定约束条件下个体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方式。主流经济学正是基于这个核心假设通过演绎推理，形成一种理解经济系统的抽象均衡模式。然而这种模式缺少经济史理论和其理论构建的经验支持，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一些新的理性假说，如有限理性假说，角色理性假说等等。这些假说大大增强了经济学对经济现象与经济历史过程的解释力，但是它们仍存在严重缺陷，本文拟重新审视几个重要的理性假说，运用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一个新的理性假说－经济系统理性假说。     

相信陌生人——缔造现代社会的万年实验

与其说这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不如说这是一本以经济学视角解读人类行为的社会著作。至少作者也是披着研究社会的外衣．来讲述经济的故事。     

行为经济学:引领经济学的未来?

文章首先把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划分四个阶段,并分别阐述了每个阶段的主要理论贡献。其次,文章认为,行为经济学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可以归结到两个方面:一是有限理性;二是社会偏好。有限理性有可能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说,而社会偏好理论则通过引入人的社会性,一改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人的社会性的做法,从而将经济学引入一个崭新的方向。从这个角度讲,行为经济学在未来完全有可能成为经济学发展的引领者。     

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演化逻辑及其问题——政治经济学概念及其内涵之考辨

西方经济学起源于微观性的“家政管理”,但随着其研究逐渐涉入到公共领域而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显然,由于除了单纯的个人消费的问题外,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根本上都属于涉及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共领域,因而政治经济学本身是一个研究经济现象的更合适名称。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冠以“政治经济学”之名的经济学等同于国家干预经济学,用“国家或政府行为”来理解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窄化。正是基于这种狭隘概念的理解,产生了目前的经济学两大体系：一方面,西方主流学者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把研究对象局限于个人发财致富之术,从而用“经济学”一词来取代“政治经济学”一词;另一方面,仍有一部分学者坚持政府对经济的重要作用,从而继承政治经济学的概念。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遇到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场运动对西方国家主流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批判，它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趋势不啻当头棒喝，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需要重新反思。笔者认为，科学的真正精神是多元论的，新古典经济学无疑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完全被放弃，但它许多严重的缺陷和“科学性”的多少长期得不到讨论，其霸权地位也已对学术自由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是战后美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教训，我们不应重蹈覆辙。现在，我们应该认真研究这场国际运动所提出的问题，放弃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新古典主流化和数学形式化这种取向，采取渐进的和试措的改革办法，兼收并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教育与发展之路。     

经济人范式的溯源与演变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史中,经济人假说是最重要的经济分析范式,它既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使主流经济学陷入了来自于范式的危机与困境之中。为此,考察经济人范式的演变历程,对于今天的批判与拯救具有重要意义。[编者按]     

从理性人到行为人：评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正统理论的挑战

新古典理论的自闭倾向早已遭人诟病,去过程化、去动机化并且和社会性的制度不接洽的理性演绎模型确实可能需要对此负很大的责任。但是,行为经济学挥舞着“不现实性”的大棒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是否就真的能够导向更经验、更科学的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强调引入心理学知识来使经济学建立在更现实的基础上的做法同其批判的新古典理论一样,都采取的是一种本能的、不加反思的态度对待如何抽象的问题,无非是一个更看重形式化的逻辑,而另一个更看重经验现实。有必要将行为经济学对于新古典正统的挑战看成是一场经济学内部的对话的展开。其最终的目的是使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学应有的学科定位、经济学和其他相邻学科尤其是人的行为的理论之间的界限、什么是适合于经济学的任务的关于人的抽象等达到更高程度的自觉。目前行为经济学表面上繁荣恰恰是以回避对这些基础性的问题进行思考为代价的。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交易成本范式

周业安（《经济研究》2001年第七期）把新制度经济学重视制度分析的“可检验的意蕴”，落实在“小样本个案”的研究方法，并认为这一方法应该成为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向。在回顾制度研究的传统和描述新制度经济学内部充满纷争的现状的基础上，本文强调，新制度经济学最根本的理论特色在于交易成本的研究范式；与其说小样本个案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不如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对于一门正在形成的学科，更应该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主义，而不是简单地提出所谓的“主流研究方法”。     

