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房产财富与家庭消费——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家庭房产财富与家庭消费的关系,理论上区分了家庭房产财富的存量与流量,分别从存量的住房资产价值与流量的住房资产价格两个方面来探讨它们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借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思想,将家庭消费按层次划分为四大类,同时充分考虑家庭异质性,按家庭住房产权归属、家庭拥有住房套数和家庭所属地区对样本进行分类,详细对比分析了家庭消费与家庭住房资产价值与价格之间关系及其存在的结构性差异。实证结果显示：家庭住房资产只存在微弱的“资产效应”,而作为住房“负资产”的住房负债则会带来较强的“负债效应”;另外,家庭所在社区商品房价格上涨并不存在“财富效应”,但房价上涨较快地区,房价上涨会通过“替代效应”增加非自有住房家庭的消费。     

商业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FPS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家庭商业保险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商业保险资产对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且随分位点数的增加,收入效应越大。控制变量中的家庭收入、城乡类别、家庭规模及受教育程度均正向显著地影响着家庭消费支出,且在各个分位点下系数呈现递增的趋势。考察商业保险对于不同类型消费支出的影响情况,发现商业保险对家庭设备支出以及居住支出等大额消费方面的支出存在显著的收入效应,而对于食品支出等生活必需品消费的影响微弱,对医疗保健的支出影响不显著。     

试析家庭财务中的住房资产投资

本文通过分析住房资产投资的特点和家庭财务中住房投资面临的风险,针对我国房产投资现状,提出政府应对这类投资进行积极有效的干预,欲进行投资的普通居民更应多了解房产市场,为将面临的风险做好准备的建议,以期为家庭财务中住房资产投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家庭收入、住房财富和旅游消费--基于天津市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7年天津市居民交通与住房调查问卷》,探讨家庭收入、住房财富对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收入、住房财富对旅游消费都存在显著影响,且家庭收入对旅游消费的影响高于住房财富;年轻家庭"住房资产效应"高于中年家庭和老年家庭;教育程度越高、工作越稳定的家庭其收入对旅游消费的影响越大;此外,风险厌恶型家庭其收入对旅游消费影响最低,风险偏好型家庭住房财富影响系数最大。     

家庭生命周期住房需求文献综述

本文侧重于以家庭为基础来考察住房市场的买方市场的文献,梳理国外前沿文献,归纳文中的估计和模拟家庭生命周期住房需求的动态结构模型和各范畴之间的关系,基于家庭在面临非耐用消费品消费、住房、金融资产等资产组合选择函数时作出的选择模型,总结实证和理论方法。     

中国家庭资产配置及其城乡异质性 ——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家庭生命周期对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并基于年龄-时期-组群（APC）分解法,识别了生命周期中的年龄效应和群体效应。研究发现：在年龄效应方面,青年家庭持有较大比重的现金及银行活期存款,中年家庭持有较大比重的房产、金融产品,老年家庭持有的现金及银行活期存款、房产比例较大;在群体效应方面,出生年代较早的家庭持有较大比重的住房、现金及银行活期存款,出生年代较晚的家庭持有较大比重的金融产品。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农村家庭,城镇中年家庭、“80后”和“90后”家庭的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比和金融产品占比更大,城镇老年家庭的房产占比更大     

房价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微观数据的证据

基于2010-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从生育成本视角探讨房价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价上涨显著抑制了育龄女性生育意愿，房价上涨1%，生育孩子意愿数减少0.051个；加入男性样本后，房价上涨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抑制影响减弱为0.043，这一发现说明房价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并没有现有文献所报告的那么大。进一步把房价的影响分解为挤出效应和财富效应，发现房价上涨在拥有两套及以上房产的家庭中存在财富效应，但是总效应仍然表现为净挤出。异质性分析发现，房价对城市家庭、中高收入家庭、拥有住房的家庭以及中西部地区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更显著。从稳定房价、支持改善性住房、差异化调控、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以及生育福利全覆盖等方面提出了降低生育成本的政策建议。     

住房财富、家庭收入和教育支出——基于天津市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2018年天津市居民交通与住房调查问卷》,探讨住房财富、家庭收入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总体上家庭收入对教育支出的正向影响高于住房财富,住房财富、家庭收入对校外教育支出的正向影响大于校内教育支出。从分样本看,对于子女所处教育阶段较低的家庭,住房财富和家庭收入对教育支出的影响较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或工作较不稳定的家庭其收入对教育支出的影响较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或工作较稳定的家庭其住房财富对教育支出的影响较大;此外,对于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或工作较不稳定的家庭,住房负债对教育支出存在显著影响。     

数字化能力、家庭收入、家庭消费和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基于CFPS数据

随着居民数字化能力与收入水平的提升,数字化消费方式对家庭消费产生重大影响。文章基于CFPS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能力显著促进家庭消费,通过提高家庭收入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能力对家庭享受型消费的影响仅在农村家庭中显著,数字化能力在促进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中城镇比农村更显著;数字化能力明显促进中老年户主家庭的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     

