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对外开放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价值链互动视角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国内价值链(NVC)与全球价值链(GVC)联动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界定和区分了外需对中国国内各区域在GVC和NVC中增加值收益及增值能力的影响,进而分析了外需对国内区域垂直分工和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结果发现,首先,1997-2012年外需对中国各区域增加值收益攀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拉动作用占主导地位但呈快速减弱趋势,而发展中经济体和世界其他地区(ROW)的拉动作用明显提升,这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经验依据。其次,外需驱动下中国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京津地区在增加值收益快速提高的同时却陷入了NVC增值能力不足甚至为负的困境,而中西部地区受益于外需驱动下的国际和国内垂直分工效应增值能力得以提升。此外,我们还利用结构路径分析方法识别了外需对区域间增加值流转的生产层级特征以及关键生产路径分布,为价值链互动视角下中国分区域-分阶段的产业升级路径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启示。     

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的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对Upward(2013)的出口国内增加值测度方法进行修正,使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测度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呈上升趋势;高技术含量产业、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和大型企业等出口国内增加值低于其他类型但提升明显。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既来自于FDI等外部因素拉动,也来自于服务投入等内部高端要素的推动。因此,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政策要进一步促进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并着力实现向内部高端要素的动力机制转换。     

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的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对Upward（2013）的出口国内增加值测度方法进行修正,使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测度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呈上升趋势;高技术含量产业、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和大型企业等出口国内增加值低于其他类型但提升明显。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既来自于FDI等外部因素拉动,也来自于服务投入等内部高端要素的推动。因此,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政策要进一步促进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并着力实现向内部高端要素的动力机制转换。     

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三元分解与国际比较北大核心CSSCISSCI

利用美国1994-2011年十分位HS编码的贸易数据,将中国在美国市场上所占份额分解为广度、数量和价格三个维度,并与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出口进行对比。结果发现:第一,数量扩张对中国在美国市场上份额增加的贡献最大,广度扩张次之,而价格增长的贡献最低;第二,尽管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出口的部分市场份额被中国所替代,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对美国出口价格指数的显著提升;第三,中国出口美国价格指数不仅显著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且增长速度缓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扩张仍处于"重数量、轻质量、低价格"的较低层次。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比较:内需与外需

中国经济发展所创造的显著成就,以及外向型程度的快速上升,引发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广泛关注。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和动力源泉,判断一国经济增长模式,一般看两个重要基准:一是看三大需求对一国总需求的贡献,二是看三大需求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对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相关研究表明,在需求主体方面中国以内需为主,在动力结构方面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双轮驱动的典型特征。     

电通业增加值出口贸易就业数量的影响分析

文章利用企业生产增加值测算了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出口贸易及对就业的影响因素,并利用SDA分解法测算了劳动力效率、出口规模、企业生产增加值、出口中的国内创造价值比重等四部分对增加值出口贸易就业效应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我国传统贸易核算体系夸大了行业的真实出口水平。行业增加值出口贸易对就业量的拉动作用始终处于上升通道,但边际拉动能力呈下降趋势。从影响因素来看,劳动力效率的提高是主要的抑制因素,而出口中的国内创造价值比重上升是其主要的促进因素。     

析中国大市场在日本经济复苏中的作用

日本对外贸易一直在其经济周期的复苏中发挥了拉动作用。 2 0 0 2年以来 ,日本经济复苏呈外需主导型 ,出口增加则是这次复苏的牵引车。在出口地区结构中 ,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增长最快、贡献度最大 ,在日本被称为“中国特需”现象。进入 2 1世纪以来 ,在美国对日本经济仍保持重要影响的同时 ,中国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显著增强。     

中国出口贸易与产出的时变关联机制研究: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视角

准确识别出口贸易与产出间的动态关联机制,对应对当前日益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断点协整检验方法对出口和实际产出长期均衡关系的结构转变进行了识别。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和脉冲响应曲线分析法对出口与实际产出增速的短期动态影响机制以及出口对实际产出的拉动效应进行了测度。估计结果表明:第一,出口贸易与实际产出长期均衡关系存在显著的结构断点,断点具体时间为2010年第三季度;第二,在断点前出口是产出的Granger原因,而在断点后无论是基于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还是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出口均不是产出的Granger原因;第三,基于脉冲响应曲线分析,相对于断点后,在断点前出口对产出表现出更强的拉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出口对产出的拉动效果已明显下降,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稳健增长仍会造成不利冲击。鉴于此,为有效缓冲贸易摩擦的侵害,中国需要快速提升内生增长动力和促进外贸转型升级。     

金融发展对中美制造业出口结构影响动态分析

随着金融发展对国家贸易的作用日益加深,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关系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文章利用中国和美国28个制造行业1992~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优化制造业出口结构的作用加以分析,结论显示:美国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对制造业出口结构的影响均大于中国,促进了出口结构的改善。中国应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注重改善金融体系的效率,为制造业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实现制造业出口结构的优化。     

中国与欧、美、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比较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中国、欧盟、美国、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投入产出的五国模型,将总出口分解成9部分,根据9部分产生的不同价值增值含义,用真实国内贸易增加值以及GVC地位指数对中国及其他三大经济体不同行业在GVC链上的分工地位及竞争力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考虑了各国贸易迂回情况,剖析四大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特征。研究发现:中国以单环节参与为主,处于GVC链下游,但在技术密集型领域向上游移动趋势明显;日本以单环节参与为主,处于GVC链上游,在技术密集型领域占优;相比之下美国以多环节参与为主,主要处于GVC链上游,尤以高技术领域领先;欧盟以两头参与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出口。     