从理性人到行为人：评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正统理论的挑战

新古典理论的自闭倾向早已遭人诟病,去过程化、去动机化并且和社会性的制度不接洽的理性演绎模型确实可能需要对此负很大的责任。但是,行为经济学挥舞着“不现实性”的大棒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是否就真的能够导向更经验、更科学的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强调引入心理学知识来使经济学建立在更现实的基础上的做法同其批判的新古典理论一样,都采取的是一种本能的、不加反思的态度对待如何抽象的问题,无非是一个更看重形式化的逻辑,而另一个更看重经验现实。有必要将行为经济学对于新古典正统的挑战看成是一场经济学内部的对话的展开。其最终的目的是使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学应有的学科定位、经济学和其他相邻学科尤其是人的行为的理论之间的界限、什么是适合于经济学的任务的关于人的抽象等达到更高程度的自觉。目前行为经济学表面上繁荣恰恰是以回避对这些基础性的问题进行思考为代价的。     

西方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近年来，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为我国经济学领域的一大“热点”．这是因为．制度经济学与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有关制度变迁的理论对我国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深入地研究和比较这一理论有着重要意义。     

新老制度经济学的思想起源及方法论比较

通过对新老制度经济学思想起源的回顾，引出了新老制度经济学研究思路和方法论的比较问题。总的来看，老制度经济学着眼于经济社会整体，采用结构分析、整体分析，归纳和演化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注重于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采用一般均衡和个体理性方法来分析经济问题。在与当时主流经济学的关系上，老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划清界限，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     

对经济学数学化的反思——兼论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边界

西方主流经济学寄希望于经济学的数学化来挽救其理论的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经济学的数学化不仅不是经济学发展的康庄大道,反而将经济学引入了歧途。中国经济学要想有所成就,马克思主义的从实践中来(观察-猜想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学逻辑演绎)到实践中去(检验)的方法,仍然是经济学研究的不二法门。数学作为一种工具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边界是:①不能用数学的逻辑(分析)来代替经济学的逻辑(分析);②不能用统计回归来推断经济中的因果关系;③统计回归只能对已有假说进行证伪和(在一定的条件下)获取经济中的数量关系;④数学推理只能局限于经济中的数的运算。     

新股发行低定价的信息经济学解释

围绕新股发行中的低定价现象,国外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说.本文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对他们提出的假说作一归纳、综述,以期对我国新股发行协议定价机制的设计和实施有所帮助.同时,本文指出了这一领域尚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理性经济人”假说质疑和反思

“理性经济人”假说是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前提，也是其经济认识论的重要内容，总的看来，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概念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动物精神”与经济

《动物精神》，单从书名看，像是一本科普读物．其实这是一本经济学理论著作。在一般人的概念中，经济学是严肃的，经济学理论多半也是生涩枯燥的．是通过严谨的经济模型推导出来的，但这本书要感性得多。     

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背离与复归

本文阐述了经济学中一个与主流范式截然相反的研究范式：重视整体和演进、寻求在过程中把握经济现象含义的达尔文主义。文章首先对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传统和牛顿主义传统做了简单的对比；其次，简要描述了达尔文主义及达尔文一凡勃伦范式的产生和理论要点；接着，文章描述了旧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对这一范式的背离、以及来自旧制度营垒的汉密尔顿及来自新制度营垒的诺斯对这一传统的部分复归，从而对百余年来的学术传承进行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勾画。     

重续人文经济学谱系——黄万盛教授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今天与大家一起交流我的研究心得，算是我的“2007年哲学经济学笔记”？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马克思的1843-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所有的学术思想，都有思想脉络和思想谱系传承、发展的相互关系。在经济学当中，有一条谱系，这条谱系在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学发展当中越来越不为人重视。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人文经济学的谱系，即从人文的角度了解经济的问题。     

让我们的幸福最大化——访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客座教授、芝加哥大学工商学院教授奚恺元

2002年，瑶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卡尼曼，理由是他“将来自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了经济学当中，尤其是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人为判断和决策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长期以来，正统经济学一直以“理性人”为理论基础，通过一个个精密的数学模型构筑起完美的理论体系。而卡尼曼教授等人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则从实证出发，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去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其矛头直指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     

人类行为目的观的二分化溯源：功利主义的两种内涵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将经济人视为只关注个人利益的冷淡个体,但早期西方社会更关注集体利益,功利主义也是源于对集体利益的关注。当然,由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目标本身存在歧义,从而又衍生出了功利主义的两种不同理解：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显然,这两种功利主义概念分别为社会科学的不同分支所接受,其中经济学接受了行为功利主义而注重于行为的手段选择,从而最终形成了经济人这一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