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势力与中间品关税政策研究

中间品国际贸易对全球贸易举足轻重。当前文献聚焦于最终品关税政策的研究，对中间品关税政策的模型研究关注不足。构建拥有一体化企业和中间品生产企业的D国和拥有依赖中间品进口才能完成生产的最终品生产企业的F国在第三国市场开展产量竞争的博弈模型，分析企业同时或先后进入市场时中间品生产企业的谈判势力对两国中间品关税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无论企业是否同时进入第三国市场，一体化企业所在国家均会选择对中间品选择出口征税干预政策，其社会福利与企业进入顺序相关。当最终品生产企业先进入市场或一体化企业与最终品生产企业同时进入市场时，D国社会福利相较于自由贸易时得到优化，当一体化企业先进入市场时，D国社会福利遭到恶化，两国实行的贸易政策陷入“囚徒困境”。②当F国实行贸易干预时，中间品关税政策与企业进入顺序密切相关。当最终品生产企业先进入市场时，F国将对中间产品进口征税；当一体化企业先进入市场或双方同时进入市场时，若谈判势力相对较强，F国将实行征税，反之则会实行进口补贴。     

RCEP区域内中间品贸易网络特征及其价值链地位变化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RCEP各成员国在中间品贸易网络中的结构演变。在一般均衡结构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事前评估RCEP关税削减对亚太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RCEP成员国间的中间品贸易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在区域内中间品贸易总量的贡献度在不断上升，对中间品贸易的依赖度却在下降。RCEP关税削减将显著提升本区域内成员的GVC参与度，且关税削减力度越大，对其GVC参与度的提升作用越大。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技能结构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深入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技能结构对中国制造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地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是这种影响因出口产品目的地、产品类别和企业所有制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增加高技能劳动力投入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同时,高技能劳动力与高质量进口中间品存在显著的要素投入组合效应,这种效应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存在显著的进口中间品增强效应和技能结构增强效应。     

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与工资水平

基于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库以及进出口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引入企业创新机制效应检验中间品进口多样化的工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均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考察企业的出口状态、所有制结构及企业所属地区差异后发现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出口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工资影响更为显著。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显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及企业创新对工资分布高分位企业的工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传导机制检验，认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通过节约成本、提升生产率及企业创新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利润共享机制存在。在控制成本效应及生产率效应两种机制之后，企业创新成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作用于企业工资的新机制。     

全球价值链嵌入下中国企业出口质量的升级

随着中间品贸易的增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GVC)嵌入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以通过中间品进口带来高质量的中间品和技术,外生地提升出口质量;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的俘获效应导致企业内生自主技术创新失灵,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出口质量升级的关系有可能为非线性。文章使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提高中国企业的出口质量,但过度嵌入会降低出口质量,两者之间成"倒U型"关系。全球价值链嵌入下中间品进口的质量效应、规模效应依然能够提升出口质量,但技术外溢效应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为负,再加上全球价值链嵌入会降低企业自主研发创新从而拉低出口质量,因此中国企业内生的与外生的技术创新无法相互吸收和匹配。全球价值链嵌入OECD国家市场会提高企业出口质量,嵌入非OECD国家市场会降低出口质量,但如果全球价值链嵌入东盟市场或金砖国家也依然能够带来企业出口质量的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下中间品进口贸易成本增加会带来企业出口质量的下降,但出口贸易成本增加会激励企业提高出口质量从而进入收入层次更高、距离更远的市场。     

中间品进口与企业污染排放效应研究

文章分析了中间品进口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内在作用机制,并采用2011～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工业污染数据库以及海关数据库整合的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在考虑环境规制因素后,中间品进口降低企业污染排放的结论依然成立,且环境规制强化了东部地区中间品进口的污染减排效应。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降低了污染排放,但中间品进口的环境政策溢出效应并不能促进企业污染减排。研究结论有助夯实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微观基础,为从国际贸易视角实现污染减排提供了重要启示。     

进口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北大核心CSSCISSCI

进口贸易政策变化究竟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文章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深入检验了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进口自由化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创新,且主要体现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上,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较小;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大于对创新密集度的影响,即进口自由化更多地是通过“扩展边际”渠道促进企业创新;通过离散时间生存分析发现,进口自由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创新的持续时间,并且中间品关税减让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     

进口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

进口贸易政策变化究竟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文章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深入检验了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进口自由化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创新,且主要体现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上,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较小;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大于对创新密集度的影响,即进口自由化更多地是通过"扩展边际"渠道促进企业创新;通过离散时间生存分析发现,进口自由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创新的持续时间,并且中间品关税减让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来自制造业微观层面的证据

文章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的数据集,在计算行业实际有效汇率基础上,从出口收益、进口成本和进口竞争三个渠道考察了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通过出口收益渠道提高了本国产品以外币表示的价格,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人民币升值通过进口成本渠道降低了以本币表示的进口中间品成本价格,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通过进口竞争渠道,人民币升值降低了进口产品的价格,给国内产品市场施加了更大的竞争压力,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同时,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因企业生产率、行业集中度、要素密集度及所有制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间品贸易政策的选择

在全球价值链的序贯生产过程中,中间品的多次跨境会带来关税成本的放大,进而阻碍全球贸易及价值链生产网络的发展。中国及加拿大的经验表明,部分或全面取消中间品进口关税将有助于推动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融入并提升其贸易竞争力。文章首先基于总贸易核算方法(KWW、WWZ、WWYZ),量化展示了全球价值链上贸易成本放大的典型事实。然后,在三种政策情景下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量化模拟了中间品关税削减在促进中国及世界的贸易及经济增长、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     