家庭资产组合选择行为综述

<正>一、研究背景家庭资产配置问题是指居民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将劳动收入和资产处置收益作为家庭财富,通过消费和投资,实现总体效用最大化的优化决策过程。该问题不仅对家庭个体有重大影响,而且会通过影响国民储蓄、消费、金融市场参与度等多种途径影响到一国经济的发展。因此从1960s开始,国内外涌现出大量的关于家庭资产配置的实证和理论研究。本文将以家庭资产组合选择行为影响因素和相应的研究框架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国内外家庭资产组合选择行为的研究进行回顾。二、早期理论描述     

九成家庭有私宅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发展室主任李炜称,绝大部分居民已经实现了住有所居,房产已经成为城乡居民家庭最为基本的财产。调查显示有95.8%的城乡家庭都拥有自己的住房。李炜说,公众对自己家庭的住房做了一     

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房产投资行为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71个城市的286户家庭有关房产投资的问卷调查,对我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房产投资行为进行分析.从房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收益状况,以及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揭示我国城市居民家庭房产投资行为的特点；同时,对未进行房产投资的家庭进行了特征分析.研究发现:主要的房产投资资金来源为家庭收入,并且家庭投资资产中房产所占份额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房产投资的收益率与房产所在城市相关.     

信息在线

新闻链接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发生重大质变(一)住房、汽车和通讯网络器材成为城市居民生活中的“新三大件”其中,人均住房消费支出为7267.94元,占居民消费支出的53.5%,位居商品消费支出的首位;人均汽车消费支出为891.57元,占居民消费支出的6.5%,位居商品消费支出的第二位;人均通讯网络器材支出为488.86元,占居民消费支出的3.6%,位居商品支出的第三位。(二)教育、医疗和旅游成为新世     

个人住房产权变动不同方式下的涉税分析

房产交易变动方式不同,可能因适用不同税率或享受不同税收优惠政策,税收支出会有明显差距.本文以两代房产变动为例进行分析,寻求实际生活中两代之间房产变动过程中的税收影响最优解决方案.分析得出:父母与子女均为唯一住房时,继承方式整体税负最小;父母是唯一住房,子女非唯一住房时,采取买卖方式整体税负最小;父母非唯一住房,子女唯一住房时,继承方式税负最优;父母与子女均为非唯一住房时,买卖方式税负最优.     

数字化生活如何影响家庭消费：来自CFPS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8年CFPS数据实证研究数字化生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发现：数字化生活对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数字化生活通过家庭禀赋微观作用机制对家庭消费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生活对于城镇以及三、四线地区的家庭消费影响更为显著，女性数字化生活技能的提升对家庭消费影响较大。因此，政府在强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应重视居民数字素养的提升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充分发挥互联网对家庭消费的提质扩容作用。     

城镇居民住房消费能力统计分析——以安徽为例

本文以消费函数的基本理论为基础,结合安徽省具体情况,在对城镇居民住房消费函数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房价收入比"、"储蓄房价比"两个指标,并使用"储蓄房价比"这一指标优化了模型,得到了较为简约的城镇居民住房消费支出模型。由最终模型知安徽省镇居民住房消费是缺乏弹性的,主要原因是住房消费可以选择的代替品较少。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比例的计量分析

居民家庭消费近年来在消费中产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本文利用1997-2016年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基本情况,借助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建立计量模型,对城镇居民家庭各方面人均消费比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因此要提高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关键还是要提高收入,希望本文的分析能对政府改善民生提供参考依据。     

家庭构成对恩格尔曲线的影响

在恩格尔曲线的研究中,人们首先考虑的是家庭收入和某一种商品(譬如食品)的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经过分析,得到了诸如恩格尔法则之类的研究成果。然而在实际生活中,除了收入影响消费以外,还有很多其它因素也影响居民消费。家庭构成就是影响消费的一个主要因素。家庭成员在人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工作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必然会导致不同的消费偏好,产生不同的消费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构成在恩格尔曲线的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仅次于家庭收入的第二个重要因素。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因此在分析消费倾向时     

农村养老保险能改善老年家庭贫困脆弱性吗？

社会养老保险是应对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贫困问题的核心制度安排。文章基于2011年和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微观数据,运用PSM-DID模型,实证检验农村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可促进金融资产与耐用消费品资产的累积,发挥减贫效应,但其抑制了农村老年家庭土地资产的减贫作用,未能影响到生产性资产的减贫作用;养老保险强化了教育人力资本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但其通过减轻医疗支出负担、提高老人健康人力资本而改善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果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农村养老保险对人口结构最完善的联合家庭减贫效果最有效,空巢老年家庭次之;相较于中低龄老人家庭,养老保险改善高龄老人家庭贫困的效果不佳;家庭人均消费水平越高,农村养老保险的减贫效应越好。     

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全面扩大内需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而政府转移支付是提振消费的关键政策工具。立足于政府转移支付的“收入效应”和“再分配效应”,选用2014—2018年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农村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转移支付对微观个体消费总量和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转移支付促进了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增加,但这一正向影响在中西部地区不明显;过度依赖政府转移支付不利于居民家庭消费水平的改善,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转移支付在东部地区更容易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政府转移支付主要增加了居民家庭用于发展享受型消费的支出,推动了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