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工业化、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

对中国1956--2007年农业现代化、工业化、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动态研究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农业现代化及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均存在着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进出口贸易是农业现代化的Granger原因;工业化、进口贸易和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均会阻碍农业现代化进程,但在中长期内均会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出口贸易会对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产生持续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安徽省金融发展、城镇化及工业化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VAR模型,分析了1978—2013年安徽省金融发展、城镇化及工业化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安徽省金融发展、城镇化及工业化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城镇化与金融发展、金融发展与工业化之间均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而城镇化与工业化互为因果关系;金融发展对来自工业化的随机扰动具有正的效应,工业化对来自城镇化的随机扰动先有正的效应,后有负的效应;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工业化对金融发展的贡献要比城镇化大。     

基于VAR模型的“四化”同步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利用安徽省1987—2012年相关数据,采用VAR模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手段,考察"四化"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安徽省金融市场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四化"的进程,同时安徽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步反过来又活跃和发展了金融市场。但是,安徽省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像预期中那样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冲击在短期内对工业化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而对农业现代化的负向影响最大;金融冲击在中期阶段对信息化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对城镇化的正向影响最为深远。     

“四化”协调推进黑龙江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实践模式和政策选择

以黑龙江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及信息化的"四化"协调发展为提出的背景,重点阐述了"四化"的内涵与关联,并分析了黑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的现实选择与作用机理。提出了"四化"协调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在新时期的应用和体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融合,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历程;"四化"本身的相互协调,才能整体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是实现黑龙江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前提条件,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     

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及其互动关系

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存在着强烈的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作用,政府主导与城镇化、工业化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在对政府主导、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关系的机理作用进行逻辑梳理的基础上,运用PVAR模型分地区研究三者之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结果表明:政府主导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呈下降趋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政府主导对城镇化、工业化有较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阶段性的、不可持续的,且存在区域异质性;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效果欠佳,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正向带动作用明显,但城镇化对工业化的支撑作用有限,且地域差异明显.     

走中国特色信息化道路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2020年我国要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幅度提升信息化水平;并且明确的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十二五"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规划》;科技部也发布了《智能电网重大科技产业化工程"十二五"专项规划》。两个《规划》对于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信息化战略都有重大作用。     

论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对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基于地理二元经济理论的视角

文章以地理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对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不断演进,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对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具有促进作用。在不平衡发展阶段,发达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会对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现代化产生诱导;而在协调发展阶段,发达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还可以通过多条路径为欠发达地区农业生产技术与制度变革创造条件。     

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民收入增加

对中国1978—2008年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民收入增加之间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城市化是农业现代化的Granger原因，城市化与农民收入增加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且后者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城市化会阻碍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在短期内会不利于农民收入增长，但在长期内会对农民增收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迎接信息化发展新时

十八大明确提出,2020年我国要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幅度提升信息化水平,并且明确的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可以说,党的十八大将我国信息化的战略又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信息产业发展将面临新的巨大机遇。信息化是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的最典型特征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信息化水平急剧提高。发达国家为发展信息产业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举措,如美国在3年前提出的智慧地球、奥巴     

农地流转与全面实现现代化——以江南某镇为例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基本战略途径。在现代化全面协调发展过程中,农业现代化既是起始点,又是落脚点。而农地流转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本文结合江南某镇农地流转的主要做法,探讨了农地流转对促进现代化各基本战略之间协调发展的启示,并提出加快流转的建议。     

中国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区域差异——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长期内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互为因果关系,而短期内这种关系不明显;长期内中部地区服务业发展是城市化进程的原因,短期内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服务业的发展;对西部地区而言,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建设用地扩张与城市化动态计量分析——以无锡市为例

文章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无锡市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展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无锡城市化水平与建设用地面积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引起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长13.34个百分点;短期内城市化水平变化是建设用地面积变化的Granger因,而建设用地面积扩展不是城市化水平变化的Granger因。     

我国城镇化水平与第三产业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2012

选取1978-2012年城镇化水平、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运用ADF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分析、VAR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探究我国城镇化与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我国城镇化水平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就业比重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且因果关系是单向的;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水平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增长都呈现出较强的、持续性的推动作用;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对城镇化水平波动的贡献率较大.     

安徽省城市化与服务业关系的动态计量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城市化与服务业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短期关系不够显著。服务业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城市化对服务业的拉动作用不够明显。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主要是靠自身内部的发展获得的,相互促进作用不够明显。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贸易间关系的协整分析

文章运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利用1995-2012年间的年度数据,对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贸易间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间是一种互补关系,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间是一种替代关系;短期内,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间是一种替代关系。     

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定量分析——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

我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与通常意义上所认识到的二者之间关系不同的特征。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不显著,说明我国城市化的质量不高。从短期来看,在修正机制作用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速度在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均衡水平上上下浮动,这是与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相一致的。     

房价波动与金融支持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利用两部门动态供求价格决定模型,分析房价与金融支持的相互作用机理,并选用1999年1季度至2013年2季度的数据,基于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房价波动与金融支持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金融支持是房价波动的长期Granger原因;短期内,房价波动与金融支持存在相互的正向影响,金融支持对房价上涨具有明显的推力作用,房价上涨又能引起金融支持扩张;长期看,金融支持的扩张会导致房价持续性下跌.     

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检验

利用1980~2006年间统计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其结果表明:就长期而言,进口、出口、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进口、出口、消费与投资分别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则是消费的Granger原因。从短期来看,三者之间的关系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不断加快,且消费的短期波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变化影响最为明显,进口和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增长。     

FDI流入、货物贸易出口、GDP和碳排放——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单位GDP碳排放、FDI流入量、货物贸易出口额和经济增长四个变量间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从长期直接效应来看,货物贸易出口和GDP与单位GDP碳排放存在相关关系。但有些变量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总效应存在矛盾,有些变量长期直接效应与总效应存在矛盾,有些变量短期内无效应但长期效应显著。     

市场化、城市化与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动态的视角

市场化和城市化曾经是而且在未来也将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理论上,可以明确地得到它们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的结论,但却没有经验研究对此提供支持。文章使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度数据,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和城市化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