服务贸易自由化、行业数字发展水平与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基于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2014～2018年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和考察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行业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能显著提高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水平，而行业的数字化则强化了服务贸易开放的正向效应。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行业数字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降低企业中间品成本、压缩管理费用、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从企业特征的异质性来讲，服务贸易开放和行业数字发展水平对经营时间长、规模大、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助推作用更为明显；从区域特征异质性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行业数字化对处于城市化、经济发展和外商投资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服务化进程的正向效应更为强烈。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中间品进口抑或资本品进口

与大规模中间品进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仍然较低。文章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匹配的数据,揭示出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从总的样本来看,中间品进口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促进效应,而资本品进口产生抑制效应,二者调节不利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2)区分产品差异化后发现,同质中间品进口促进效应更大,且同质中间品与异质资本品进口交互存在显著的负面调节效应。(3)区分企业所有制后发现,中间品进口对民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最强,而资本品进口对民营企业的抑制效应最强,且中间品与资本品进口交互对三类企业都产生负面调节效应。正是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结构失衡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负面调节效应,才导致中国在大规模进口中间品的同时却出现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处于低位现象。据此,在强调中间品进口促进效应的同时,需要区别重视、克服其通过资本品进口产生的不利调节效应。     

美国制造业回流对中国供应链安全的影响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出台一系列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与措施，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弱化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构建2000—2021年中国行业层面的供应链风险指数与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并基于中间品贸易的视角探究两者间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美国制造业回流将阻碍外资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弱化中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加强中国对国际市场中间品供给与需求的依赖；也会通过中高端制造业回流的集聚效应降低中国对国际市场依赖的多元化程度，进而对中国供应链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进口中间品质量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测算了进口中间品质量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深入分析了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多种计量方法的分析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对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他贸易方式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不管企业是从非OECD国家进口,还是从OECD国家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的提升都可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相比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低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相比高生产率企业,低生产率企业能够从进口中间品质量中获益更多,全面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可以自动地缩小企业间生产率水平的差距。     

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微观匹配数据,在地区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的背景下研究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间品进口通过"竞争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中间品质量效应"以及"中间品多元化效应"机制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提升效果会因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中间品进口来源国、技术复杂度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2）制度环境改善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强化了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中间品进口与制度环境在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方面存在互补性;（3）文章进一步从动态视角考察了进口持续期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得出二者呈现"U"型关系,短期进口无法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持续进口以及适时进入可以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本研究为中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改善区域制度环境提供了理论与现实支撑。     

中间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基于中间品进口的数量、种类与质量维度

文章分析了中间品进口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内在机制,并利用2000～2011年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得到的541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中间品进口能够促进企业提高产能利用率,化解企业产能过剩。其中,中间品进口的数量效应和种类效应对企业产能利用率产生正向影响,中间品进口的质量效应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正向影响存在滞后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进口半成品的数量效应明显,进口零配件的种类效应和质量效应明显,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中间品种类效应明显,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中间品进口的数量效应明显;加工贸易方式下中间品进口不能显著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一般贸易方式下进口中间品能够通过种类效应和质量效应显著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     

行业关联、外资进入与出口质量——来自中国企业的微观证据

外资合理利用对实现我国本土企业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聚焦外资的行业关联从出口升级的视角再次探讨这一问题。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统计数据库和投入产出表的匹配数据,从行业内水平溢出、产业间垂直关联等多个维度系统研究了外资进入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文章发现:(1)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外资水平溢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质量提升效应均显著,其中后向关联效应最大。(2)外资水平溢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渠道分别通过研发效应、中间品投入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得以实现。(3)异质性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对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企业的出口质量提升作用更为突出。文章为外资利用与企业出口质量关系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微观证据和理论依据,能够为当前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下引资政策调整和优化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北大核心

文章基于中国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FTAs),利用2000～2018年增加值贸易数据，从FTAs水平深度和垂直深度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TAs深度的提升能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且相较于垂直深度，水平深度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问题处理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FTAs深度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制造业类型和出口目的国(地区)类型不同而具有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FTAs深度可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进一步的反事实模拟表明，加入不同的区域贸易协定均会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且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效果最强，其次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中国是否加入区域贸易协定的预测结果相比，区域贸易协定水平深度对制造业整体以及分类型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效果更加显著。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制造业“稳外资”:基于外资新企业进入视角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已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外资利用的不可忽视因素，而加快促进外资新企业进入是实现制造业“稳外资”的重要目标。基于外资新企业进入视角，在利用工商注册数据对外资活动进行准确测度的基础上，文章试图揭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外资利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外资新企业进入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程度与其面临的贸易风险敞口相关；贸易政策不确定通过实物期权效应与制度摩擦效应，降低中国制造业外资新企业进入的数量与规模；(2)当外资企业所处行业的资产可逆性较小或契约密集度较大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外资新企业进入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3)异质性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合资型、研发型外资新企业进入的影响较小；(4)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提升与地方营商环境改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外资新企业进入的抑制作用将会显著弱化。文章结论将为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实现中国制造业“稳外资”目标提供重要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贸易成本、垂直专业化与制造业产业集聚——基于中美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的出口基地和制造业生产基地,工业制成品出口极大地拉动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本文利用中美数据分别计算了中美两国间贸易成本、垂直专业化指数和中国制造业的空间基尼系数,并实证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成本不断下降,中国对美贸易的垂直专业化指数逐渐提高。贸易成本的下降和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空间基尼系数的扩大,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加剧了中国制造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