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门槛效应的分析

文章以2003~2012年中国对71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为基础,首先检验了双边投资协定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然后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在双边投资协定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东道国较好的制度环境均能够促进中国对其进行投资,并且东道国制度环境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东道国制度质量在门槛值以下时,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当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跨越门槛值之后,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变得不显著。     

东道国制度视角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为例,检验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法制化程度促进了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但东道国民主化程度阻碍了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根据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本文将总体样本分成四个子样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东道国法制化程度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具有普遍使用性,但东道国民主化程度阻碍了我国民营企业以及流入自然资源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FDI投资区位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数据

选取35个国家2001—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以东道国市场、双边贸易、东道国劳动力成本以及教育水平等指标,采用固定效应分析方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受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显著,但两者呈负向相关,即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我国对其投资越少;同时,我国对出口及东道国的成人识字率也较为敏感。出口于东道国的贸易额度越大,东道国的成人识字率越高,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就越多;东道国的工资水平与我国呈负弹性关系,东道国工资水平越高,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就越少。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基于制度距离的解释

传统理论认为东道国恶劣的制度环境会降低外国直接投资的经营绩效,进而不利于东道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但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增长迅速,而后者往往制度环境较为恶劣,制度风险比较突出。本文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上对中国向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制度距离与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产品结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研究——以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为例

2003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都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文章主要以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为例,研究中国OFDI对我国贸易产品结构的影响。首先借鉴相关理论分别从短期和长期两个层面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机理,其次统计对比2003~2015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中国对东盟进出口商品结构的数据,分析我国同东盟进出口贸易产品结构的变化,最终对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品结构的影响进行归纳总结。结果表明,中国OFDI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产品结构的改善。     

浅议TRIMs协议与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的关系

在国际直接投资风险的诸多因素中,东道国投资环境,尤其是政策环境对于投资项目、区域的选择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东道国对外来投资的过度限制——投资壁垒是企业对外投资活动直接面临的障碍。同时由于WTO各成员国引导和管辖外资的权利开始受到以TRIMs协议为代表的多边纪律的约束,东道国对国际投资管制的放松、政策透明度的提高、投资环境的改善,对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海外直接投资必将提供更大的发展和更多的成长机会。     

东盟在华直接投资与东盟对华出口贸易的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的签署，使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呈现了新格局。为了研究东盟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东盟贸易的影响，本文通过向量自回归理论的脉冲响应函数，对东盟在华直接投资与东盟对华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盟对中国的出口、东盟在华直接投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东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东盟向中国的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     

中国-东盟双向直接投资空间关联与动力因素

对2002—2018年中国-东盟双向直接投资空间关联网络的总体特征、演进动态、国别特征与动力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东盟双向直接投资空间关联强度不断增加，但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较大。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重心呈现“西北-东南”双向迂回，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呈现“先由北向南，再由东向西”方向变动。中国-东盟双向直接投资网络节点层次分化明显，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圈层结构与结构洞差异。双向直接投资空间关联的演进主要受国家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基础设施、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制度质量以及国家间贸易规模、接壤情况等8个因素的影响，其中制度质量以及贸易规模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最后从推动节点、要素、网络协调发展的视角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别差异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划分为经济发达国家、资源丰裕类国家、新兴经济体及其他不包含资源丰裕类的发展中国家等3类,在使用2003～2011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国别差异。研究表明,影响我国OFDI对资源丰裕类国家区位选择的因素除了双边的经济总量以外,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经贸往来的稳定性也是决定我国投资于资源丰裕类国家的重要因素;我国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以突破与规避贸易壁垒以及开拓新市场为主要目的,运输成本、东道国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影响我国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因素为东道国的投资自由程度及对外开放水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别差异的视角

本文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划分为经济发达国家、资源丰裕类国家、新兴经济体及其他不包含资源丰裕类的发展中国家等3类,在使用2003²011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国别差异。研究表明,影响我国OFDI对资源丰裕类国家区位选择的因素除了双边的经济总量以外,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经贸往来的稳定性也是决定我国投资于资源丰裕类国家的重要因素;我国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以突破与规避贸易壁垒以及开拓新市场为主要目的,运输成本、东道国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影响我国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因素为东道国的投资自由程度及对外开放水平。     

跨国公司制造业R&D投资国别选择的实证研究——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例

本文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例,对跨国公司制造业海外R&D投资国别选择的影响因子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世界范围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FDI和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影响跨国公司R&D投资的主要因子;仅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东道国市场规模并不影响跨国公司R&D投资;跨国公司的产业类别不同,其R&D投资国别选择的影响因子亦有差异。     

Why India is mainly engaged in offshore service activities,while China is disproportionately engaged in manufacturing?

We extend the model of Antràs and Helpman (Antràs, P., Helpman, E., 2004. Global Sourc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3), 552–580) by incorporating the merits of Zhang and Markusen (Zhang, K.H., Markusen, J.R., 1999. Vertical Multinationals and Host-country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9(2), 233–252.) to demonstrate why China has been so successful in disproportionately attracting foreign offshore manufacturing activities, while India has been engaged mainly in offshore service activities. We argue that the host country's industry-specific technology capabilities make the difference in FDI composi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In addition to incomplete contract frictions, the host country'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which affect technology transfer costs, are essential to FDI inflows. We also find that, after excluding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 India is almost on par with China in terms of the market size it offers to marketing-seeking FDI.     

我国网上银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的网上银行与欧美国家成熟的网上银行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安全问题、法律问题和监管问题是影响我国网上银行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分析了我国网上银行发展中存在的安全问题、法律问题和监管问题,并提出了发展我国网上银行的对策。     

我国家电产业出口发展战略浅析:比较优势还是竞争优势

近年来,我国家电产品出口发展态势良好,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则依赖于其出口发展战略的合理选择。通过分析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两种发展战略对当前我国家电产业的适用性,笔者认为:一方面,要继续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更好实现我国家电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要以竞争优势为发展方向,把我国家电产业做大做强。     

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战略分析

随着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数量的增加,外资企业给我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因此应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制定我国未来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发展战略,以审定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取向为目标,从建立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入手,加大吸引外国投资区位转移力度,促进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引导利用外资的战略目标由弥补“双缺口”为主向参与国际分工,优化资本配置和促进技术进步方面转移,达到我国吸引外国投资的最佳效应。     

大学生传统文化意识培养简论

随着高等教育备受关注,大学生也成为了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进步的基础性力量.我们在关注学生学业发展的同时,也看到了大学生群体传统文化意识的缺失.在我国大学生传统文化意识淡薄的情形之下,我们更应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培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有灵魂、精神高尚的优秀大学生.     

The Optimal Enforcement of a Finance-Constrained Immigration Law

We extend the Bucci and Tenorio (1996) model of illegal immigration by constructing a two-country, one-good, two-factor model, and use a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to analyze political issues not considered in their work. We consider the case where capital is immobil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case in which capital is mobile. Our main result is that the host country's government can, under some circumstances, optimally enforce employer sanctions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host country's welfare under both capital mobility and immobility.     

窘境与出路:中国农民与中国现代化关系之思考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是我国农民不断陷入窘境,同时又不断摆脱窘境的过程。农民的窘境在特定历史时期推进了工业化、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实现又以消除农民窘境为必然前提。在我国当前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适时进行政策选择,逐步使农民摆脱窘境,对推动更高层次的工业化、现代化,实现社会和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外资并购中国上市公司的证券法律规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外资并购已成为外国对华最主要的国际直接投资方式,而我国上市公司是外资并购的主要目标。本文在借鉴国外成功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外资并购中国上市公司证券法律规制的缺陷,并对于其完善提出了若干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