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形成机理分析——基于财政激励的视角

本文基于财政激励的视角,对中国式分权体制特征下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初步探讨了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负债所形成的财政激励作用。文章认为,中国式分权对政府官员的激励主要分为三个方面：政治体制、负债政策与政治周期。从这三个方面讲,均无法有效激励地方政府减少负债行为,主动降低财政风险。而中国式分权体制也无法对债权人形成有效的激励,使其无法有效地抵制政府的借债行为。     

财政分权是否影响金融分权——基于省际分权数据空间效应的比较分析

分税制改革激化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继而影响金融分权结构,导致地方金融体系膨胀,是区域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的隐患之一。本文通过建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差异性目标函数,求解各级政府的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分析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内在逻辑,在空间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78—2012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政策目标不同,其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存在差异,财政与金融成为地方经济增长框架下可以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财政分权制度必然影响金融分权制度;财政分权制度构成了各省财政差异的基础,导致省际财政变量存在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的显性集权隐性分权和财政分权导致各地竞争金融资源,省际金融变量也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显性集权隐形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不匹配引发多种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因此,明确金融分权边界、落实地方政府风险责任是预防和控制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的关键。     

基于收入视角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基于财政收入视角,本文回顾了我国财政改革历程,认识到宪政背景、意识形态和地方可支配财力对财政分权的重要意义。分税制改革是政府间财力的重新分配。分税制改革至今,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享不断调整。中央通过扩大共享税范围,增加了分享比例,集中税收,上收财力。分税制规定了政府间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并没有规定支出,实质上增加了地方政府财政支配权。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减少,却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的规模。地方政府通过增加非税收入规模,提高中央转移支付额度,实现收支平衡。地方政府提高财政可支配收入的积极性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相互交织,成为地方非税收入膨胀的根源。     

分权、地方债务与现代财政改革——基于财政分权不同角度的效应分析

国内理论界普遍认同地方债务内生于财政分权体制,主流观点是收支不平衡引致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反对派支持“利维坦假说”,认为分权可以限制地方政府支出的过度扩大.但分权究竟如何具体作用于地方债务,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建立了财政分权与地方债务关联的理论框架,从支出、收入和纵向财政不平衡三个角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分权效应不能一概而论,提高收入分权,降低支出分权,缓解纵向财政不均衡,将有助于减少地方债务.构建现代政府间关系,“五五分成”后亟需增加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严格政府支出管理;同时适度放松收入管理,赋予地方政府有限的税收立法权,构建地方税体系至关重要.     

集权与分权的抉择—改革开放30年中国财政体制的变迁

中国财政体制的演变反映出财政分权程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财政集权的趋势;当前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错位,财权上移,事权下放,导致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不当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造成了我国财政纵向不平衡较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度较高,但税收控制度低;财政分权对政府规模、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有着不确定的影响;未来的改革还需要在进一步权衡分权和集权优劣的基础上作出选择,适当的分权是大势所趋。     

财政分权何时有利于治理?

当前,很多发展中国家正试图通过财政分权来加强政府治理。为了弄清分权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发挥有益的作用,文章首先回顾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探讨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的意义。基于文献综述,文章认为,分权的益处与地方政府和政府间关系的构建方式密切相关。为此,文章提出了如下建议:确保分权真实有效;促进地方政府更好地行使代表责任、实施更好的治理措施;加大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力度及巩固政治稳定。     

财政分权与各级政府的教育责任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由于地方政府的GDP增长率偏好和对地方政府用手和用脚投票机制的缺失,导致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教育支出行为存在较大差异,且省级和县级政府的教育支出行为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减少教育支出比例,但伴随财权的下放,中央政府会增加教育支出比例。县级政府基本履行了对小学教育的供给责任,中央政府基本履行了对高等教育的供给责任。中学教育是中央、省级和县级政府一致重视的教育阶段。     

财政制度改革对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影响——以财权和事权为视角

财权与事权的分配关系是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产生变化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财政体制下,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清晰、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对称、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矛盾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主要由事权的法律规定不明确、财权的过度集中、中央的权威性思考、晋升激励制度等原因所造成,建议合理划分事权与财权、公开事权和财权划分、转变政府之间交流方式以及转变地方政府责任方向,以期实现财权和事权的匹配和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均衡。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扭曲与城乡中小学布局调整

中国式财政分权缺乏"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约束,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最大化,试图通过学校合并产生规模经济来降低生均教育财政支出,是地方断章取义执行中央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的主要原因。以中国31个省2001-2010年的面板模型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度越高,地方政府合并中小学力度越大,学校数越少,生均预算内教育支出越低。纠正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布局调整的行为扭曲,要科学规划学校布局,改进绩效考核指标,加强明文和程序约束。     