中国陶瓷出口规模与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分析中国陶瓷出口规模与结构变动基础上,运用修正的CMS模型,围绕需求、结构和竞争力,对1995—2015年中国陶瓷出口规模的波动分析发现,拉动中国陶瓷出口增长主要的动因是竞争力效应,市场规模效应次之,出口结构效应最弱。对中国陶瓷出口竞争力量化测算表明,中国陶瓷出口比较优势不断增强,已处于极强水平;竞争优势很强,且在加入WTO后提升速度明显加快。     

拉动内需还得靠政府

一般来说,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公认来自“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而我们这几年增长主要靠前两者:出口和投资。我国的外贸顺差主要来自美国和欧盟,这二者加一块比中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顺差总和还大好几     

经贸、地理关联与地区间环境效率溢出

 本文分别采用基于投入的DEA方法和基于产出的方向距离函数法测度了中国29个省份2001-2008年间的环境效率,并分析了在地区间经贸往来关系和地理邻接关系两种渠道下的环境效率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两种环境效率溢出模式并不相同,前者体现了正向的环境效率溢出效应,而后者却是负向作用。通过分析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还发现：降低工业资本密集度、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改善地区环境效率;研发强度对地区环境效率整体提升作有促进作用,但对其他地区环境效率的吸收能力并没有一致的作用。结果提醒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和产业内结构,同时应该更新研发思想,提高对生态环境的关注程度和决策比重。     

中国工业制成品对美出口增长效应分析——基于CMS模型

本文运用CMS模型对中国工业制成品对美出口增长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工业制成品对美出口增长的因素中,竞争力是拉动其出口的主要因素,但行业间竞争力发展并不平衡,其次是市场规模因素,而商品结构效应对出口作用并不显著,甚至起到抑制作用。从而提出中国工业制成品对美出口发展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双边贸易收益核算：以中美贸易为例

通过构建双边贸易收益核算模型,从总体规模、行业结构、实现方式等层面对中美双边贸易收益进行核算。本文发现中美双边出口中均包含着大量的对方国内增加值,与增加值贸易差额比较,传统统计口径的中美贸易差额出现明显高估。其中中国对美货物出口的贸易顺差被显著高估,而服务出口的贸易顺差被明显低估。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对美出口包含的本国国内增加值比重不到七成,而美国对华出口包含的本国国内增加值比重超过八成。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绝大部分表现为最终产品并且被美国当地消费,而美国出口到中国很大部分表现为中间品,并且通过对增值折返及对第三国出口的形式实现。     

Trans-spatial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Spillover:Based on Trade and Neighbor Linkage

本文分别采用基于投入的DEA方法和基于产出的方向距离函数法测度了中国29个省份2001-2008年间的环境效率,并分析了在地区间经贸往来关系和地理邻接关系两种渠道下的环境效率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两种环境效率溢出模式并不相同,前者体现了正向的环境效率溢出效应,而后者却是负向作用.通过分析环境效率的其他影响因素还发现:降低工业资本密集度、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改善地区环境效率;研发强度对地区环境效率提升有促进作用,但对其他地区环境效率的吸收能力并没有一致的作用.结果提醒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产业间结构和产业内结构,同时应该更新研发思想,提高对生态环境的关注程度和决策比重.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贸易利益再分解——以中美贸易为例

文章通过构建以出口产品最终吸收为标准的双边国家、部门及一国对外总出口的增加值分解框架,弥补了现有研究依赖产出或出口内生变量核算增加值的不足。在利用1995~2011年世界投入产出表对中美双边贸易增加值构成及利益分配进行重新测度后发现:中国对美出口创造了全球生产模式下的"多赢"格局,但贸易利益分配越发不利于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不断下降揭示出中国以传统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获利能力正逐渐减弱;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已成为中美双方贸易利益分配的主要领域;培育和提升服务业价值增值能力是未来中国获得更大贸易利益的关键。     

基于TiVA数据库的中国出口贸易增加值研究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和Ti VA数据库,发现1995-2009年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在下降,国外增加值在提高,但近年来国内增加值有回升态势。对中国出口产品所蕴含的国内部门的直接增加值、国内部门的间接增加值、进口投入品中的国内增加值以及国外部门的增加值进行了分解,并以中国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为例,对其全球价值链进行解构分析,发现国内外很多部门都对中国电气和光学设备的出口贡献了增加值,服务业部门的贡献率不容忽视。中国制造业应当加强自主研发,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大力推动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更好地支持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突围之途:从楼市调控到全面改革

金融危机前五年,中国经济年均高速增长超过10%,主要得益于三大力量。一是中国人口的滚滚红利,劳动力丰富且"价廉物美"支撑"世界工厂"地位一路上冲,年青人买房置业消费狂潮支撑消费不断增长;二是美国房地产金融泡沫导致的消费泡沫对中国出口的拉动;三是中国房地产的疯狂对经济的强力拉动。然而,"三大动力"的衰减乃至丧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效应

中美贸易摩擦的关税加征清单多次涉及农产品,美国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产品贸易伙伴,贸易摩擦必然对中美双边农业贸易增加值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着眼于全球价值链视角运用了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与Koopman等(2014)的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链接模型,评估贸易摩擦对中美农业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基于贸易增加值分解结果发现:(1)中美整体农产品贸易:贸易摩擦对中国农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负面影响严重,但却强化了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农产品贸易。(2)中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贸易摩擦对中国不同行业部门贸易增加值影响截然不同,其中食物制品、蔬菜水果及肉类制品部门的增加值受损严重。(3)美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谷物、水果蔬菜、油籽、棉花、牛羊肉、肉类制品、奶制品、动植物油脂及食物制品等部门遭受较强的负面冲击。总体而言,贸易摩擦对中美农业部门影响大相径庭,且存在较强的行业异质性。原因在于中美不同农产品部门的贸易体量差异悬殊,且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