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几点认识

以D.North模型为中心，综述西方制度变迁理论中对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观点，分析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和产权的迂回作用关系，以期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绩效提高有所借鉴的启发。     

知识产权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述评

知识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已不少,但是,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以此分析知识产权制度对技术创新、技术扩散、社会福利以及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研究文献不多。详细评述了封闭经济下的水平创新模型、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垂直创新技术扩散模型,以及包含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技术扩散模型3个典型的知识产权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以期全面深入地认识知识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浅析制度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技术进步对现代经济增长,尤其是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投资和制度创新.     

含制度、技术因素的农业经济增长模型及实证分析——以新疆为例

制度和技术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术因素,通过构建新疆农业经济增长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对新疆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相对重要,其他因素也不容忽视;在实证结论基础上,结合新疆农业和农村实际情况,对新疆农业经济增长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通过经济学理论分析，总结出资源禀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科学管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创新等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制度创新是关键因素，对于更好地认识和指导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金融创新和经济增长

关于宏观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最著名的是索罗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其中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金融制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其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深入,甚至有些学者认为金融业开始成为整个经济的中枢。本文的研究背景是正在实施的以温州金融改革为试点的中国金融制度改革,本文以金融创新为主线,以互换合约为例,分析金融创新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     

浅析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包括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对发展的制度因素有所忽视。制度因素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新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的起源、制度变迁与创新、国家供给制度等等都与经济发展有关。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反之，无效率的制度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     

制度配置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内容之一。从根本上看对经济增长的因素持“一元论”的观点都是不全面的。文章首先讨论诺思的经济增长模型及其缺陷,然后在假定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讨论制度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讨论“产权制度与市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扩大创业投资制度创新供给,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

制度决定技术 ,从而决定经济增长 ,而创业投资制度是影响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我国一直以来都存在创业投资制度创新的供给不足 ,导致了我国创业投资机构从事科技向生产力转化的动力不足 ,造成我国的创业投资发展速度较慢 ,没有对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起到应有的支持。为了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 ,我们必须扩大创业投资制度创新的供给。     

循环经济视角下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和要素分析——以钢铁行业为例

已有研究指出资本、劳动和技术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却忽视了资源环境和制度因素,这成为近些年经济增长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因此,本文从循环经济视角入手,系统梳理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和制约因素,以钢铁行业为例,通过两步DEA对七个区域进行投入产出效率分析,并运用截面模型考察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因素对行业发展产生的影响,最后对各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进一步关系进行协整检验,认为制度因素在2000年前后发挥着关键作用,而技术进步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应弱化技术对资本投入的依赖,增强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提高.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1979—2009年

本文首先利用索洛残差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随后从制度变迁、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三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进行定量考察。分析表明:(1)技术引进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2)1994年以后中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才从推动资本、劳动增长转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上来。(3)虽然改革开放以来R&D经费投入增长迅速,但这些R&D投入只是大大增加了中国技术知识存量,并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以产业结构为中介的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机理*

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思想，借鉴Aghion创新模型分析方法，揭示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并运用中国1998—2015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3SLS法和联立方程模型对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中介作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是存在的；（2）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创新的影响强度较大，东部地区所处的创新阶段更加领先，进一步突破前沿技术，容易遭遇瓶颈；（3）理论和实证的政策性意义在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突出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大对产业内部技术创新的投入，促进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的有效发挥。     

四川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分析

本文运用索洛余值法计算了1978—2007年四川省全要素生产率,对四川省的产出增长进行了分阶段分解和源泉核算。研究发现,四川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因此,要转变当前四川省的经济增长方式,就要进行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时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     

揭示"制度与增长关系之谜"的一个研究视角——基于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2004)

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是直接推动经济体制转型深化的内在动力,而经济转型虽然对经济增长有长期的影响作用,但这种作用却不是决定性的.在制度与增长二者关系中,制度虽然是影响增长的长期重要因素,但这种影响却不是决定性的;而恰恰相反,增长对制度的影响却是决定性的.这说明制度创新在增长的大背景中更易达到,而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区域经济差异日益突出。此项研究通过对地区经济差异的统计描述,并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在传统的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基础上,增加了技术要素和制度要素两个变量来考察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得出了结论和启示。     

“资源诅咒”悖论国外实证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争论

许多文献证明,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往往依靠技术和制度创新,实现了更快的经济增长,而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却容易陷入资源依赖型增长陷阱,经济学家用资源诅咒来描述这一经济增长中的悖论。资源诅咒的出现激起了学者们的广泛研究兴趣,产生了大量实证研究成果。本文将从荷兰病、制度和暴力冲突三个维度,对资源诅咒的国外最新实证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对目前学术界存在的争论进行述评。     

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供给与需求分析

在中国股票市场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 ,制度短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其制度变迁中 ,政府是中国股票市场制度供给的主体 ,而股票市场市场化和国际化则是制度需求的动力。分析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供给与创新 ,有助于我们探寻一种适合中国股票市场健康成长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模型     

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通过考察用市场化指数表示的制度变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索罗模型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修正，提出了一个包含制度变量的扩展索罗模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很好地描述了各省市的经济增长情况，如果控制了人口增长率、资本积累率以及制度因素的差异，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会出现如索罗模型所预测的条件收敛现象。     

“混改”国企股权结构、董事会配置与创新绩效

在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创新成为引领经济发展、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因素。国有企业作为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主力，其自主创新仍然面临着一些体制障碍。以2013-2017年沪深A股进行“混改”的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析了董事会配置对股权结构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股权多样性越丰富、股权制衡度越高则创新绩效越好，股权集中度越高创新绩效越差；董事会中行政型董事比例弱化了股权多样性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强化了股权集中度对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董事会中经济型董事比例强化了股权多样性和股权制衡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Engines of Growth in China: The Limits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Abstract:

Since the 1978 reforms, China has experienced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DP growth has been in the double digits on average yearly, creating the fastest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recorded by a major economy in history. Not only did this transform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t large, China reached important milestones in terms of reducing poverty and creating prosperity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is article us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o examine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how growth has been achieved largely by ‘informal institutions’ that are grounded in culture, customs, and private interactions that emerge spontaneously. The trajectory by which these informal institutions left their imprint on China’s complex economic landscape and how they can constrain future economic growth are also of central importance. After examining decentraliz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practices,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legal system, we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creating formal institutions necessary for long-term growth, most importantly innovation. Preliminary evidence show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tapering off which may reflect the constraints of China’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is ought to be reversed if China is to enjoy long-term sustained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