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能力、金融决策与贫困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居民金融能力指数,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能力对贫困的影响以及金融能力、金融决策与贫困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金融能力能够显著抑制贫困的发生,且城镇地区相较农村地区更明显。（2）金融能力对贫困的影响既存在“抑制效应”,也存在“偏离效应”,两者之间呈现正“U”型关系。（3）经中介效应模型计算可知,在“抑制效应”下,金融能力可以通过改善金融决策来缓解居民贫困状况。具体而言,在三种不同的贫困状况衡量方式下,金融决策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542%,2296%和2160%。     

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相对贫困

近年来，随着农村互联网加速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来缓解家庭信贷约束，这对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将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纳入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分析结果发现：首先，互联网发展有助于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其次，互联网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且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最后，互联网的减贫效应存在地区和年龄差异性，互联网对西部地区和青年人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加快数字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知识宣传和改善相对贫困群体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提出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农户信贷可得性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

文章从相对贫困治理的三个方面构建了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以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利用半参数模型从全国、区域层面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各维度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均对农村权利贫困治理水平提升产生正向影响。从区域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从时间维度看，样本期内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影响表现出波动式变化趋势。据此，提出应加强政府在宏观层面指引、实施差别化政策、发挥金融机构作用，从而不断提升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水平。     

数字金融能力与相对贫困*

本文定义了“数字金融能力”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分析，检验了数字金融能力减少相对贫困的效应和作用渠道。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均显著地减少相对贫困发生概率。交互效应显示，在相对贫困样本分布越多的能力水平上，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减贫的概率越大。这种交互特征将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在数字金融能力减少相对贫困发生概率的机制方面，提升收入、促进财富积累、缓解流动性约束、影响购物渠道四个中介渠道的贡献比例差异值得特别关注。致力于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应重视提升相对贫困群体不同层次的数字金融能力。     

中国金融发展与贫困减少的经验分析

金融发展情况介绍息息相关,本文通过构建计量模型的方式,对我国农村的正规金融发展、非正规金融发展和金融波动给农村贫困减少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虽然农村正规金融也能够促进农村贫困减少的影响却并不大,而且主要影响在于农村绝对贫困,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不大。非正规金融发展也没有起到促进农村贫困减少的作用,而金融波动更会给农村贫困减少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要促进农村贫困减少,必须将非正规金融机构和正规金融机构和谐共生的农村金融体系建立起来,对农村非正规金融进行引导,避免和减少农村贫困减少受到的金融波动的不良影响,从而真正改善我国农村的贫困状况,,促进农村贫困减少。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因其独特的低成本和普惠性优势，能够给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显著缓解家庭低水平贫困脆弱性和高水平贫困脆弱性，而且对缓解高水平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好，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显著减缓城市家庭和东中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却对农村家庭与西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增加效应。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推动创新创业以及拓宽投资增收渠道，对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我国减贫可持续性——基于多维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的双重视角

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并降低贫困脆弱性是保证我国减贫成果可持续的关键。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村庄层面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贫困脆弱性指标，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影响农村家庭轻度和深度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非经济因素是农民信息获取劣势和受教育程度不足，且深度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居高不下是造成未来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的主要风险；虽然我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区域非均衡性，但整体上农村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和轻度贫困脆弱性，而对深度贫困脆弱性的减缓尚需结合其他手段；降低农村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其摆脱多维相对贫困并降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和农户相对贫困

市场参与机会和能力的提升是缓解相对贫困的持久性内生动力,数字金融通过影响贫困群体心理从而缓解相对贫困的微观机制尚未得到有效验证.基于贫困心理和行为的理论,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数据,采取反事实分析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多种方法验证数字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来检验市场参与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的使用缓解了农户的相对贫困,且数字金融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具有长期、稳定的作用;第二,数字金融对收入相对较高、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家庭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第三,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的市场参与行为,从而缓解了农户的相对贫困.因此,应通过促进农户市场参与发挥数字金融在缓解农户相对贫困中的有利作用,同时努力提升较低收入和较低教育水平农户的数字金融素养以弥合数字鸿沟.     

数字普惠金融、多维相对贫困及空间效应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7—2019年数据,建立了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测算了我国微观家庭层面与宏观地区层面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状况。并使用离散选择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宏微观结合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收敛性、空间相关性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多维相对贫困消减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收敛性与空间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在微观家庭层面上帮助减贫,还有助于在宏观地区层面上降低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在助力减贫的过程中对公平性问题的处理也相对较好,避免了“精英俘获”现象所导致的减贫效率低下与资源错配;数字普惠金融的多维减贫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家庭收入、就业、消费结构、主观感知与信息获取状况的改善。     

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实证研究——基于河南省18市的面板数据

本文采用河南省18个地级市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就金融发展对减少贫困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河南省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均对减少贫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增长能够有效的减缓贫困,但河南省的财政政策、对外贸易、教育投入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财政体制失衡抑制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吗?

