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预期条件下中央银行沟通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

在外汇市场交易者预期异质性的假设条件下,以2005年7月至2015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沟通频数和人民币汇率数据为样本,采用异质预期汇率模型考察中央银行沟通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总体影响。研究发现：在异质预期条件下,中央银行沟通通过信息机制和协调机制影响外汇市场交易者的异质预期,从而对人民币汇率波动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但由于我国外汇交易者预期向基本面预期转换的发生概率小于技术分析交易者预期,中央银行沟通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平稳作用效力受到一定的局限。     

央行汇率沟通与股票市场波动

本文基于2005年7月至2017年2月的日度数据,检验中国央行汇率沟通对于股票市场波动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央行汇率沟通会对本国股票市场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并显著增加股票市场的波动率,B股市场波动率反应程度显著强于A股市场。(2)书面沟通的效果强于口头沟通,口头沟通中行长沟通效果强于非行长沟通;汇率贬值的沟通效果显著强于汇率升值沟通。(3)汇率沟通对于股票市场波动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非线性。     

基于EGARCH模型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实证研究

"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这种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有着较大影响,本文建立EGARCH(1,1)模型,对汇改后人民币收益率序列进行拟合检验,得出收益率序列仍然有集聚波动性、尖峰厚尾的特点,还存在杠杆效应,最后对央行以及规避利率市场化所面临的汇率风险提出建议。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新疆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新疆GDP、新疆出口额以及居民消费水平指数作为研究指标,选取新疆1991～2018数据构建VAR模型,实证探究了新疆的出口额究竟是否会受到人民币汇率波动方面的影响.通过分析脉冲响应图与方差分解图,发现汇率的正方向变动会使新疆的出口额出现相反方向的变化.基于此,结合新疆本地的相关情况给出了一些可行性对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金融自由化也日益盛行。而在人民币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SDR之后,国际金融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将会更加强烈,人民币的汇率波动可能会更加剧烈。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无论是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还是对债券市场的影响,都是值得人们关注的。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研究,能降低我国资本市场受到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力,从而为我国的资本市场提供一个健康、稳定的发展环境。本文从汇率波动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和汇率波动对我国债券市场的影响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我国资本市场的具体情形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     

人民币汇率波动:测算及国际比较

人民币汇率波动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本文在利用GARCH模型测算人民币汇率波动率的基础上,将人民币与美元、日元、港币、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和新加坡元进行互动性比较分析。认为现阶段,我国应该在不放弃政府干预的前提下,考虑适度放宽汇率波动的区间。     

人民币汇率波动与汇率操纵——基于中美贸易顺差的VECM检验

随着中美之间贸易顺差日益扩大,中国被指\"操纵\"人民币汇率。本文将通过构建VECM模型,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汇率波动及国民收入纳入统一的框架来综合分析中美贸易顺差扩大的真正原因,以此说明中国是否存在\"汇率操纵\"。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发现中美贸易顺差主要由国内经济驱动,而不是汇率因素,因此中国不存在\"汇率操纵\"。     

汇率弹性化下人民币汇率波动预测分析

本文选取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有关结构变量,分别通过线性MA模型和基于遗传算法改进的GABP神经网络模型,对人民币汇率波动进行模拟和预测。通过比较发现,汇率缺乏弹性时期,逐月MA模型的历史拟合和样本外预测效果最优;随着汇率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汇率弹性化的增强,GABP神经网络模型在汇率波动的模拟和预测方面均有最优表现,故汇率波动预测模型应随汇率弹性及其波动特性不同因时制宜。同时结果表明,汇率弹性化能够加深汇率波动及其结构变量间的均衡关系,利率市场化改革应与汇率市场化改革协调推进。     

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因素非常多,汇率的确定受众多因素的共同影响。本文从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因素,认为应该调整经济因素,促进汇率合理波动,并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     

中央银行沟通可以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吗——基于中国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通过检验我国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市场的影响,间接考察了其是否具有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力。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沟通对短期利率和股票日收益率水平及波动性具有显著的、与预期一致的影响,但对长期利率的影响不明显;书面沟通与口头沟通相比,后者的效力更强一些,并且在口头沟通中,中央银行行长比其他人更能影响金融市场。主要的政策含义是沟通可以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一种新的工具,与传统的工具配合使用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央行干预效应之日本证据:1991-2004

本文利用日本央行的外汇实际干预数据对1991-2004年央行干预日元/美元汇率的效应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买入干预的绝对数量对汇率水平影响显著,当干预为日美央行联合买入时,干预对汇率水平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单边卖出干预和央行联合卖出干预对汇率水平均不产生显著性影响。同时,日本央行参与入市干预这一举措本身会导致汇率波动的下降,但当干预数量较大时,日本央行的干预将会增大汇率的条件方差。     

