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微观匹配数据,在地区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的背景下研究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间品进口通过"竞争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中间品质量效应"以及"中间品多元化效应"机制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提升效果会因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中间品进口来源国、技术复杂度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2）制度环境改善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强化了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中间品进口与制度环境在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方面存在互补性;（3）文章进一步从动态视角考察了进口持续期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得出二者呈现"U"型关系,短期进口无法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持续进口以及适时进入可以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本研究为中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改善区域制度环境提供了理论与现实支撑。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中间品进口抑或资本品进口

与大规模中间品进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仍然较低。文章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匹配的数据,揭示出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从总的样本来看,中间品进口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促进效应,而资本品进口产生抑制效应,二者调节不利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2)区分产品差异化后发现,同质中间品进口促进效应更大,且同质中间品与异质资本品进口交互存在显著的负面调节效应。(3)区分企业所有制后发现,中间品进口对民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最强,而资本品进口对民营企业的抑制效应最强,且中间品与资本品进口交互对三类企业都产生负面调节效应。正是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结构失衡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负面调节效应,才导致中国在大规模进口中间品的同时却出现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处于低位现象。据此,在强调中间品进口促进效应的同时,需要区别重视、克服其通过资本品进口产生的不利调节效应。     

进口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

进口贸易政策变化究竟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文章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深入检验了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进口自由化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创新,且主要体现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上,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较小;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大于对创新密集度的影响,即进口自由化更多地是通过"扩展边际"渠道促进企业创新;通过离散时间生存分析发现,进口自由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创新的持续时间,并且中间品关税减让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     

进口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北大核心CSSCISSCI

进口贸易政策变化究竟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文章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深入检验了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进口自由化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创新,且主要体现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上,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较小;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大于对创新密集度的影响,即进口自由化更多地是通过“扩展边际”渠道促进企业创新;通过离散时间生存分析发现,进口自由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创新的持续时间,并且中间品关税减让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     

中间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基于中间品进口的数量、种类与质量维度

文章分析了中间品进口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内在机制,并利用2000～2011年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得到的541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中间品进口能够促进企业提高产能利用率,化解企业产能过剩。其中,中间品进口的数量效应和种类效应对企业产能利用率产生正向影响,中间品进口的质量效应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正向影响存在滞后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进口半成品的数量效应明显,进口零配件的种类效应和质量效应明显,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中间品种类效应明显,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中间品进口的数量效应明显;加工贸易方式下中间品进口不能显著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一般贸易方式下进口中间品能够通过种类效应和质量效应显著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     

政府挤占了企业人力资源吗——来自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证据

文章在异质性模型基础上，引入出口产品质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企业出口质量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在政府与企业间的配置是决定企业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政府对人才的过度占用将导致其对高技能劳动的"竞争效应"高于生产率"溢出效应"，从而抑制企业的出口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文章采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及其匹配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公务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但是却挤占了企业生产中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使用，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所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竞争效应"显著高于公共物品"溢出效应"，从而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变量的度量、模型形式设定与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稳健；进一步检验发现政府部门对企业人力资本的"竞争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地差异性，对与政府人力资本结构更为相似行业的出口质量压抑效应更大；在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动态分解后，文章研究发现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出口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源自于在位企业的企业内与企业间效应，而非进入与退出效应。     

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从整体上看,企业GVC上游参与程度提高有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而下游参与程度提高阻碍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从分组检验中看,企业GVC上游参与度提高对出口产品质量有稳健的正效应;而下游参与度提高的效应对于不同特征的组别存在差异,加工贸易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而一般贸易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不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外资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的质量效应较明显,而对于国有企业该效应较弱;低技术类型企业GVC下游参与度的提高有助于产品质量提升,而对中、高技术类型企业来说则有显著的负效应。文章还发现GVC下游参与通过"中间品效应"、"溢出效应"渠道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     

进口中间品质量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测算了进口中间品质量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深入分析了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多种计量方法的分析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对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他贸易方式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不管企业是从非OECD国家进口,还是从OECD国家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的提升都可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相比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低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相比高生产率企业,低生产率企业能够从进口中间品质量中获益更多,全面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可以自动地缩小企业间生产率水平的差距。     

进口行为、企业研发与加工贸易困境

利用海关贸易库和工业企业库的合并数据,文章专门研究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口对企业R&D投入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在有效处理内生性问题基础上,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口均对中国企业R&D投入造成显著抑制效应。进口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作用和企业出口行为密切相关。中间品的进口对无出口企业的R&D投入造成了显著抑制效应,而资本品的进口对无出口企业的R&D投入没有显著抑制效应,却对有出口企业的R&D投入产生了显著抑制作用。研究发现,加工贸易方式是造成进口抑制企业R&D投入的重要原因,由此揭示出中国对外开放中"加工贸易困境"现象的存在。这些发现对重新理解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复杂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中国进口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决策依据。     

工业自动化能否推动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证据

文章使用2002～2013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分析了工业自动化对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文章的研究发现,工业自动化对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存在显著的产品升级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自动化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产品升级效应仅发生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而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则体现为劳动替代效应。此外,企业在垄断行业以及所在地区营商环境越好,工业自动化对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正向影响越大;与半成品相比,工业自动化更能促进企业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质量的提升。机制分析发现,工业自动化会通过创新效应、效率效应和产品质量效应提高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文章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升主要是由广延边际变化引起,而集约边际变化并不显著,且工业自动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存在联动效应,共同推动企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文章从进口中间品质量角度丰富了工业自动化在企业升级转型中作用的研究,为中国更好地利用工业自动化的机遇提升企业价值链的地位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