本文首先尝试构建一个同时包含发达与欠发达两个地区规模报酬递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与理论分析框架,系统诠释财政纵向失衡与横向失衡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作用渠道与影响效应;其次通过建立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采取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考察财政纵向失衡与横向失衡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效应,发现财政纵向失衡无论是从全国层面抑或分地区均显著降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而财政横向失衡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则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在这之后,本文通过对面板联立方程模型进行标准化回归估计进一步考察了财政纵向失衡与横向失衡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作用渠道与传导效应,发现财政纵向失衡通过直接作用渠道显著降低或抑制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而财政横向失衡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作用渠道与传导效应大小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即发达地区财政横向失衡直接提高地方政府税收努力,而欠发达地区财政横向失衡不仅可以直接降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亦可通过对财政纵向失衡的正向激励间接影响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产生负向抑制效应。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基于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

笔者利用1986年～ 2010年的区域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研究表明,东、中、西部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各区域农村非正规金融在促进农民增收上的效率要普遍高于正规金融;上述效应在不同区域、不同时段差异明显;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低收入者的回报更高,而正规金融发展对高收入者更有利.在此基础上,笔者就农村非正规金融规范发展和农村金融深化改革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对农民增收效应研究

自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来,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已经取得瞩目的 成绩,本文就西部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展开研究.基于2009-2019年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首先,利用变异系数法在四个维度九个指标下对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量化.普惠金融指数显示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迅速,农村居民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不断提高,但广西、云南两地普惠金融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其次,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收入,但第三产业比重的加大会对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产生负向调节作用;2.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呈"U"型关系;3.普惠金融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在低收入人群中作用效果更大,而对农村高收入人群作用效果不明显.最后,文章建议应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建设、加大欠发达地区的帮扶力度、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和传导机制和优化产业结构,防止返贫困和收入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     

中国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城镇化

基于2000—2014年中国中部地区六省以及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区域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城镇化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对城镇化具有阻碍作用,两者发展不协调;区域工业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城镇化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最后,提出推动中国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县域视角下的贫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系统GMM方法的再检验

本文以内生区域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同时引入贫困因素进一步识别区域金融与经济的非线性关系,将实证对象细化到县域层面,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贫困与非贫困县域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本文研究发现,信贷层面上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普遍存在,而储蓄层面金融发展的效应则存在地区差异,非贫困县的储蓄与经济无关,贫困县的储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因此本文指出,区域信贷配给和区域信贷创造理论更适于解释贫困地区的金融发展问题,贫困县域储蓄的负效应是本地储蓄外流和转化效率低下的结果,与我国银行业跨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增收效应研究——以广西40个县为例

农村普惠金融对改善农村地区经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重要作用.本文首先构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并以广西40个县为例,对其在2013—2017年的普惠金融发展进行测度及聚类分析.在聚类结果的基础上,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存在差异,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增收效应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具有正向效应,但对收入层次较低的农村居民而言,普惠金融发展不利于收入的提高.鉴于此,本文建议进一步优化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环境,推动不同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协同发展,切实增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     

金融发展与医药制造业发展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

利用1995—2008年我国29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和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对金融发展与医药制造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对医药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在西部地区,前者对后者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在东部地区,前者对后者具有正面影响,但统计上不显著;在中部地区,前者对后者具有负面影响,但统计上不显著。最后提出应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在医药制造业发展中的作用。     

城乡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案例剖析

本文利用浙江省11个地区1997～2007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浙江省城乡金融发展水平,结果显示,各地城乡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城乡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城乡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作用: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应完善农村的投、融资环境和机制,促使农村存款转化为农村投资;城市金融发展总体来说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有限的促进作用,其中,城市存款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反向关系,城市贷款对农村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农村创业?北大核心CSSCI

在金融发展趋于数字化的背景下,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创业之间的关系,对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人力资本水平、地区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有效传导路径。就不同区域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的农村创业活跃度影响较中西部地区更显著;就创业类型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私营企业创业活跃度的推动作用较个体创业活跃度更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分类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三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加强数字乡村建设,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农村教育质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等建议。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减贫效应

为探究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文章利用2015—2018年云南省福贡县农村多维贫困监测的面板数据,在分别测算村级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和多维贫困水平的基础上,构建时空关联分析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整体和分区、分维度层面实证分析探测村级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以云南福贡县为研究区的实证结果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村多维贫困存在减贫效应,且不同类型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在整体层面,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影响下,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服务的减贫效果较为突出,同时其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更为显著,表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减贫效应以直接效应为主。在分区层面,多维贫困程度较轻的中段地区其教育、公共文化及信息化服务的减贫效果较好,同时存在间接效应能够缓解邻近地区多维贫困的状况。其中,多维贫困程度较深的研究区北段和南段,其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服务的减贫效果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