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本文分析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内在联系,对2004-2012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估算,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等因素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是造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主要因素;城镇化、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和2008年中央4万亿元投资计划也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起到一定作用;剔除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城镇化和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债务增长更为迅速.鉴于此,本文从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官员考核机制、中期预算平衡和营改增后地方税体系构建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代理人信息获取理论模型及制度选择——以我国财政决策执行行为分析视角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我国财政分权制度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塑以及对地方政府竞争激励的影响已经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目前学界讨论主要集中于财政分权的积极效果,例如财政分权可以给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激励(沈立人、戴园晨,1990;Montinola     

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体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制度性原因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财政体制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的基础。一方面,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发展及演变的过程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与地方财政在权力和责任分配上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与责任分担机制的改革决定了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体制,也决定了投入主体的权力与责任的分配。根据传统的测算指标,如各级政府的政府支出比例,我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分权化的。《预算法》授予地方高度的自治权--各级地方政府都有独立的、经由各级人大批准的预算。自市场化改革以来,政府问的收入…     

浅谈我国潜在财政危机的成因与对策

一、财政危机的现实表现 1．“钢丝财政”。 中国的《预算法》规定：“各级预算应当做到收支平衡”。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不存在赤字似乎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只将视点集中于中央财政的过度负债实际上是忽视了隐蔽的危机。地方政府在坚持“预算平衡”的同时，已经走上了“钢丝财政’，之路。“钢丝财政”是指地方财政过分依赖于单一的财源，财政运行风险重重的现象。财源的单一，使得地方政府将税利的征收重点集中于一个或几个企业。单一的产业结构使得相当多的地方走上了“钢丝财政”之路。为了维系这条钢丝不断，地方政府付出了极大的成本。钢丝断裂，地方经济稳定受到严重冲击的事例比比皆是。     

地方政府或有负债的形成原因与治理对策

地方政府或有负债的产生是体制性和非体制性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因素，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或有负债应按照公共财政和经济国际化的要求，对合理的或有负债，通过制度建设和深化改革使其显性化，合法化和透明化，特别是要依法明确和强化各级政府和各职能部门的风险责任，通过程序化管理来规范责任利关系，量化责任，堵塞漏洞，而对不合理的或有负债，应坚决依法取缔，并从制度上铲除滋生不合理或有负债的根源，维护财政安全。     

哥伦比亚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哥伦比亚是美洲地区分权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政府结构分为中央政府、省政府和市政府三个层级,各级政府均有自己的支出责任和自有财政资源,其地方政府总支出占全国支出的40%左右。哥伦比亚建立了以行政控制为主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模式,其量化的债务风险预警指标提高了地方政府     

浅析财政分权原则——基于事权和和财权的划分

1994年分税制改革将大量财权收归中央,却下放更多的事权给地方政府,导致地方财政的纵向不平衡——在财权上集权,在事权上分权,其弊端正逐步显露出来.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了财政分权体制如何才算合理,财权和事权划分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本文的目的就是在总结学者现有的研究的基础上,提炼财政分权原则,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的中国模式与OECD模式——分税制是财政集权吗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结构偏向的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扩张的预算外支出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政治影响力、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公务员规模

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务员规模受到政府间政治关系和财政关系的显著影响。地方相对于中央的政治影响力由关联中央委员的政治影响力加总而来,它对"官民比"指示的公务员规模发挥正向作用。地方相对于中央的财政分权,测度指标包括收入分权、支出分权和财政依赖,亦均对公务员规模发挥正向作用。因此,控制和优化地方政府公务员规模,可行的策略包括优化各种权责利配置、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完善地方自主制度建设和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工作。     

地方政府财政责任机制及其变迁研究

地方政府财政责任机制由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及其财政活动、财政利益相关者及其财政问责构成,是对地方政府财政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过程的概括。经济、政治和行政制度决定着财政责任机制及其变迁,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政治弱化+中央政府集权"的制度组合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政治弱化+中央政府放权"的制度组合下,我国的地方政府财政责任机制都不够完善,可行对策是从政治、行政和财政三个层面上推行分权改革并提供配套措施。     

财政分权制度能促进高技术产业增长吗

财政分权制度体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高技术产业发展重要的制度支撑.通过构建一个财政分权制度内生到高技术企业决策的理论模型,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分权制度对高技术产业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运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收入型财政分权显著促进了高技术产业的增长,但支出型财政分权对高技术产业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此外,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证实了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是财政分权影响高技术产业增长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