人民币双边事实汇率制度与中国出口增长

与汇率水平、汇率波动不同,本文研究汇率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结论发现:中国同34%的贸易伙伴是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度;对固定汇率制度贸易对象的出口规模是浮动汇率制度贸易对象的1.30~1.92倍;如果中国同所有贸易伙伴均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中国出口将减少6.42~13.29%;固定汇率制度对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产品的作用更明显。这意味着固定汇率制度不仅增加了出口规模,也优化了出口结构。寻求固定汇率制度的替代性金融工具是未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课题。     

中央银行沟通可以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吗——基于中国数据的分析

本文通过检验我国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市场的影响,间接考察了其是否具有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力。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沟通对短期利率和股票日收益率水平及波动性具有显著的、与预期一致的影响,但对长期利率的影响不明显;书面沟通与口头沟通相比,后者的效力更强一些,并且在口头沟通中,中央银行行长比其他人更能影响金融市场。主要的政策含义是沟通可以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一种新的工具,与传统的工具配合使用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中国利率与股市间波动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采用多变量EGARCH模型分别对中国利率与沪深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股票收益率对利率收益率有着显著的短期动态影响;利率与沪深股市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除了利率对深圳市场的方向外,其他方向的波动溢出均存在着不对称性.     

人民币汇率与货币替代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1997Q4～2007Q1中国的实际数据

本文在现有的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借助于中国1997Q4～2007Q1间的实际数据,对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及其波动性与货币替代率的经济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波动性与货币替代率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与货币替代率则存在一定的协整关系,即中国的货币替代更多的是出于保值需要,不具有投机性。此外,研究还表明,当前中国货币替代率的变化更多地则是受汇率以外的因素影响。     

汇率沟通、实际干预与人民币汇率变动——基于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汇率沟通已成为货币当局一个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本文评估了汇率沟通在人民币汇率变动中的效力,并就其效力与实际干预的效力进行了比较。经验结果表明:汇率沟通时滞短,能使汇率朝着货币当局合意的方向变化,且汇率沟通冲击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解释力较强;然而实际干预时滞较长,其效力明显弱于汇率沟通,对汇率变动的解释力弱。这两种政策工具的差别表明,汇率沟通在汇率市场是个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     

外汇市场的协同波动与联合干预

本文以ARMA-GARCH,GARCH-M及EGARCH模型检验中国、日本及韩国1997年1月至2010年9月的实际汇率波动,及是否存在风险溢价和杠杆效应,结果发现:中国汇率波动最为平稳,而韩国汇率波动最大,并且存在显著的风险溢价和杠杆效应。我们另外考量了中央银行干预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发现日本中央银行干预最为有效,而韩国中央银行干预最为无效。此外,我们以BEKK-MGARCH模型检验中日韩三国的汇率协同波动现象,发现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汇率皆具有正向协同波动关系,而以日韩的协同波动持续性最为显著。若考量央行联合干预,则中日汇率的协同波动性将提高,日韩汇率的协同波动性将明显降低。此外,中日及日韩的联合干预对汇率协同波动有显著的政策效应。     

管理浮动汇率制背景下人民币名义汇率波动分析

本文运用描述统计方法比较了1994年1月至1997年12月、2005年7月至今管理浮动汇率制背景下两个不同阶段内人民币/美元汇率波动的情况,而后结合中国实际、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方法建模,分析了2005年汇改新政之后影响汇率波动变化的因素。     

汇率波动与我国双边出口贸易:存在第三国汇率效应吗？

本文基于改进的Cushman(1986)数理模型,采用多元GARCH-BEKK模型估计汇率波动率,并建立似无关(SUR)模型,分别考察我国对美国、欧洲、日本的双边出口贸易中第三国汇率效应的存在性及其特性。基于双边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双边贸易除了受到双边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外,还受到第三国汇率因素的影响。中国向美国(欧洲、日本)的出口贸易量随着相应的第三国汇率波动的扩大而增加,随着第三国汇率升值而减小。进一步我们分行业研究,发现在大多数的贸易行业中能够得到与前文一致的结果。由此分析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波动扩大并不会强烈影响我国贸易,应不断加强汇率机制改革力度。并解释了为何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并未改善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同时,也指出在贸易总量研究中以有效汇率波动代理汇率风险可能造成估计结果的偏差。     

中国股市开、收盘波动性的比较研究

利用EGARCH模型,对2000年1月至2007年4月间沪深两市具有代表性的股票及指数的开收盘收益率的波动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收益率序列有明显的ARCH效应,其波动性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的冲击的持续性;在样本期内,上交所的个股和指数未能观察到开盘波动性高于收盘波动性的现象,而深交所个股在2006年7月实施收盘集合竞价机制之后比较明显地观察到开盘波动性高于收盘波动性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